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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给定资料一】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给定资料一】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admin2020-01-10  42
问题 【给定资料一】
    1．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村社会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各种利益关系趋于复杂化，农村纠纷处于多发期。
    纠纷普遍存在于任何一个社会之中，农村纠纷主要是指发生在农村的民事纠纷，或者所涉及的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主体是农村的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等主体的社会纠纷。当前，我国农村纠纷解决的方式，一是和解，是指在纠纷发生时，当事人之间自行协调，化解分歧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通常被称为“私了”。二是调解，就是引入第三方，以公正、公平的立场，对纠纷各方进行劝解、说服、教育、协商，促使纠纷各方达成协议谅解、解决纠纷的方式。第三方可以是与双方关系都较好的亲友长辈、村乡镇干部、当地人民调解员、政府机关调解部门。三是行政处理，是指乡镇政府及行政机关派出机构(包括工商管理所、公安派出所、乡司法所、综治办等部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在职权范围内对纠纷进行处理解决。四是仲裁，仲裁是指纠纷当事人根据他们之间订立的协议，自愿将其争议提交仲裁委员会进行裁决。仲裁委员会是非司法机构，一般由农村行业自治组织的专家、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等组成，其裁判结果对纠纷当事人有强制约束力。五是诉讼，也就是“打官司”，这是村民寻求解决纠纷的最权威、最有效也是最后的途径。这几种纠纷解决方式的性质、功能、程序和形式各不相同，包括了诉讼与非诉讼两大类型，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农村纠纷解决机制。
    2．新年伊始，家住C市Z镇某村的王姓老人一纸诉状将自己的几个儿女告上了法庭。王老人育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按照农村的习俗，老人由两个儿子轮流赡养，各家尽着自己的本分，相安无事。直到2013年年底，大儿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这种平和的状态就此被打破。大儿媳和大孙子搬到了C市市区居住，他们认为再承担赡养老人的义务多有不便，于是提出将老人送往敬老院，费用两家分摊。但是，小儿子提出按照农村的习俗，家有儿子而将父母送往敬老院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情。所以，小儿子坚决不同意将母亲送往敬老院的做法。至于出嫁的女儿，由于在传统观念上已经被界定为“外人”，所以也不便发表意见。大家就老人赡养问题经多次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出现了老人生活无人照料的情况。村委会多次上门做工作，终无结果。最终，老人把儿女告上法庭。
    E村村民老王和老李的老宅基地相邻，中间有1米的公地。后来，老王将老屋拆除重新改建，占用了两家的公地。邻居老李见势也不甘示弱，在老层改建中占用了剩余空地，致使两家的房屋紧贴。老王认为老李新改建房屋设施严重影响其住房采光、通风，而老李则认为老王霸占公地盖房，自己没有什么错。为此，两家多次发生争吵，虽经镇村多次调解，甚至对簿公堂，但双方各不让步，导致纠纷一直得不到解决，积怨11年。经过村干部调解员长达一年的悉心开导，苦口婆心地做双方的思想工作，讲法律，明是非，讲人情，双方当事人才转变了态度，你家道歉，我家让地，握手言和。
