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如何，《现代儒学论》能在中国内地引起欢呼，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这至少说明“关心形而下”的学术探究已不再是明清之际的地下舆论，并且范围也绝不仅限于知识分子层面。从国家之间横向来看，这的确是个迟到的文化现象，但从中国自身纵向来看，它的到来又并不为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