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1.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用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铅笔作答不得分。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改革发展,就是利益分配再调整、再安排的过程。在这个

admin2012-03-19  35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用其他语言作答不得分;作答时使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铅笔作答不得分。
2.请仔细阅读给定资料内容,然后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作答。
二、给定资料
1.改革发展,就是利益分配再调整、再安排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的利益架构被打破,形成新的动力,推动经济与社会的总体进步。同时在内部利益分配方面,难免出现一些新的利益诉求,经济搞上去了,富了什么人、苦了什么人,谁受益多、谁受益少,都会得到关注。当社会管理完善、这些利益诉求能够有效化解时,经济与社会发展就能够充分协调互补。如果社会管理出现问题,“一条腿走路”,只看发展不看利益诉求,特别是不关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诉求,社会的和谐稳定就无法保障,出现社会动乱就是迟早的事。怎么应对好群众的利益诉求,怎么把这些利益诉求和发展大局相互协调,怎么让群众利益在发展中得到促进,是党和国家建设的一个深刻命题。
   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上的重要讲话指出:“人民群众看我们党,不仅要看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是否代表他们的根本利益,而且要看他们身边的党员干部是否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是否切实维护群众权益。
   “一些地方出现的上访和群体性事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少群众反映的合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群众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有效维护。解决这些问题,消除一些群众的不满情绪,要求每个党员干部既要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更要有在实际中维护群众利益的行动。我们的党员干部都要思考,如何切实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结合点,正确把握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现阶段群众共同利益、不同群体特殊利益的关系,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关切;如何切实解决损害群众利益的突出问题,深入剖析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产生的原因,采取得力措施集中加以整治,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我们的工作成效。”
   根据党中央工作的精神,浙江省《“十二五”规划》中也着重提出了“按照健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的要求,加强社会管理领域的法规、体制、能力建设,进一步完善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长效机制。”成为与民生保障同样重要、不可分割的工作目标。
   2.发展在某种意义上是社会不稳定的催化剂。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是“大锅饭”,非常公平,但效率低下。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走出了一条“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的路子。一方面国民生产总值、国民人均收人水平上去了,一方面出现了更多的社会动乱。“十五”期间,国家把城市化(后来叫做城镇化)作为发展的重要步骤,城市化的过程中,城镇扩张、农村缩小,大量耕地被征收,造成的社会矛盾难以计数,几乎每一年都有重大的群体性事件发生,可见社会管理如果跟不上,发展本身也会停滞。
   世界各国的改革过程中都会遇到类似的问题。韩国在二战后作为“亚洲四小龙”之一蓬勃发展,但是主要依靠国家投资和出口,广大国民“分蛋糕”太少,造成韩国民众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系列的社会抗议活动,并间接导致韩国威权政府垮台。突尼斯是非洲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但是近两年突尼斯社会矛盾激增,很多平民利益得不到照顾,加上就业率在近两年下降,结果也导致了国家动乱。
   发展最快的地方,社会最有不稳定的因素,这是辩证法体现出的根本道理。浙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前沿,近年来浙江的社会矛盾、冲突也不少,有许多矛盾的处理结果都让群众不满意,近期发生在温州乐清寨桥村的“钱云会案”更凸显出政府公信力的危机。改革开放三十年,“发展”不能停已经成为共识。但要实现怎样的发展、如何实现不停息的发展、如何让发展的同时人民群众也能够满意,这是一个伴随着发展持续不断的追问。