    2007年，G镇政府提出新农村建设。老郭家的房屋因靠近公路被列为拆迁房。当时，老郭对房屋拆迁补偿安置有意见，多次与村委会协商未果，闹起了纠纷。此后的7年里，频频到乡镇、市里上访，甚至闹访，一时间成为当地闻名的上访户。2014年，乡领导把此事作为重点，多次找村、镇、市领导协商解决。帮助其办理相关手续，领取拆迁补偿款。终于使老郭另盖了160平米的大平房，马上就要开始内部装修，老郭心中积累多年的怨气也被化解了，逢人就说：“政府是我们村民的知心人，我以后再也不上访了。”
    2000年，B村将92亩土地租给本村一村民种植水稻，签订的合同2014年到期。合同期满前，该承包人在没有和村委会商议的情况下，私自跟村里的一合作社签订协议，将92亩土地的承包期又签了10年。村委会要求按约收回承包地，当事人以已与合作社签订协议为由拒绝交还土地。双方经过多次调解未果，矛盾不断加深。最后，村委会向奉贤区土地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很快仲裁结果下来，村委会如期将土地收回，村集体土地权益得到了维护。
    陈秀英所在的松江区车墩镇联庄村，是黄浦江水源一级保护区。10年前，一名商人向村里承租了十余亩非耕地，擅自改变土地使用性质，加盖厂房，分别出租给6户企业。经过环保部门鉴定，这6家企业均属污染企业。“污染企业一来，村里环境也变了。”6家企业所在地，离黄浦江仅200米，四周都是村民楼房。“纸箱厂、塑胶厂的机器一开动，油墨味刺鼻，在家都能闻到。”村民们不敢把衣服晒到外面，怕沾上粉尘和味道，大白天也要关门窗。厂房排出来的废水直接流人村里的大明沟，“黑黑的，有味道，老吓人的!”当镇村相关部门找到承租人和6家企业经营者时，他们先是拒绝拆除，后又开始要价，迟迟不愿搬迁拆除。最后，经过5个月的谈判、协商，才同意拆除，并与村委会签订了资产补偿款协议书。
    K镇吴村发生了一起群体性事件，起因源于一场征地纠纷。几年前，吴村村委会和K镇人民政府签了一份土地租赁合同，将村里的246亩集体土地租给镇政府开发，每年每亩租金为1900元，租期50年。然而，某天一村民在省国土厅网站“闲逛”时，偶然发现吴村这些土地已经被出售给了J市五金有限公司。集体土地怎么能出售呢?消息传开，村民拨打纪检监察和信访部门的举报电话，并多次到有关部门上访，但K镇和J市一直未能给出明确答复，导致村民情绪激动，开始通过堵路等形式表达诉求，并演变成一场群体性事件。关于这场冲突，K镇政府的通报是：×日起，吴村部分村民因征地补偿及历史遗留问题，在J市五金公司门口聚集，用砖块拦截该公司出入通道。×日下午，有村民反映，五金公司准备组织300名员工清场。为避免双方发生冲突，16时，当地公安分局组织民警到现场维持秩序，镇政府组织工作人员清理现场路障，在这过程中有村民起哄，一些村民互相推搡，造成镇政府工作人员梁某被村民投掷的石头砸伤头部，村民冯某、霍某头部受伤，三人送医院经CT检查，均为皮外伤。
【给定资料二】
    45岁的张红，是南山镇农技站的一名农技工作人员，也是当地为数不多的具有高级农艺师资格的人之一，自1989年农业院校毕业参加工作以来，她从事农技工作已有将近30年的时间。由于当前正值春耕时节，张红大部分时间都在下乡，忙碌在水稻机械化播秧育种蔬菜新品种示范、花生新品种示范、水稻、花生的高产创建等工作的第一线。
    “做农民推广工作很辛苦，刚开始老百姓都不信任你，慢慢地，看到效益了，他们就会慢慢跟上来。”张红说，做农技工作近30年来，她见证了农业技术的发展变迁。从以前的水稻地坑两段育秧到后来的早育秧再到现在的水田薄膜育秧，看到村民因为使用自己推广的新技术而获得丰收，她感到欣慰、很幸福。
    在大浦村，张红的一亩水稻高产试验田水肥苗壮，长势明显好于周边农田。张红仔细地观察着秧苗的长势，细心叮嘱农户要及时补秧。“去年我的水稻高产试验田亩产突破1400斤，拿了全县第一名呢。示范效应出来了，村民自然就会跟着我们种。”她说这话的时候满脸掩饰不住的骄傲。
