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给定资料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admin2015-06-03  35
问题 给定资料
　  1．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于2013年11月9日至12日在北京举行。全会听取和讨论了习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托作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习近平就《决定(讨论稿)》向全会作了说明。
　  全会提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2013年11月13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会议指出，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深化改革作出了总体部署。各级政府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全会精神和中央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解放思想，以更大的勇气、智慧和魄力，推动改革不断取得新突破，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让改革和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会议认为，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兑现已部署的各项改革承诺。增强人民对改革的信心，奠定改革迈出新步伐的基础。当前要一手抓已确定各项改革任务的落实，一手抓今后尤其是2014年重点改革任务的谋划。要认真检查2013年改革措施的落实情况，努力使各项改革逐一落地、逐见成效。特别是对推进营改增、减免小微企业税费、盘活财政和货币资金存量、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完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等改革，要以坚定的决心和韧劲，毫不放松、一抓到底。同时，要按照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结合2014年工作，认真研究、筹划下一步各项改革任务。对已明确方向的改革任务和已确定的改革项目，要提出具体实施方案。国务院各部门不但要围绕改革“出题目”，更要为推进改革“做答案”，通过抓好2013年各项改革，为2014年改革迈出新步伐、开创新局面奠定良好基础。
　　2．回顾改革开放30多年来的财政体制变迁，其实质就是处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以及地方各级政府间的财力分配关系，核心问题是明确各级政府之间支出和收入责任划分。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地方财政收入占比从1993年的78％稳步下降至2011年的52.1％，而地方财政支出从1993年的72％上升到2011年的84.8％，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收支倒挂”现象比较严重。一方面，“一级政府，一级事权，一级财权”的框架设计势必驱动各级政府以本级财政利益最大化为目标：另一方面，“收支倒挂”所导致的地方政府财力不足，让地方政府不得不“借地生财”，造成地方政府对“土地财政”的依赖。随着全国财政收入逐步告别两位数增长时代，特别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的大幅减少，以及城镇化进程加速带来的社会民生刚性支出的增加，土地出让收入的来源也将逐步减少，不仅偿债的能力越来越弱，地方政府负债压力也越来越大，而且只要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不降低，举债的内在动力也会进一步增强，债务不可持续成为摆在中国经济面前的一大挑战。
　　2003年以来，土地逐渐成为地方政府收入的一个主要来源。2003年到2012年间，土地转让金与地方本级财政收入的比例平均为50％，2010年最高达到72％。地方政府通过设立地方融资平台等方式推动地方投资建设，保持地方经济高速发展和各项投资项目支出，也积累了庞大的债务规模和融资利息偿还金。这种通过土地融资以小搏大的做法，加剧了金融财政风险。
　　近两年来，随着中央j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的落地以及土地拆迁成本大幅上升，土地出让收入不断减少，导致与土地相关的地方财政收入持续下降。以2012年为例，地方名义财政收入总规模达13.82万亿，其中地方本级财政收入6.11万亿，占比44％。2012年土地出让金占地方财政收入的比重降至27％，其中净收入占比仅为5.9％，加上土地相关税收收入，2012年政府土地相关净收入仅占财政总收入的20％，比10年前31.7％的峰值水平有明显的下降。
　　“土地财政”盛宴即将结束，未来到底何去何从关系重大。
　　 有专家认为，地方债务如此膨胀，且没有任何风险意识，除政绩需要透支未来之外，与政府债务和财税体制关系的扭曲，也是完全分不开的。如果在财税体制运行过程中，能够根据中央财政收入增长和事权界定情况，及时对财税体制作出调整，并将土地财政有效纳入到财税体制约束范围，那么，土地财政就不可能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依靠。
　　毫无疑问，单纯依靠财税体制改革，理顺财税体制与地方债务的关系，还不足以在短时间内化解地方债务风险。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地方债务不会再恶性膨胀，不会再出现债务被悬空的风险了。如果能够再辅之以政绩考核体制的改革，地方债务就会步入良性发展轨道。
　　3．国务院转发的《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将资源税从价计征范围扩大到煤炭等应税品目，清理煤炭开采和销售中的相关收费基金”。这一表述，使资源税从价计征的改革有了比较具体的推进时间表。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在山西、新疆、青海、内蒙古4省区调研，征求推进煤炭资源税改革意见。可见，煤炭资源税从量计征向从价计征改革似已提上日程。
