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正确对待来自组织、来自社会、来自群众的监督,习惯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工作和生活,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组织观念的检验,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要求。 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作的一点一滴、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放大镜

admin2021-02-01  19

问题 给定资料
    1.正确对待来自组织、来自社会、来自群众的监督,习惯在“放大镜”和“聚光灯”下工作和生活,是对党员干部党性修养和组织观念的检验,也是新时代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的内在要求。
    移动互联网时代,工作的一点一滴、生活的一言一行,都处于“放大镜”和“聚光灯”之下。事实上,接受监督是常态,善用监督是一项基本功。然而,有人“不理解、有怨言”,有人认为监督太严是对干部的不信任,有人觉得监督多了是障碍……由此导致看到群众拿着手机就害怕,甚至消极应付、为官不为。凡此种种,实质上都是底气不足、不敢担当的表现。
    监督的目的,是规范用权、推动工作、服务于民。组织监督不是跟干部过不去,社会监督不是找碴,群众监督也不是“挑刺”,都是为了帮助党员干部减少失误、及时纠偏,凝聚合力干事创业。欢迎监督是姿态,善用监督是智慧。因此,既要把监督当镜子,讲政治、守规矩、规范言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也要习惯接受监督,把监督的压力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动力,集中精力干实事,一心为民做好事。
    监督问责是督促干部干事创业的手段,但为何会变成某些干部口中的“包袱”?除了思想认识不到位的因素,没能科学运用好监督问责也是重要原因。现实中,有的地方存在滥用监督问责推动工作的“懒政思维”,工作布置下去就当起“甩手掌柜”,对基层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不闻不问,对失误动辄问责追究,让一些干部有苦难言,干事创业的积极性受挫。
    手握监督问责权。应该要监督什么?监督不意味着事无巨细,也不是越俎代庖,而要看准、管好、抓紧推动工作的“牛鼻子”。哪些情形应该被问责?故意为之和无心之过不能“各打五十大板”,对干部在干事创业中先行先试所犯的错,要多一点宽容。即便是被问责处分的干部,表现突出的也应大胆使用。可以说,切实让干部知晓底线在何处、高压线在哪里、路在何方,才能让他们坦然面对监督,真正适应在“聚光灯”下工作的常态。
    2.2018年3月,江西省共青城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违反群众纪律典型案例。
    2017年4月,共青城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熊云介绍施工队给苏家垱乡大桥村承建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项目未果,后该项目由其他工程队承建;12月初,该项目需拨付建设进度资金,熊云迟迟不予拨付,并将该建设点村民理事长电话号码拉人“黑名单”,作风简单粗暴,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2018年1月30日,熊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据悉,熊云曾向大桥村和理事会介绍他的好友熊桂冬,并表示熊桂冬有承接大桥村定子垅有关道路硬化建设项目的意向。由于价格分歧较大,理事会未将工程交由熊桂冬承建。于是熊云与大桥村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村民理事长熊清水结下了“梁子”。
    熊云本应按工程进度向建设点理事会付款,但工程完工经过合格验收后仍然不付款;在熊清水多次催问之下,熊云恼羞成怒,将其电话号码拉入手机通讯录“黑名单”,并将其踢出微信工作群。
    2018年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文章《西湖景区风度何在》,介绍了《浙江日报》记者采写监督报道之后被杭州西湖管委会移出相关微信群的情况。
    文章称,8月12日,《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次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西湖管委会的做法,很快就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不过,事发之后,西湖管委会很快做出了改正。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向关注此事的记者发来通报称,已经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查反省。