   3.最近召开的浙江省政法工作会议,把深化社会管理创新作为重要议题。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各地方政法工作都在千方百计出新招,及时化解社会矛盾。
   衢州衢江区探索开展了“干部连民心、平安连万家”的“双连活动”,构建基层平安综治有人抓、有人管的社会联动新机制,推动干部下基层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嘉兴市委政法委表示,嘉兴将大力推行基层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把人、地、物、事、组织全部纳入网格进行管理,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服务到位、管理规范,逐步实现基层服务管理科学化、数字化、精细化和长效化。
   在基层矛盾当中,劳资争议一直是个老大难问题。近年来,浙江省劳动争议案件数量居高不下,新类型案件层出不穷。2008年,全省法院受理一审劳动争议案件19193件,同比上升159.61%,出现“井喷”;2009年受理17860件;2010年共受理14211件。1月11日,省高院和各地方法院根据“阳光执法”的理念,开展了让普通职工参观法院的“公众开放日”活动,主题就是“劳动者权益保障”,全省共有4200名公众参与这一活动。来自广厦集团建设工地的工人,省总工会、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的领导等40余人一起走进省高院,近距离参观审判场所,了解审判工作。
   在大家参观了省高院的审判法庭、数字化集控中心、院史室等场所和设施后,省高院民一庭庭长许惠春介绍了我省近年来劳动争议案件的情况,并教工人们如何依法快速追薪。许惠春介绍,要想更快地拿到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的规定,劳动者可以向法院申请支付令。也就是说,劳动者可以通过法院要求欠薪单位支付工资。申请支付令,一般应向债务人住所地的基层法院申请。如果欠薪单位在收到法院的支付令15天内不提出异议也不履行支付义务的,劳动者就可以直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这种方式的好处是免除了诉讼中的一系列程序,更加简便快捷。”
   4.千百年来,进京“告御状”是中国老百姓洗刷冤屈、求得公正的最后一条道路。在现代行政管理体系下,即便是没有了皇宫的高墙大院,老百姓在首都上交的一个个具体案件也并不能保证都送到国家领导的面前,它们被认为是应该交由地方行政机关去处理、解决的。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基层利益协调机制都发挥了应有的职能,近年来北京逐渐出现的“信访村”就从一个方面说明了这个问题。
   在浙江,从60年代开始就流传着一个“枫桥经验”。20世纪60年代初,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干部群众创造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枫桥经验”,为此,1963年毛泽东同志就曾亲笔批示“要各地仿效,经过试点,推广去做”。“枫桥经验”由此成为全国政法战线一个脍炙人口的典型。之后,“枫桥经验”得到不断发展,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党政动手,依靠群众,预防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促进发展”的枫桥新经验,成为新时期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典范。
   “枫桥经验”之一:“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镇,矛盾不上交,就地化解”。为此,枫桥在各居委会、村,甚至在一些重点企业都建立了相应的调解组织。近年,枫桥镇共成功调处民间纠纷1000多起,调处成功率达97.2%,其中80%的纠纷在村一级就得到了解决。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近日在视察枫桥时也强调,要积极学习“枫桥经验”,结合当下的行政体制,认真落实信访责任制度,做到在基层解决问题。
   在1月份刚刚召开的全省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司法厅厅长赵光君强调,2011年是落实“十二五”规划的第一年,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工作极为重要。当前必须做好各项利益调解工作。各级司法行政机关要加大《人民调解法》的宣传力度,扩大它的影响力。要重点推进医疗纠纷、劳动争议、交通事故纠纷、物业纠纷等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让人民群众的自发组织参与到调解中,着力构筑第三方参与的矛盾调解机制。
   法律顾问、法律援助,和其他一些能够让群众了解法律知识、学会依法维权的手段,被称为各地方司法工作的“金名片”。2010年,宁波市全面实施法律援助便民工程,深入开展法律援助宣传,全年共接待来访群众20882人,“12348”法律援助热线接听来电30236个,总数比2009年增长5%以上。法律援助咨询事项主要集中在请求支付劳动报酬、交通事故、工伤、婚姻家庭等方面,分别为10615件、5773件、4186件、5305件。全年办理法律援助案件7302件,比2009年同期增长12%,其中刑事案件879件,民事案件6423件。为受援人挽回损失或取得利益5005万元,其中为农民工讨薪2581万元,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绩。同时,宁波组织了上千名律师和法律工作人员,定期进入乡村、下到基层,开展专场法律咨询会、宣讲会,组织专门的“民工法律顾问团”、“乡村法律顾问团”,增加了群众了解法律的渠道。