    在查看完了村民的水稻和花生后，张红拖着疲惫的身体踏上了回单位的路。“通知村民，农田里的水要放一些，不然薄膜就浮起来了。”临走之际，张红不断叮嘱大浦村的村长。
    下午4点半，她看了看表，还有点时间，打算到镇里几个甘蔗种植户那里去看看。南山镇种有5000多亩甘蔗，往年这个时候，是甘蔗病虫害最多的时候，她放心不下。“甘蔗、水稻、花生这些传统项目，是我的老本行，指导起来得心应手。但对于近年农户的新品种、新项目，我就心里没底了。”张红无奈地说。在她的记忆里，已有很多年没参加过任何技术培训了。
    张红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种农产品种植新技术的书籍，这些书是她在县城书店买的。由于缺乏农技人员的培训制度和培训经费，没有机会参加培训，只能自学或去农业局请教专家。4年来，农民规模种植茄子、冬瓜、香蕉，经常碰到播种、防病虫害等问题，她一边自学，一边尽力帮助农民解决难题。
    尽管张红很勤奋，但她明显感到知识跟不上需求了。她说：“像去年村民李伟种植的金银花中药材项目，我就成了门外汉。这段时间我有空就看看书，学习种植、管理技术，希望能帮农民一点忙。”
    “我们镇有上百个自然村，却只有五名农技人员，另外四人都是五十来岁的‘老农民’。两人是农民技术员中转招录用的，另外两人则是通过其他途径安置的，虽然他们干农活有丰富的经验，但文化基础水平不高，专业理论功底比较薄弱，对日新月异的农业科技新知识学得少、见得少、用得少，有的甚至非常陌生。长期以来他们是凭着热情、凭着经验、凭着肉眼工作。因此，对新时期农业新技术的推广运用感到束手无策，更谈不上开拓创新。”说到这里，张红显得很无奈。
    张红回忆说：“前些年，我们这里也分配过三个农业院校的毕业生，但是一个没呆上多久，耐不住农村的寂寞，就走了。另外两个根本没来报过到，说是宁愿留在城市从事非所学专业工作，也不愿到基层农技推广机构工作。”
    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对于怎样改善目前农技人员“断层”的现状，张红有自己的看法。她希望政府能多下拨一些工作经费，如增加农业新技术、新品种推广经费等，提高农技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提升他们的事业心和荣誉感。
    全县有24个乡镇农技站，这些站大部分没有办公电话、计算机、打印机、照相机、投影仪，没有交通工具。而在乡镇和区域性推广机构中，只有3个试验示范基地，5个便携式土壤养分测定仪、农残快速检测仪器和植保检测等设备。“这样的设施配置条件，如何能吸引更多精英甘当‘土专家’，把主要精力奉献给‘三农’?”张红直言不讳，“是时候改变农技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了!”
    张红说：“在南山镇留乡劳动力当中，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只占到18％左右，从事农业为主的劳动力只有8％。农村劳动力文化程度偏低，不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接受和学习。留乡农民的科技种养水平也有问题，还不能正确处理种养过程当中最常见的问题。在南山镇，主要还是原始的农耕方式，先进技术推广难度大。一部分青年虽不是文盲，但仍是‘科盲’，即使读了初中或高中回到乡下，在校期间基本上没有学过技术，成了新一代有文化无技术的农民。”
    张红感慨地说：“南山镇主要是一家一户分散种养，遇上难题时大多凭经验。前些年农科所同志送科技下乡，提倡规模化种养，但老百姓少有问津。我国每年农业科技成果至少有6000项，但转化率只有30％左右，实在太浪费了。农业产量增长速度慢，收效慢，这是实情，所以镇政府对此信心不足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省农科所的同志也抱怨，他们的成果无法充分运用到农业实践中。真正要做好农技推广，还是需要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啊。”
【给定资料三】
    “这老宅院早应该翻修了。”
    “说得简单，翻修的钱从哪儿来?”
