2. 司法
  3. 1992年5月15日北京某法院审理了某国贸中心非法搜查倪培璐、王颖两位消费者，致其名誉受损，两位消费者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红颜一怒为自尊》，报道了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吴祖光读了之后，撰写《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

1992年5月15日北京某法院审理了某国贸中心非法搜查倪培璐、王颖两位消费者，致其名誉受损，两位消费者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红颜一怒为自尊》，报道了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吴祖光读了之后，撰写《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

admin2013-06-09  27
问题 1992年5月15日北京某法院审理了某国贸中心非法搜查倪培璐、王颖两位消费者，致其名誉受损，两位消费者起诉要求损害赔偿。在该案的审理过程中，《中华工商时报》发表了《红颜一怒为自尊》，报道了该案件的有关情况，吴祖光读了之后，撰写《高档次事业需要高素质员工》一文发表于1992年6月27日《中华工商时报》。在该文中，吴祖光对国贸中心个别工作人员检查消费者的做法及有关人员的谈话提出了批评。国贸中心称该文捏造事实并使用污辱性语言，侵害其名誉权，向法院提起侵害名誉权的诉讼。在诉讼期间，被告吴祖光又撰写了《一个“被告”的回答――致“原告”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董事长孙锁昌先生》一文，发表于《时代潮》杂志。同时，被告吴祖光还在美国《世界日报》和《戏剧电影报》发表关于本案的两篇谈话对原告国贸中心再次进行了批评。

    1. 运用掌握的法学知识阐释你的观点和理由；
　　2．说理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表达准确；
　　3．字数不少于500字。