　　 其实，无论是从财税体制改革本身出发，还是从促进经济结构转型、调节收入分配等方面来看，资源税改革都是一项重要而紧迫的工作，而推进资源税从价计征，则是发挥资源税基本功能的必然选择。
　　目前我国资源税在税率设计上，对原油和天然气采用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税率确定为5％至10％。在其他资源领域，并没有采取从价定率的方法征税，如对煤炭、包括稀土在内的稀有金属矿等资源，仍然实施每吨20元至60元的定额征税。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课税原则，最大的弊端是造成资源税与实际价格变化脱离，不能很好地反映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如果实施从价定率的资源税征税制度，那么市场紧缺，资源价格就上涨；资源价格上涨，就相应带动资源税上升，进一步推动资源产品价格上涨。如此一来，必然会让资源产品使用者感觉使用成本高，进而精简节约，或者寻找替代品，这就达到了节约资源和合理利用资源的目的。
　　资源税从量定额的税率设计，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由资源开采和利用权利不同导致的社会不公和收入分配差距。目前，我国资源的所有权是国家，国家通过特许权的方式授予企业开采和经营。在资源方面，虽然大部分开采和经营由国有企业进行，但有些国企在利润分配、国企红利上缴等方面并没有体现出其为全民所有的属性。具体来说，就是国有企业通过薪酬分配等方式将一些应该全民共享的收益行业化，造成了一部分行业凭借国家资源短时间暴富，加大了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因此，国家推进资源税制度改革，特别是要按照从价计征的税率设计对资源产品收益进行征税，有助于克服国有资源收益行业化，使国家有足够的财力提供公共服务。
　　目前政府正在大力推进简政放权，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一部分资源产品的开采权将会引进民间资本和外资等。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通过资源税从价定率的税制改革，以适应民资和外资等社会资本进入资源开发开采领域的新形势，进而保障资源产品为全民所有、相关收益为全民共享。
　　当然，推进资源税从价定率的改革，会增加一些资源企业的成本，这一成本可能还会传导到居民生活用品。因此，在推进资源税改革的同时，还应考虑对企业减掉一些不必要费用，使企业增加的成本和减掉的费用能够大体相当，从而保证改革顺利推进。
　　4．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会议公报发布后，2013年11月12日，经济学家、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副所长L接受了某财经栏目专访。
　　××财经：您一直深入研究财税领域的问题，有关财税体制改革也一直备受关注，会前就有传言说三中全会将对财税体制改革着墨较多，从公报来看也的确如此，全会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一系列表述您怎么看?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新提法将意味着财税体制改革会有哪些突破性进展?
　　 L所长：有关财税体制改革的表述确实着墨较多，我认为有以下亮点：
　　一是财政职能的新定位，强调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而不只是经济的一个环节。这突破了从经济学视角来认识财政的老框框，把财政的定位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是把财政提升为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而不仅仅是拿钱的。财政是一项关系到国家治理的制度安排，这项制度安排是否合理，事关国家治理基础是否稳固。财政一头连着国家钱袋子，另一头连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充满了各种复杂的利益关系和利益博弈，故而财政的改革往往是惊心动魄的。财政的改革也就是国家治理基础的改革，财政改革好了，也就意味着国家治理的基础更加稳固了，长治久安就有了保证。
　　三是“法”字当头，解决法与财两张皮的问题。法治是现代国家的基本特征，也是现代财政的基本特征。依法理财作为依法治国的重要内容是基础性的，如果法与财两张皮，则表明依法治国就落空了。因此，调整事权、完善税制、透明预算等财政改革的各个方面和环节都应当遵循法治思维。
　　四是稳定税负，意味着今后税收与GDP增长要协调，给了社会一颗定心丸。这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避免税收增长过高，过高会加大宏观税负，拖累经济发展：二是要避免税收增长过低，过低就会导致赤字债务扩大，扩大财政风险甚至引发危机。无论哪一种情况都会扩大公共风险。
　　××财经：一直备受关注的财力和事权相匹配的改革此次表述为“明确事权”和“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是不是说明财税体制改革有了新的明确的改革思路?
　　L所长：支出责任是指花钱办事的责任，不只是钱从何来。显然，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这个提法蕴含了钱由谁来花更合理的问题。表明支出责任需要在中央与地方之间调整，同时调整事权，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也就意味着事权与财力相匹配了。
　　当前面临的问题是，尽管地方财力相当一部分来自于中央，但地方的支出责任明显偏大，85％的支出责任在地方，即国家钱袋子中有85％的钱是由地方来花销的。而中央的支出责任只有15％，显然偏小。上移部分支出责任和事权应当是今后改革的方向。
　　现在的财税体制下我们过多地把不适合地方政府履行的支出责任交给了地方，比如全国性干道的建设、大江大河的治理、边防性事务、缉毒等本来应该由中央承担的支出责任交给了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就是类似的支出责任应上收中央。
　　××财经：上移支出责任和事权的改革方向，意味着今后财税体制将发生怎样的变化?会有哪些方面的难题?是不是说目前的转移支付体系会有变化?