    一名西湖管委会宣传负责人表示,管委会方面已于8月24日当天前往浙江日报社,“主要就这件事处理和沟通没做好向《浙江日报》道歉了”,并称将虚心接受批评,做好积极整改。
    作为党员干部,随意“拉黑”群众则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权利,而应该与其职责挂钩,接受纪律和群众的监督。
    当今时代,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它承担的是沟通联系的作用。由于骚扰电话不胜其烦,“拉黑”功能也成了用户手中的一把“武器”,可以将不想接的电话、不想沟通的人“拒之门外”。但是“拉黑”的功能一定要用对,千万别让这项功能,成为手中任性的“权力”。
    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折射出的是一名党员干部宗旨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素质的高低。党员干部如果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时时处处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一心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自然不会对群众态度粗暴、恶语相向。如果党员干部本身宗旨意识淡漠,整日脱离群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认为自己是干部,就该高高在上,那么在处理群众事务时难免会对群众吆五喝六、横眉立目。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法宝。党员干部只有像焦裕禄、牛玉儒、杨善洲等那样,心中装着群众,将群众看作亲人,尊重群众、贴近群众,把自己放低,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重点纠正一些领导干部爱惜羽毛、回避问题、庸懒无为,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冷硬横推问题。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在“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中,充实了“庸懒无为、效率低下”的违纪情形,增加了“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兜底条款。进一步划定群众纪律的“禁区”,其信号是十分清晰的: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解决好,既是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更是党的纪律要求。
    3.“为搞好现场会,养猪场竞临时买猪充数,这是不是形式主义?”入夜,四川巴中市广电演播室正进行着一场“辣味十足”的直播:一乡镇为迎接现场交流会,临时购买600余头生猪,放进当地养猪场。事后,生猪却陆续死亡,数十万元财政资金打了水漂。针对此事,直播主持人现场对该乡镇负责人犀利发问。
    不搞前期彩排、不提前预演,暗访中发现的问题、问廉对象名单、监督员名单,直到节目开播才揭开“谜底”。主持人现场直接发问、网民尖锐质问、观众现场投票,不留情面、不走过场,这便是四川探索的监督模式——“阳光问廉”。
    这一项由四川省纪委监委牵头打造的舆论监督工作载体自2016年开始推行,覆盖全省各市州,全媒体直播,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和“四风”问题,通过“曝光+发问+整改+问责”的“问廉”途径,探索“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模式。截至2018年9月,“阳光问廉”节目已播出493期,现场问廉13808个问题,涉及单位3127个、党员干部4587人。通过“阳光问廉”,全省已问责2218人,党纪政务处分1028人。
    “河滩荒坡改造之后的权属到底应归谁?”2018年7月13日下午,广元市“阳光问廉”直播现场座无虚席,从一个暗访短片开始,讲述昭化区紫云乡金花村村民反映的村支书罗某某在政府征地修建加油站时,侵占集体土地等问题。
    纪委监委与当地媒体合作,事前暗访调查问题,这是开展“阳光问廉”的第一步。
    短片之后,现场立刻进入“火辣”的发问环节。第一个回答问题的是紫云乡乡长。“金花村罗某某占土地转户口的事,你们有没有认真调查?”“当时是如何审核把关的?”……一连串直击要害的“连珠炮”抛给这位乡长。一番紧张回答、解释后,乡长额头满是汗珠。县级分管干部同样在被询问之列,昭化区分管副区长现场表态:“回去马上全面排查。”
