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资料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党支部原书记施玉山等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中．通过虚开工程发票套取专项资金116.17万元、虚列项目套取专项资金58.06万元。这种方式往往涉及金额大、人员多，是一些胆大的“蝇贪”获取巨额资金的常用手

资料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党支部原书记施玉山等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中．通过虚开工程发票套取专项资金116.17万元、虚列项目套取专项资金58.06万元。这种方式往往涉及金额大、人员多，是一些胆大的“蝇贪”获取巨额资金的常用手

admin2018-09-06  25
问题 资料1
   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来紫堡乡黄家庄村党支部原书记施玉山等人，在实施易地扶贫搬迁试点工程中．通过虚开工程发票套取专项资金116.17万元、虚列项目套取专项资金58.06万元。这种方式往往涉及金额大、人员多，是一些胆大的“蝇贪”获取巨额资金的常用手段，扶贫腐败案例中案值百万元以上的，许多都涉及伪造项目骗取扶贫资金。
    四川省蒲江县白云乡政府事业管理服务中心主任王子仕利用负责某扶贫水利工程项目质量监管和验收的便利，与龙门村党支部书记祝有东共谋，向工程承包人索要工程回扣款12万元；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港口区扶贫办原主任陈杰，在扶贫产业开发项目鸡苗采购中，私自指定供应商，并在鸡苗定价、款项拨付中多次给予他人帮助，先后7次收受好处费20.28万元。此种类型中，因手头掌握可以盈利的项目、资源，一些负责扶贫项目的基层干部往往会成为被“围猎”的对象，更有甚者还会以项目为“饵”，对商人老板大搞“愿者上钩”。
    贵州省安顺市普定县马场镇湾寨村会计黄云学利用职务便利，借“精准识别”新增贫困人口之机，违规将其子纳入贫困人口名单上报，并蒙混过关；安徽省怀远县河溜镇莲花村原党总支委员马怀彬，违规将其母亲申报为低保户并获得低保款8198元，使其弟弟违规获取危房改造补助款2000元。这是一些地方的监督、审核把关不严，使得少数基层干部尤其是村干部在申报低保、危改等资金时，具有较大的暗箱操作空间。
    四川省渠县三汇镇低保办主任张筠在低保复查工作中，按每户10元的标准向低保对象收取复查费；甘肃省陇南市武都区三仓乡安家山村党支部书记张殿兴、村委会主任张宝平、副主任尹会珍等人，以修路为由截留13户村民的低保金11.89万元。这种情况之所以频频发生，多是由于政务、村务信息不公开，使贫困群众对扶贫政策不了解，让一些基层干部有上下其手的可乘之机。
    有的地方在遇到特殊情况时，就会想着掏扶贫资金的“腰包”。2013年以来，在重庆市丰都县委原书记罗建极多次要求下，县城乡建设委和部分乡镇挪用危房改造资金、扶贫开发补助资金2970万元，用于高速公路沿线农房风貌改造和场镇风貌改造，加盖民俗屋顶和屋脊、铺设琉璃瓦、墙面刷漆等形象工程。海南省澄迈县扶贫办违规挪用专项财政扶贫资金474.24万元，用于非贫困村基础设施项目建设，分管扶贫工作的时任副县长王胜，还要求安排专项资金用于其家乡村庄(非贫困村)道路建设。这反映出部分地方将济贫困、惠民生的“里子”工程，让位于“面子”工程、“裙带”工程，表面说重视，实际却在忽视。
资料2
    G省M市L县属于国家级的贫困县，竞然花掉500万元．将重369吨的被当地人称为“神石”的“甘州石”，从古浪峡搬到9公里外的金三角广场．受到媒体“人要瞎折腾、石头也疯狂”质疑后．该县委宣传部给出了一个极为“漂亮”的回应：搬运巨石是为了“更好地保护甘州石”。滋生“瞎折腾”的怪现象，不只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还是“政绩”冲动和拍脑袋决策的结果。“瞎折腾”的背后其实是权力的无限膨胀。
    人们透过“瞎折腾”还可以看到这些官员身上所存在的“边缘心态”。可是，官员怎么又与“边缘心态”扯在一起呢?这两者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
    “边缘”是相对于“主流”来说的，是“主流”还是“边缘”取决于社会的价值体系。城市中的农民工不少人有边缘心态，因为他们属于都市中的“边缘人”。这种“边缘人”往往会遭受到种种身份歧视，受到都市主流社会有意或无意、制度性或文化上的排斥，因此，不免产生出“边缘心态”来。
    可是，说我们有些官员有“边缘心态”，恐怕情与理两方面都说不通。因为在中国，无论是发达地区还是贫困地区，无论官衔大小，官员在社会中的地位总是要高于一般的平民百姓，也高于社会上的有钱人，甚至也高于知识阶层。
    由此说来，我们这里说贫困县里的一些官员有“边缘心态”是相比较而言，相比较百姓当然不存在“边缘心态”。可是与非贫困县尤其沿海发达地区的官员相比较，他们确确实实属于官场的“边缘人”，难免会产生“边缘心态”。而患上“边缘心态”的贫困县官员更容易想通过“瞎折腾”引起上级、媒体和社会的关注，回到主流。
    与城市的居民相比较，农民工只是“二等公民”。如同进城务工的农民一样，与非贫困县尤其沿海发达地区的官员相比较，贫困县的官员发现自己在生活待遇、工作环境和社会评价及仕途升迁的机会、上级政府和媒体的关注程度等诸多方面都属于官场的“边缘人”，感觉到自己离主流的“官场”甚远，体验到被“边缘化”的感受，产生出自己是被“贬”、被“发配”的感觉，因而不免会产生“二等官员”的自卑心理。
    贫困县的官员会认为无论在权力和生活待遇，还是地位、社会声望，他们都要好于和高于百姓，无论是他们贫困县的，还是发达地区的，但与非贫困县的官员相比较，却又是官场中的“边缘人”，因而不免会产生失落感，产生不平衡感。
    有些官员自认为升迁无望，也没有机会调离贫困县，因此，往往只是将自己看作一个看客，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和谐建设与我无关；或者将自己定位于一个过客，对贫困县没有认同与归属感。其结果就是宁愿少干事，甚至不干事，保证不出事，四平八稳地做官，或者只是一味地追求享受、精神颓废甚至贪污腐败。
目前中国有592个国家级贫困县。在这些贫困县中，“边缘心态”导致贫困县一些官员要么消极怠工，坐吃国家的财政补贴，这类官员属于“颓丧”型；要么就“瞎折腾”“穷折腾”，属于“情绪浮躁”型。
问题：
这些地区扶贫腐败的违法手段有哪些？
选项
答案这些地区扶贫腐败的违法手段有： 一是无中生有、虚报套取。通过虚开工程发票、虚列项目的方式套取国家扶贫资金。 二是以权谋私、暗箱操作。利用职务便利，在扶贫建设项目监管、扶贫物资采购等环节索要回扣、收受好处费等。 三是张冠李戴、优亲厚友。通过违规申报、虚报人数等方式，骗取、冒领低保、危房改造补助等资金。 四是违规收费、截留私分。利用审批权或资金发放权等向低保对象乱收费、截留低保金。 五是欺上瞒下、挪作他用。挪用专项资金，将其用于风貌改造等非扶贫项目，重面子不重里子。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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