　　L所长：在这一改革思路下，原来中央用于委托地方履行中央支出责任事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就会减少，同时，这有助于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
　　上收事权的改革方向意味着，现有的分税制基础不会改变，在营改增全面推进之后，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配关系上中央税和地方税的税种设置会有变化，我认为可能是生产性环节的税种大多归中央，而消费环节的税种大多归地方。
　　另外，公报中提出的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而不是发挥五级政府或各级政府的积极性，其中蕴含深意。从国家治理的角度观察，是中央和地方两个层级，表明财政体制改革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国家财政体制或中央财政体制，二是地方财政体制，财政改革的大方略应是基于中央、地方两个层级，而不是五级政府。属于地方的省、市、县、乡镇四级政府之间的财政关系，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特点因地制宜，而不一定是照搬国家层面的体制安排。这样，地方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才能发挥出来。
　　5．每年下半年，各级政府、各部门和各预算单位都要为编制下一年度的经费预算忙得不亦乐乎，一方面是各单位忙着报预算，另一方面是政府财政部门忙着砍预算，而在大多数人看来，这一切分政府财政“蛋糕”的活动只是申报预算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闭门造车”式的博弈，离他们的生活似乎相当遥远。
　　H市财政局副局长F非常认同大多数人的感受，他将这种闭门搞预算称之为“闭环现象”。“虽然这几年预算编制改革取得了积极进展，但是随着改革的进一步深化，预算编制管理工作中存在的弊端也日益显现。”F说。
　　以往，由于缺乏外部监督机制，财政部门面对单位申报的大量项目，只能根据本级财力状况和单位履行职能的需要，按照轻重缓急进行审核，审核结果往往与单位的期望值之间有较大距离。预算编制仅仅是各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博弈，而且透明度不高，客观上就形成了预算编制中的“闭环现象”。这一现象所揭示的弊端更在于部分项目预算执行难，资金使用效益不高。由于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对单位申报项目的科学性、必要性未作充分论证，所以哪笔钱该给，哪笔钱不该给，该给多少，这一循环往复的“分蛋糕”难题，始终让财政部门和各相关单位之间难以达成共识。
　 “该花的钱一分不少，不该花的钱一分不给，要明确知道每一笔钱用到哪去了。”H市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的决心让财政部门吃下了大胆变革的“定心丸”。
　　为了推进科学化、精细化管理，打造阳光财政，H市在编制部门预算时，引入了专家评审机制，对单位申报项目进行公开评审。
　　专家评审小组由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等组成。在评审会设置上，相关单位负责人首先要按照评审规则向评审小组陈述预算编制的整体情况，专家据此作出分析和评判，然后进行合议，按照“少数服从多数”原则提出评审意见。最终，该意见将成为财政部门预算编制的重要参考依据。
　　为使预算编制过程变得更加公开、民主，保证预算编制的科学性，财政部门还邀请了市纪委工作人员监督评审过程。
　　“这个开3天的会议变为开2天不可以吗?”“看了你们调研经费和培训经费的预算，请问有何明确的调研目标?”……在评审会现场，专家们对资金“抠”得细致入微。
　　不科学、不合理的预算往往难以通过评审。某单位要求安排接待用面包车，但专家从节约成本的角度出发，建议租车；另一个单位提交了一个租车项目，却被专家否定了，理由是避免单位之间互相攀比。
　　不光是核减，也有经专家建议而增加预算的案例。对于一家单位提交的涉及广州农运会的一个项目。专家考虑到物价上涨、参会人数增加等因素，建议将该项目预算从30万元增加到50万元。
　　在这样的评审过程中，专家们与对方单位，甚至专家与专家之间，或询问、或辩论，但他们均对这种“H市模式”予以高度评价。H市政协委员、某汽运公司经济师许桂宝是评审专家之一，他表示：“对政协委员来说，以往监督预算只有在开大会时才有，参加如此细致、如此专业的评审还是第一次。对我来说，这既是一个提前介入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在编制部门预算时，H市财政部门选择了人大、政协、基层代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30多人，建立了预算评审专家库，并抽取其中的14人，组成了两个专家评审小组，共举行了82场公开评审会，提高预算编制工作的透明度和公正性。专家对255个项目提出了评审意见，涉及项目金额2.07亿元，其中建议调整资金1.65亿元。
　　H市财政部门还优化了预算编制程序，与99个部门的300多家单位展开了多层次沟通，实行主动上门编预算，改变了以往预算项目申报随意性大、时间长、效率低的状况。
　　同时，H市改革预算经费供给模式，对所有事业单位根据事业发展及其所提供公共服务产品的能力。实行项目预算，按事拨款，“花钱买服务，养事不养人”。
　　“政府资金都是我们广大纳税人的钱，通过‘开门办预算’，充分尊重了我们的知情权，是一项体现公平、公正、公开的创新之举。”多次参加评审会的H市市人大代表、某公司内审稽核总监陆光耀说，“H市创立的这套公开化预算编制模式必将在全国产生巨大的示范效应。下一步，企业也可以参照这种模式对月度预算等进行评审”。
　　6．进一步深化改革牵涉的利益关系非常复杂，需要选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率先启动，也就是要选择好突破口。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口是什么?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财经战略研究院院长G认为，就是财税体制改革。