    干部们表态后,60名观众组成的问廉考评团开始测评。观众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农村群众、普通市民,也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大家按下测评器按键,大屏幕上显示统计结果:一人一票,不满意率达56.7%。按规定,满意率必须在60%以上,被质询者才能过关。
    因为没过关,紫云乡乡长被要求再次陈述并作第二次测评。遗憾的是,再次投票的满意率仍没达到60%。在广元“阳光问廉”现场,除了问廉考评团外,还有媒体记者、律师等组成的问廉观察团,现场点评问题。
    “回避推诿、官话套话在‘阳光问廉’是行不通的。”新津县纪委常委文爱丽说,群众不满意,发问不结束。一些被询问的干部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在台上的表态屡屡被观众否决,拿着话筒“下不来台”。
    四川省纪委常委荣凌称,“阳光问廉”近3年来在探索中坚持,始终保持犀利“麻辣”的锐度、群众满意的温度,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平台,全省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量明显下降,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满意度指数不断提升。
    直播时,节目不晃虚枪、辣味十足,直击问题症结所在,成为各地的“收视强档”。以巴中为例,2018年2月26日当地的“阳光问廉”节目,曝光典型问题6个,收视率达10.25%,在全市100多个落地电视频道中位居第一。
    问廉现场气氛火辣,追责整改更为重要。“请群众帮忙挖出‘病灶’后,必须注重整改追踪,不仅要解决问题,更要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四川省纪委监委指导下,各地做好问廉整改“后半篇”文章,对节目曝光的问题实行挂牌督办、整改销号,既对问题整改情况跟踪回访,又对共性问题专项治理。眉山市东坡区问廉发现“关系保、人情保”问题后,开展低保专项清理,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5.3万余人。
    “‘阳关问廉’回应民心关切。”四川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郑东风认为,“节目聚焦脱贫攻坚、基层‘微腐败’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和‘四风’问题,直击庸政懒政、剑指为官不为,成为‘医治’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的一剂良方,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
    4.2018年8月17日,陕西省S市监委会同公安局将涉嫌系列新闻敲诈勒索的犯罪嫌疑人麻某抓获。8月19日,网络流出一条道歉视频,视频中,麻某承认通过发帖删帖敲诈勒索,非法获利近百万元,表示认罪悔罪并向公众道歉。经确认,视频中的男子即为被S市警方刑事拘留的嫌疑人麻某。
    此前,经审讯,麻某已供述自己假借新闻监督敲诈勒索案件23起,涉案金额80余万元。
    自网络自媒体逐步兴盛以来,很多像麻某一样的人看到了“良机”,打着“舆论监督”旗号行非法牟利之实,以“知名爆料人”“公众代言人”面目陆续出现在公众视野。他们在自媒体领域浑水摸鱼,扰乱正常的舆论监督秩序。
    据调查,设立和运营自媒体,只要有一个真实的身份证件,就可以在网络上建立平台,即使被封,也可以借他人证件“死灰复燃”;更何况在早期,连实名身份认证的规定都尚未实行,开设平台就更不费吹灰之力。这固然方便个人发声,但也为自媒体参与舆论监督埋下了隐患。
    如比麻某早一个多月被拘的自媒体人陈某,之前曾因新闻操作失范被多家机构媒体开除;其弟更是曾先后5次因为盗窃被劳动教养或者判处刑罚,他自述是因为看到哥哥的自媒体能赚钱,2016年的时候也开始进入自媒体,创建了几个微信公众号,开始做“舆论监督报道”。他们这样的情况,在机构媒体的招聘筛选中,是会被决然拉人黑名单,拦在新闻工作者队伍之外的,更不用说让他们走上舆论监督的阵地。
    在机构媒体,一篇文章从记者采写完成到公开发表,一般至少要经过编辑、部门主任、媒体领导三道审核、层层把关,更不用说某一道审核程序把文章退回后,还常常会经过几轮的往复斟酌,目的之一,就是守住基本质量的底线。新闻报道发表后,将接受来自业务主管部门的监督、同行评议以及公众检验,任何一方如对新闻报道有疑问,都有既定的投诉路径。而在自媒体的创作场景,上述许多程序和监管路径是缺失的,作者在这方面的敬畏意识就差了许多,容易将“耸人听闻、吸引眼球”作为写作的第一原则,甚至就如陈某所言:“我一度认为,自己不属于哪个媒体,所以就可以在网上我行我素,任意写作。”
面对自媒体的敲诈勒索,无论文章所述是不是符合事实,许多当事人都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出钱删帖。无良自媒体人裹挟“网情民意”为自己粉饰,当事人恰恰买了他们的账。有的受害企业方表示:上网搜索了一下,发现对方是个大V,有一大堆粉丝,“的确不好惹”,觉得自己抗争下去会吃亏,索性出钱。许多被攻击的党政机关的干部的思路更是清奇,不分真伪,一律视网络舆情为大敌,觉得有“大V”发帖就会影响单位的声誉,不仅送上“封口费”,甚至逢年