    一大早，A县东沟村村委会大楼里的吵闹声引来了街坊四邻的围观。在一间挂有“矛盾纠纷调解室”门牌的小屋子里，该村一对亲兄弟因为翻修老宅院的问题争执多日，早已被村调解员老郝掌握并记录在册。这天，老郝专门请他们俩来调解室“吵架”。调解室里，几乎反目的兄弟俩经过一番理论，在老郝的调解下，双方各让一步，最终互相谅解。
    在村一级设矛盾纠纷调解室，是A县构建社会矛盾调解体系的重要举措。这个依托村社会管理服务中心建立的调解室，有多名调解员，老郝就是其中之一。因为老郝为人正直，办事公道，在调解室成立之初，被东沟村村民一致推选为调解员。这些“老郝”们负责信息搜集，掌握全村的大事小情，并记录备案，开展调解工作。“能在家里说和的就到家里说，需要认真理论的，就请双方到这里调解。”老郝说。自一年前调解室成立以来，东沟村未发生一起上访案件和民转刑案件，所有的矛盾纠纷在这里都得到了解决。
    记者了解到，A县把县、乡、村三级调解机构纳入“大调解”进行统一管理，同时将县、乡、村调解机构的运行经费列入财政预算，专款专用。为调动基层调解员的工作积极性，A县出台了调解工作以案定补政策。同时，为夯实综治基层基础，落实好“大调解”工作，2014年，A县推行“综治专干”制度，在每个乡镇配备一名全额拨款事业编制干部，主要负责基层矛盾的排查和化解。这一系列保障措施的出台和落实，不仅激发了广大基层调解员的积极性，也使A县的“大调解”队伍不断壮大。“综治专干”老赵是A县法院一名法官，2014年以来，每个周三他都要到该县白家庄村走访一番。村里的调解室，就是他的办公室。每到这一天，调解室总会很热闹。“碰上矛盾纠纷就现场调解了，如果没啥事，就给我们做一些法律知识的培训。”该村村民这样告诉记者，“现在有个法官在咱们村了，有事情，事先就打听清楚了，还能有啥矛盾?”
    老赵颇有感触地说：“其实坚持下来走一走，帮大家做调解，做咨询，就会发现，以前很多诉讼原本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不能在基层就地化解，所以越搞越僵，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好打官司，使司法资源更加紧张。”
    为进一步创新社会管理，2015年，A县在“大调解”工作的基础上，将“人民调解进万家”活动与“党员干部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有机结合，开展了“人民调解进农村，千家万户暖民心"活动，要求机关干部要深入一线，每人要入户10户以上，了解民情，听取民意。各村人民调解委员会牵头负责，调解员包户到人，入户宣传人民调解知识。在走访活动中要带着热情走访，带着感情解民忧，带着责任求实效。每名干部进村前，都要与管理区、村两委干部结合，了解各村的实际，有针对性地到党员、贫困户、留守人员家中，广泛了解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每名调解员在入户前要通过村民组长充分了解各户的具体情况，既要征求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又要积极宣传人民调解的相关知识。真正听取群众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和要求，对群众反映好的调解机制要及时向镇司法所、市司法局汇报，为进一步推动人民调解工作提供参考；对走访过程中发现的民间纠纷，能当场化解的当场化解；不能当场化解的，要及时归纳、记录，想办法加以化解。
    A县人民调解员在这次走访活动中，发放人民调解知识宣传页10000余份，共化解各类纠纷45件，有力地提高了人民调解工作在群众中的影响。由于大量的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得党群关系更加密切，社会更加和谐稳定。
【给定资料四】
    揭岭县属于山区县，据统计，该县约有18万户农村家庭，34万农村劳动力，其中外出务工人员达16万，占全县农村劳动力总量的47％。全县农务收入首次突破48亿元，人均创收近6000元，农务输出已成为该县农民重要的收入来源，这对促进该县农民增收、农村经济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进程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然而，外出务工留下的大多是“386199部队”，即妇女、儿童、老人，是该县农村留守人群的主体，他们的生存质量面临严峻挑战。因此，关注农村留守家庭人员，破解农村留守家庭问题，亟须社会高度重视，刻不容缓。