   5.信访制度被称为中国特色民主的典型代表,也是基层群众利益诉求向上反映的专门制度性安排。1月11日,周永康在中央纪委工作会议上再次强调了信访工作的重要性。他说,我国仍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信访问题大量存在,一些群众生活还比较困难,社会管理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各地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和践行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的要求,提高正确执行政策和依法办事的能力,提高做好群众工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的能力,把群众诉求解决好,把群众权益维护好,把群众情绪疏导好,为“十二五”时期开好局、起好步,为纪念建党90周年创造良好社会环境。
   不公则屈,不平则鸣,不解则访。这是信访案件一般的、正常的成因。然而,浙江信访工作搞了这么多年,问题仍然很多。一些地方信访大厅陈旧、工作时间短、工作人员态度冷淡,一些地方接到信访意见后签个字就又打回了当地司法部门,还有的地方领导根本不重视信访工作,只把它看做信访办一家的事情,丝毫不珍惜民众的意见,这就使信访成了“空架子”,群众怎能不闹意见?当前,健全信访制度,畅通信访渠道,满足信访表达需求,维护信访秩序,成为浙江省各级人民法院的重要工作内容。立案信访大厅的建设布局、信访接待工作制度、主动下访回访、定期走访巡访排查、处访信息择机公开反馈等,都要求形成一系列人民群众知情、便于运作、行之有效的信访工作制度。
   以基层情况来说,村级领导换届前,往往是农村纪检信访激增期。但是绍兴市今年的农村纪检信访没增反降,比去年同期减少25.4%。其中的奥秘在于创新“一网三联四包”调处机制,将矛盾化解在基层。
   陈云良是诸暨街亭镇新胜村的纪检信访舆情信息员。每天,一有空,他就会到乡亲邻里串串门,唠唠家常,收集纪检信访信息。前阵子,一些村民私下在议论,怀疑并村前,其中一个自然村的原村主任在村账支出方面有问题,群众意见很大,正打算集体上访。陈云良听说后,马上向镇纪委反映。镇纪委立即下村调查,将之前的账一笔笔核查。经过两个月调查,发现原先的村主任通过重复报销,贪污村集体资金5000元。镇纪委决定对其作出开除党籍处分。群众的不满情绪及时平复了。如今,绍兴全市118个乡镇(街道)的2320个行政村已配有农村纪检信访舆情信息员2362名。陈云良这样的信息员,就像分布在基层的“传感器”,及时传递农村纪检信访信息。
   6.要预防利益纠纷,最好的方法首先是在决策过程中兼顾各方利益,让各方利益充分表达,尊重群众的知情权、参与权,深入了解和吸收群众的意见建议,从而提高决策的科学性。有关这一点,最近杭州市的一次“雷人”的听证会让人印象深刻。围绕“毁绿地建高楼”的项目,某规划局召开了听证会,听证会上数十名群众以极强的逻辑性和较为扎实的法律知识不断责问有关部门,应答者哑口无言,最后听证会成为“哑剧”。这就充分说明了决策不民主、不合理是决策部门自己都说不过去的损害群众利益行为。
   如何做到决策合理?关键是通民情、抒民意。如在各种重大项目、重大决策过程中,都充分开展问卷调查、听证会等活动,让老百姓了解政府的意图、提出自己的想法,再相互协调,最终得到让大家都满意的结果。
   当然,沟通民情是一个理想化的目标。实际上,很多领导干部不是不能沟通,是不想沟通、不敢沟通,因为决本身就夹杂有各种目的,在道理上站不住脚、不能服众,所以对民情沟通百般躲避、阻挠、推托。这样的官员和决策,靠沟通没有用,只能靠监督和问责。
   不仅行政工作如此,司法工作也是一样。12月份召开的全国司法工作会议上,周永康强调,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和问题以诉讼的形式进入司法领域,如何深入推进公正廉洁执法,成为上上下下十分关心的一个重大课题。这其中,加强监督制约无疑是推进公正廉洁执法的有效途径。
   7.当下,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感慨“官越来越不好当”,因为有越来越多的矛盾要处理,处理不好就要“丢官”。相当数量官员的执政经历中没有处理突出矛盾的经验,公务员内部相关的教育培训过去也不足,导致官员处理突发事件能力很差,一遇到事情就暴露出“软肋”:躲避群众、一味请示、随意抓人。不少领导干部对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感冒”,对网络舆情重视不够,不善于运用新兴媒体引导舆论、争取主动。
   过去,地方出了事,顶多相关部门领导撤职“交代”,造成很多县、市级干部对群众“闹事”没有预防、应对的责任心。现在这方面抓得越来越严,许多干部因为没和老百姓搞好关系而离职,这说明干部有了越来越大的责任压力。2008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要求强化问责,对在行政活动中滥用职权,强令、授意实施违法行政行为,不作为,引发重大事件的党政领导干部进行责任追究。这一规定初步将很多过去没有的规定明晰化、具体化。
   8.近年来,我国社会稳定程度弱化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愈演愈烈的群体性事件。2007年6月27日上午9时,云南丽江玉龙纳西族自治县玉湖村近百村民就三柬河调水补偿问题在村口聚集,准备到县、市上访,继而堵断三柬河14天。丽江市委、市政府遵循“一切从群众立场出发”的原则,到当地与村民直接交谈、商讨,确定了“政府监督+村民合作社”的形式,探索建立旅游合作社,规范了当地流行的牵马旅游等项目,并规定村民可从中分红,村集体也可获得相应收入,这一事件得以在源头被解决。