过节还到对方家里送礼讨好。新华社记者曾撰文指出一些地方宣传干部存在“舆论监督敏感症”,动辄把做舆论监督的机构记者踢出群。对比之下,面对无良自媒体人的“舆论监督”时,有些干部又犯了另一种“敏感症”,不可谓不讽刺。
    结果很明确:一旦当事人这样,无论出多少钱,都会纵容甚至鼓励自媒体“假监督”愈演愈烈。麻某多年来的不法所得总额或许还不到陈某一次作案获利的尾数,但两人对舆论生态造成的负面影响,同样巨大。
    另外,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互联网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张志安向《新民周刊》指出:相关的法制不够充分健全,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如果能通过法律法规渠道顺利地实现救济,他们也不会如此迷信自媒体的力量。”
    5.2018年7月23日,S省省委要求,“省级新闻单位要进一步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对贯彻落实党中央部署、省委要求不积极、不到位,对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闻不问、不担当不作为甚至违法乱纪的,坚决予以曝光。”对此,有文章指出,“旗帜鲜明地为新闻单位开展舆论监督‘撑腰’,并在鼓励、支持的同时,指导、引导媒体正确发挥舆论监督作用,这是知担当、善作为的表现。”
    我们不必怀疑S省官方“求媒体加大舆论监督力度”的诚意,因为对其来说,这恰恰是一种清醒的认知和反思。在很多地方已经渐渐品尝到舆论监督凋零的苦果和恶果的当下,S省此举意义不小。
    资深媒体人曹某认为,舆论监督是一个社会的疫苗,媒体通过批评报道给社会种疫苗,在暴露问题中给社会排毒,在释放压力中完成“减压阀”功能,在客观报道中给国人一面正确看待自我和别人的镜子,避免自上而下的认知失调,功莫大焉。而舆论监督的凋零和缺失,会带来很多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没有舆论监督,就等于失去减压阀,舆情呈现无规律且爆炸式;失去了舆论监督,舆论引导越来越无力;舆论失压下,舆情回应能力就会退化。
    我们都明白一个道理:媒体干净了,社会就脏了;反之,媒体“脏”起来,社会反而让人放心。但是,我们发现,在这个道理面前,掩耳盗铃的人比比皆是,比如各种删帖、各种封杀。
    幸运的是,S省对那些掩耳盗铃的人说“不”。他们为了“加大舆论监督力度”,可谓雷厉风行,立竿见影。
    据报道,大众报业集团自7月23日起启动重大报道机制,出台了《聚焦“一次办好”推进舆论监督大众日报报道方案》,总编辑靠前指挥,分管副总编辑具体负责,集团所属媒体联动,按新的工作机制运行。大众网与S省纠风办联合举办在线问政栏目“××民声”,大众论坛以网络问政为基础,开通反映群众呼声的“直通民意”“民声桥”等网络问政专栏,对这些栏目和专栏提供的线索、解决的难题、推动的工作,进行整理之后以对话或问答的形式在《大众日报》刊发。
    S省广播电视台也已全面开通“一次办好”曝光平台,在办事过程中遇到推进不力、推诿扯皮、奇葩证明等问题,可以通过五种方式进行反映,包括新闻客户端“一次办好”曝光台、“阳光连线”“一次办好”两条热线电话、闪电新闻邮箱、“S省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留言。
    “不要惧怕阴影,这不过意味着周围有光。”舆论监督能够促进激浊扬清,无论是“自揭家丑”,还是来自民间监督的“好声音”,不仅可以帮助有关地区和部门看到问题、更正错误、弥补漏洞、改进作风,还能增进党群之间、政民之间的良性互动,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风政风向上向善的变化。且让我们期待S省未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6.近年来,陕西省Q县纪委监委牢固树立群众观念,始终把维护群众利益作为信访举报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群众的呼声和愿望作为第一信号,把群众的需求作为第一动力,把群众满意作为衡量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工作的第一标准,针对部分群众上访难、投诉难问题,创新推行了信访举报民情直通车制度,变被动接访为主动下访,把监督举报平台搬到群众“家门口”,实现了群众举报便捷化、民情收集常态化、问题办理规范化,及时回应了群众关切,拉近了党群干群关系,改进了干部作风,形成了常态化的监督和震慑,在实践中取得了初步成效。
    为了做好相关工作,Q县专门调剂了一辆七座商务车作为巡回下访专车,在车身喷印“信访民情直通车”“Q县纪委监委”“举报电话12388、6315178”“听民声,访民意”“察民情,解民忧”“有问题来投诉,有情况来反映”字样,随车配备1套车载喇叭和2套简易桌椅,坚持常年每周到11个镇巡回下访接访。Q县还建立了由分管信访工作的县纪委副书记牵头负责、其他班子成员轮流带队、信访室组织落实、相关镇和部门协作配合的工作体系,按照“1+2+X”的方式
确定下访人员(即每次下访由1名联镇班子成员带队,2名纪委信访室干部参加,“X”名相关部门人员随访),做到分工具体明确、人员保障到位。