    从受访的147户家庭来看，有两类家庭特别值得关注：一是留守家庭中仅有老人的占16户，这类家庭几乎是老夫妻相互扶持和照顾，衣食住行都只能靠老人自己。二是留守家庭中仅有老人和孩子占87户，有近一半的留守老人同时监护2个以上孙辈。虽然大多数留守老人对子女外出都表示理解，但由于年轻人外出打工，家中老人一旦患病，既没有儿女在身边照顾生活起居，又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请保姆进行日常生活的照料，更没有人督促去治疗，加之老人们家务忙，农活多，往往使小病拖成大病。
    调查显示，80．9％的留守老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自养。不少留守老人过了耄耋之年还在田间烈日下，耕种自己和儿女的土地。有的老人则靠做小生意、打零工、捡废品勉强生活。调查中，有一位81岁的老人，一儿三女都在外务工，但是儿女们所给的还不够她基本生活支出。为了自给自足，老人种了一分菜地，还每天出去捡废品。然而，村里和她一样捡废品的老人有30多个， “僧多粥少”，每人所得寥寥无几。老人过惯了苦日子，对物质生活倒没有过高的奢求。但是四个孩子都不在身边，老人过着“出门一孤影，进门一盏灯”的生活，时常感到心里话没处诉说，有时间没事打发，觉得生活没意思。“蹲墙根、找树阴、聊聊天”，这就是老人闲暇生活的写照。
    留守儿童中，近一半孩子学习成绩处于中等偏下，厌学、弃学现象普遍，还有一些孩子成了家中的负担，被亲友“踢”来“踢”去，一会儿放到外公外婆家，一会赶到叔伯家，孩子甚至认为自己是“多余的人”。
    小丽说，爸爸和妈妈都在深圳打工，爸爸在码头搬运货物，妈妈跟着打零工，从记事起，她就与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只有12岁的她看上去比其他同学要懂事许多。小丽常常给爸妈写信，“我好想你们，你们不要太劳累，注意保重身体!”写着写着，小丽的眼里泛起泪花。“爷爷奶奶对我很好，总是尽可能让我吃好的、喝好的。可还是跟爸妈不一样。”小丽说。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爸妈早点回家，爸妈不再漂泊，不再打工受苦。
    爸妈生下我又不管我，那还不如不生。从上小学三年级的琳琳口中听到如此消极的回答，实在令人心痛。琳琳没满周岁父母就外出打工了，琳琳一直与奶奶相依为命。由于奶奶没文化，年纪大，在管教孙子上有心无力。
    全县21个乡镇，有95％的农村留守成员都认为一方长期外出打工，对留守家庭有影响。其中，近一半的人认为有严重影响。
    据了解，在该县一些边远山村离婚人群中，因夫妻一方外出务工导致离婚的比例直线上升。如果妻子留守在家，那么她心理上必然承受更大的压力，必须承担起家里全部的责任，上有老人下有小孩，还有周围的邻里、亲戚，每方面都要照顾到，劳动强度也较大。调查显示，女性劳动力已占了该县农村劳动力总数的58％，或为该县农村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尤其是农忙季节，她们更是身心疲惫，身体不好的留守妇女，遇到的困难更大。
请根据【给定资料一】，分析指出当前我国农村纠纷的特点及其表现。[要求：(1)内容全面；(2)分析深入；(3)语言准确；(4)300字以内。]
选项
答案一是多样性。农村纠纷多种多样，有涉及老人赡养的家庭纠纷，有涉及房屋改建的邻里纠纷，有涉及补偿安置的拆迁纠纷，有涉及承包、征用等的土地纠纷等。 二是涉法性。老人赡养、邻里矛盾、环境污染、土地承包等问题往往牵涉群众切身利益，而这些问题均有相应法律法规进行规范与调整。 三是长期性。农村纠纷解决起来耗时较长，少则几个月，多则几年甚至十余年。如拆迁上访长达7年，因房屋改建邻里积怨11年。 四是群体性。当村民利益一致受损时，纠纷易形成群体效应。如征地纠纷处理不当，村民采取极端手段表达诉求，从而引发群体性冲突。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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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

申论

地方公务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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