　　G指出，之所以这样讲是有基本逻辑和基本依据的。第一，党的十八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我们可以紧跟着加上一句话——其中政府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下一步的改革重点在于搞好政府改革，这恐怕是“核心问题”的核心。第二，政府改革的核心问题又是什么?就是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把政府的职能规范好，才能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第三，如何对政府职能进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规范化调整?线索主要有两个：一个从“事” 入手，也就是从政府所管的各种事项或者权限人手；另一个是从“钱” 入手，也就是从政府履行职能的基础——财政资金的分配人手。相对而言，从“钱” 入手对利益格局的触动不是那么直接，阻力较小。所以，以财税体制改革为突破口，顺势而上，有助于迂回地逼近政府职能调整的目标，可能会容易一些。第四，相对于政府所履行的各种职能以及和政府有关的各项管理体制而言，财税职能和财税体制有一个特别突出的特点，就是它最具综合性。由于财政收支是所有政府活动的基础，又是连接政府和家庭、企业的直接纽带，故而财税职能的履行和财税体制的运行，其范围能够覆盖所有政府职能、政府部门和政府活动领域；其触角能够延伸至几乎所有家庭、企业和经济社会活动领域。牵住了财税体制改革这个牛鼻子，顺藤摸瓜，就可以抓住政府改革以至于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回顾我国30多年的改革历程，财税体制改革一直是突破口和主线索。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体制改革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选择从分配领域入手，以放权让利来启动改革。回过头来看，当时政府能够且真正放出的“权”，主要是财税上的管理权；能够且真正让出的“利”，主要是财税在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所占的份额。正是通过财税上的放权让利并以此铺路搭桥，才实现了各项改革举措的顺利出台和整体改革的平稳推进。当改革进入制度创新阶段的时候，又是1994年的财税改革为从放权让利转入制度创新的经济体制改革铺平了道路，从而稳步实现了民生改善、体制创新以及国民经济和财政收入持续快速增长。今天在改革进入新阶段的时候，也要从财税体制来寻求改革突破口。
作答要求
“给定资料6”中有关专家认为财税体制改革是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突破口，请参考给定资料。以“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为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
4．800～1000字。
选项
答案 财税体制：深化改革的突破口 　财税体制改革不仅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之间的责权利关系的调整，还涉及个人、企业和政府之间利益关系的调整，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党的十八大报告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强调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并对加快改革财税体制提出了明确要求。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为下一阶段中国的财税改革确定了新的基调和战略目标。财税体制改革作为深化改革的突破口，事关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未来。 　财税体制改革，需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目前，基层政府普遍存在事权支出责任偏重、财力保障不足的情况，这导致部分基层政府过度依赖“土地财政”。地方债务的增长完全脱离财税体制的约束。 　因此，应按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层次性，划分为全国性、跨区域性、地方性公共产品和服务，合理界定中央与各级地方政府的事权和支出责任，并逐步通过法律形式予以明确。增加一般性转移支付规模和比例，进一步提高转移支付资金使用效益，把加强基层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财力保障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财税体制改革，需改进财政预算公开制度以实现预算透明。在群众看来，各部门编制财政预算这一切分政府财政“蛋糕”的活动只是申报预算部门与财政部门之间“闭门造车”式的博弈，与己无关。然而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理当让群众知晓其使用的来龙去脉。公共财政也应当是公开、透明、民主的财政，是广大人民能够进行民主参与和管理的财政运行模式。因此，还需完善预算公开制度，健全公开机制，规范预决算公开内容和程序。促进预决算公开常态化、规范化和法制化，增强财政预算透明度。 　梁启超曾云，变者，天下之公理也。当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正处在转型升级的关键期，财税体制改革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长治久安有着深远而重大的影响，是一项事关治国安邦、强国富民的重大改革。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健全中央与地方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体制、改进财政预算公开制度，一定有助于财税体制改革的推进，并借此实现更加深刻全面的改革。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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