    为了让群众了解这一工作,下访人员积极宣传政策法规,接受群众政策咨询,使群众了解“信访民情直通车”的工作职责、处理程序和方法,引导群众依法有序反映和举报问题,提高群众对“信访民情直通车”的知晓率和参与率。按照下访全覆盖、监督常态化的要求,Q县将“信访民情直通车”直接开到村组,对群众举报投诉、重复越级上访、具有信访苗头的问题进行走访核实,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对已经办结的事项进行当面答复,深入群众察民情、访民意、听民声。针对脱贫攻坚、惠农政策落实、民生项目建设等领域群众反响强烈的问题,深入田间地头进行流动巡访,重点对移民搬迁、土地复垦、退耕还林、项目建设、村务公开、产业奖补等方面进行巡查,做到“招手即停、随机寻访”,及时受理群众诉求、发现问题线索,有效维护了群众利益。如:在饶峰镇蒲溪村巡访时,一村民反映因村干部不认真履职导致堰道工程质量差、无法灌溉的问题,县纪委监委将该问题转由县国土局核实。县国土局及时组织人民对堰道进行了修复,并对责任人进行了处理,群众对此十分满意。
    为确保“信访民情直通车”受理的事项得到及时有效处理,Q县建立了“信访民情直通车”接访登记台账,将群众反映的合理诉求、意见建议和有关问题线索现场进行逐一准确登记,接访结束后再按“意见建议类”“利益诉求类”“投诉举报类”三个类别分别建立工作台账,随后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对受理事项及时进行分流处理。对属纪检监察业务范围内的,优先从快办理;属个人利益诉求的,转交相关单位办理;属工作意见建议的,按照《Q县直接联系和服务群众工作社情民意办理办法》分流转办。
    通过创新推行信访民情直通车制度,把监督举报平台搬到群众“家门口”,方便了群众就近举报反映问题,拓宽了信访举报来源渠道。该制度推行以来,信访民情直通车共深入11个镇141个村,接待来访群众2100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4600余份,受理群众反映问题395件,其中投诉举报类98件(扶贫领域7l件),全部办结并回复,群众满意率达95%。
    7.办证难、态度差、效率低,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可谓刷新了人们的三观。
    山东烟台芝罘区市民那女士想给母亲办理残疾证,按办证的工作人员要求,“去开家庭情况说明,之后再找领导开条,签上名”。但之前,那女士已被相关领导明确告知不需要开条,事情几度陷入僵局。而且整个过程,工作人员态度很不好。无奈之下,那女士用手机拍下了工作人员索要批条的视频,并于2018年7月13日上传到了微博进行举报。
    随后,视频被曝光,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到了宫家岛居委会(那女士母亲原单位所在地),要求工作人员对事情做出解释。
    没想到,事情至此,变得更“麻烦”了。工作人员认为那女士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宫家岛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反问:“我们哪里错了?就是某些同志态度不好而已。”就在那女士删除了微博后,居委会工作人员又说,那女士必须让上级部门撤销调查之后才能给她办手续,并称“你这寻常老百姓够厉害了,你就在网上发了这个,上面这么重视,一级一级往上来调查我们”。
    一句“你这寻常老百姓够厉害了”引发众怒,这起群众办证被怼事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终于,7月30日,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宣传部官方微信号“芝罘湾畔”发布了一则令人解气的消息:相关工作人员已被辞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老百姓本来就很“厉害”。
    “你就在网上发了这个,上面这么重视,一级一级往上来调查我们。”工作人员的质问本身就证明了群众监督的厉害所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国家发展上,群众个人的力量再微小,14亿人民齐心协力,就会进发出无穷的磅礴力量;在民生问题上,个人诉求的问题再细小,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及时妥善的解决;在社会监督上,个人监督的声音再微弱,全民监督之势一旦形成,部分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也必会原形毕露、无处躲藏。
根据给定资料4,总结出现自媒体监督乱象的原因。
要求:全面、准确,语言简洁。50~100字。

选项

答案一是门槛过低,缺乏有效的身份认证。 二是缺乏审核程序和各方的监督,自媒体人任意妄为。 三是当事人出钱消灾,纵容了无良自媒体人。 四是相关法制不够充分健全,无法通过法律法规渠道实现救济。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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