选项
答案在本案中被告是依据媒体已经报道的事实进行了评论，由此国贸中心起诉吴祖光侵犯了其名誉权。这是名誉权和新闻舆论监督的冲突，是各国法律都面对的一种价值的冲突，法律必须选择优先保护的法益。在名誉权和新闻舆论监督发生冲突时，我国法律究竟应优先保护新闻报道自由呢，还是应优先保护个人或法人的名誉权呢?我认为应该是优先保护舆论监督的权利。 　　舆论监督与名誉权的保护都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也是社会文明的标志。它们从根本上都是建立社会的民主与法制、保持现代社会的稳定与和谐所不可缺少的制度。如果法律仅注意保护名誉权而忽略了对舆论监督的保护，那么，虽然个人的人格及其尊严得到了他人的尊重，但此种保护要以不必要地限制正当舆论监督为代价，并将使社会缺乏一个大胆批评、畅所欲言的宽松环境。这不仅会纵容一些侵害公民权利包括分割公民人格权的行为，而且会使个人的人格权沦为一种与社会利益不协调的绝对化的个人利益。同时，如果新闻不客观的报道或不公正的评论也会侵害个人的名誉权、隐私权等等。所以在这两者之间经常会存在矛盾，因为新闻侵权的主要对象是公民的人格权，特别是公民的名誉权和隐私权，因而法律对新闻侵权行为制裁程度不同，将直接影响到对新闻自由和公民名誉权的不同保护。所以法律要做出一个价值选择，或价值平衡。 　　(一) 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的法理基础。我国宪法规定了公民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但是未使用新闻自由或者新闻出版自由的概念。而且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自欧洲复兴运动伊始，主张言论自由、反对封建专制，就成为进步的政治思想家、法学家追求的目标。洛克在其《政府论》中进一步发挥这一观点，认为人民授权政府进行统治，国家的权利来源于人民的意志，只有在符合人民利益的范围内政府才能行使统治权，言论自由最能表达人民的意志，使政府知其行止。因此，言论自由是各项天赋人权中最基本的一项，是政府不得任意加以干涉和剥夺的。同时，新闻自由和舆论监督是公众参与公共事业、监督管理公共事业的重要方式之一，是保障公众关心、参与、支持、监督、批评的必不可少的条件，而对言论表述和新闻自由的确认与保护则是保障这一言路通畅的主要法律机制，它对促进和保障公众之社会参与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 公民名誉权保护的价值基础。名誉权是指公民和法人对于根据自己的观点行为工作表现所形成的有关其素质、才干、品德的社会评价等方面享有的不可侵犯的权利。名誉权是法律主体赖以存在并从事民事活动的基本条件。现代法律设定名誉权保护制度，其主要目的是为了维护基本人权，保障民事权利主体在社会上获得公正的评价，得到其应当得到的直接感情利益(如受到尊重)和由此而可能导致的间接物质利益。有了这样的法律制度，民事权利主体可以免受他人侮辱、诽谤，在其名誉权受到侵害时，得请求法院进行司法救济，从而达到恢复其名誉的效果。 　　(三) 言论自由、舆论监督和名誉权保护的平衡或协调。根据以上论述，这两种权利有其深刻的法理基础，对其进行保护体现了一个社会现代文明的程度。因此两者都不可偏废，但在两者发生冲突和矛盾的情况下，法律有必要做出判断和选择。对于这样的同样是为民事主体不可或缺的权利和利益之保护，法律不可能一般性地规定孰重孰轻，而只能在观念上达到利益平衡。当然这样的平衡是相对的、一般而言的。在具体的情况下就要具体的分析。比如，1、如何看待新闻媒体的报道或评论或其他形式的社会舆论的功能，进而如何产生、接受、理解和评判这些信息和舆论。2、在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中发生了侵权行为时，是否有必要区分公众人物和普通人物?3、如果在舆论监督中，从事实依据出发对涉及社会公益的有关行为进行客观、公正的、不含恶意的报道和评论，即使里面有一些贬损或偏激的言论。 　　名誉权是代表私人利益的，是以保护民事主体利益为主的；而言论表述、新闻报道自由是代表公共利益的、主要是保护国家政治和社会公共生活方面的利益、新闻界的利益。当这两种利益发生冲突时，应更多的考虑其利益基础，充分发挥该权利和自由的正面效应。在其客观的前提下，应以社会公共生活的利益为先。 　　(四) 许多国家已经建立了“公正评论”的法律制度。凡是政府机构、事业单位和其他受到大众关注或争议的机构和个人，新闻单位和个人都可以进行评论，即使评论偏激或有所失当而引起对方社会评价的降低，法院也会考虑减免评论人的责任。 　　在这个案例中，被告吴祖光对国贸中心侵犯消费者利益的做法提出批评，属于舆论批评或舆论监督，他的评论涉及了消费者利益的问题，进一步讲是人的尊严的问题。在我国，通过舆论的评论或监督已经使消费者的权利和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高。吴祖光作为一个公民，参与讨论，提出自己的见解。他的意见不是凭空而来的，而是基于新闻媒体对这个事件的报道然后对这类社会现象进行评论。因为有关人及其行为已经成为了公共评论的事实或现象的一部分。 　　舆论监督或评论，也不能滥用，造成侵权一样要负法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在对审理名誉权案件的解答中，就提出文章的基本内容失实，使他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认定为侵害他人名誉权。 　　当然一般来说，舆论监督是否构成侵权有以下几个标准：真实、说理、善意。从这几个标准来看，第一、吴祖光的评论是基于事实进行评论，没有违背事实依据，因此是真实的。第二、吴祖光的评论从目的上看是基于表达对消费者的利益受损的同情和改变目前消费者在法律上处于弱势地位的忧虑，所以可以认定他的行为是善意的。第三、吴祖光的评论虽然语气有过重之处，但并无辱骂、谩骂、诽谤的意思。我们知道，辱骂、谩骂是以行为、语言或其他方式，贬损他人人格利益破坏他人名声，其主观上是故意的。而吴祖光的评论是基于善意的，如上文分析。当然，吴祖光的评论是否损害了国贸的名誉似乎很难把握，但舆论批评具有宪法权利的优先地位，即在保护名誉权与舆讼监督之间法律应向后者倾斜，吴祖光不应该承担侵害国贸名誉权的责任。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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