   孤立的事件往往代表普遍的问题。事情及时平息了固然是好事,但它的萌发也值得反思。丽江市委书记和自兴说,近年来的基层组织弱化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尤其是在个别农村,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减。群体利益一旦受损或遭受侵害,单个的社会成员会意识到集体行动的重要,就会有组织地集体上访,群体事件难以避免。
   玉龙县地处滇西北,世居着10多个民族,是省级扶贫开发重点县和革命老区县。5年多来,靠固定资产投资拉动全盘经济。大建设、大开发,也带来了诸多热点难点问题和矛盾纠纷。基层干部感叹:新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光靠思想政治工作不行,还需要一定的经济手段。由于基层的财力较弱,玉龙县一些乡村仅能维持日常运转,社会公共服务能力弱化,很多能帮老百姓的忙帮不上,这是干部和群众都头疼的事。
   瓮安事件是近年来我国群体性事件的“标本性事件”。2008年6月22日凌晨,瓮安县部分群众因对一溺亡女孩死因鉴定结果不满,聚焦到县政府和县公安局,引发大规模人群聚集围堵政府部门和少数不法分子打砸抢烧社会性事件,后经政府多方努力平息,相关领导纷纷撤职。事后总结发现,当地一些干部执政能力较差,表现为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党性和正气,不敢面对群众,不能深入、耐心细致的做群众工作,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以情代法的现象。而且,当地“两抢一盗”和打架斗殴等事件时常发生,年发刑事案件达数百起,破案率仅为50%左右。一些刑事案件不能及时侦破,积案较多,部分群众积怨深。
   在调查中记者还发现,当前在处理一些社会矛盾和纠纷时,一些基层政府过度依赖于采取强制手段,这不仅不利于缓解和消除矛盾,反而不断制造矛盾,加剧了政府与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一味的看重秩序的维护,随意动用警察,采取强制手段平息人民内部矛盾和纠纷,虽然表面上平安了,但怨气却不断积累,矛盾不断加深,从而引发更大的冲突埋下了隐患。
   9.科学发展观强调,“发展”是第一要义,很多问题都是依靠发展来解决的。首先要促进社会、经济的总体进步,把蛋糕做大、做好,人民群众就有了受益的基础。只是“发展”还不行,必须要“以人为本”,发展的成果要公平分配,对于群众的声音、社会的问题,要及时发现、有效管理、合理解决,这是一切发展的最终检验。12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的文章,提出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三项重点工作,着力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是党中央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国家长治久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战略高度作出的重大决策。浙江省认真贯彻中央的精神,以深入推进三项重点工作为主线,以坚持和发展“枫桥经验”为抓手,以开展“基层基础建设年”活动为载体,全面推进“平安浙江”、“法治浙江”建设,有力促进和谐社会的构律。
结合材料和社会现实,总结群体性事件衍生、恶化的原因,并提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方案。
   要求:条理清晰;不超过350字。

选项

答案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根源是:一是近年来政府基层组织弱化,个别农村基层组织对群众的号召力、凝聚力和说服教育作用大减,由于财力不足,对群众提供的公共服务也不够全面。二是一些干部执政能力较差,缺乏危机意识,缺乏党性和正气,不敢面对群众,不能深入、耐心细致做群众工作,甚至存在执法不严、情大于法的现象。 群体性事件恶化的原因是:部分基层政府处理社会矛盾时过度依赖强制手段,一味重视维护秩序,随意动用警察,激化了矛盾。 应对群体性事件应该做到:一是确立正确思路,要敢于面对群众、深入群众,不得躲避,更不能随意动用警力。二是及时沟通民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掌握实际情况,倾听群众意见和诉求,及时公开信息。三是切实疏导民情,尽快制定合法、合理的对策,与群众沟通,耐心说服,承诺妥善解决问题。

解析 本题分两问,第一个问题要求总结群体性事件衍生和恶化的原因,可以说这是一道原因概括题,考生回到材料中找到关于群体性事件产生和进一步恶化的原因关键词,进行总结归纳、加以整合即可,同时,考生应注意,题目中要求结合材料和社会现实,这就是告诉考生不必完全局限于材料,可以适当加入自己对于社会现实的分析。第二个问题是要提出应对群体性事件的对策方案,这是一道对策题。这是与上一问相呼应的题目,对于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只有先对其进行背景原因分析,之后才能在原因分析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解决的对策。因此,该题目的设置就是暗示考生针对第一问的原因,逐一提出解决对策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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