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1．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

1．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

admin2013-05-03  41
问题 1．统筹城乡发展，是中央提出的科学发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明确要按照“五个统筹”的要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统筹城乡发展摆在首位。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胡锦涛同志提出了“两个趋向”的重要论断：“纵观一些工业化国家发展的历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农业支持工业、为工业提供积累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但在工业化达到相当程度以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也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这是我党对马克思提出的必须消灭城乡差别、工农差别、体脑力劳动差别观点的继承和发展，是党中央在借鉴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经验，深刻总结几十年来我们党处理城乡关系的经验与教训，科学预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趋势的基础上作出的重大决策。统筹城乡发展，就现阶段而言，就是要加快推进城乡一体化，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城乡居民共享现代文明成果，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城乡协调发展的新格局。
    在江苏“十二五”规划中，将“城市化战略”拓展为“城乡发展一体化战略”，这意味着，着力缩小城乡差距、使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进一步推进城乡统筹，将成为“十二五”期间江苏省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就目前情况看，尽管江苏省城乡居民收入比在全国属于低的，但城乡差距依然明显。除了农村内生发展动力不足之外，城市对农村发展的支持与拉动机制还有待完善是重要原因。因此，进一步推进江苏城乡统筹发展，需要更为具体和有力的举措。
    2．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是实现城乡居民收入较快增长的关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表明：2010年广东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3897．8元，增长10．8％，扣除价格因素，全年实际增长7．5％；2010年广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890．3元，同比增长14．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0．3％。尽管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幅比上年同期提高了6．3个百分点，增幅超过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但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仍然只有城镇居民的1／3。
    我国农业增加值约占全国GDP的10％，按照目前的户籍统计，农村居民占到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计算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的农业收入不可能高。随着农业劳动效率的提高，大量农民在一年里的实际工作日很少，所以农业劳动的总收入很低，那些坚守在农村真正以务农为主的农民，收入更处于低水平。仅仅依靠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和增加农业补贴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的，农民要增收还有赖于农业生产的产业化经营，以及通过农村城镇化实现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减少农业人口，从而增加人均的农业劳动收入。
    近年来，农村居民实际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于外出务工等工资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快速增长已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支撑点。广东省最新的有关统计数据显示，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纯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72．2％。所以，增加农村居民的实际收入，不能仅仅依靠传统的种植业和养殖业，只能在农村城镇化和农业产业经营化的基础上，通过增加工资性收入达到增加总收入的目标。
    3．都说上海好，但它究竟好在哪里?项春梅觉得自己也说不清楚。“也许是因为我已经在这里待习惯了?”在一间只有七八平米的木板房里，她一边握着热水袋，一边这样问自己。
    父母来上海打工已经快30年了，项春梅是在上海出生的，到4岁时，她被带回给连云港家里的亲人照顾，直到14岁小学毕业后，她又来到了上海。一晃6年过去了，现在她已经在一家民营制造公司里工作了一年，之前是在生产线上，后来转做电话销售，每月能拿到3000元工资。
    她觉得现在的工作很无聊，想再参加市场营销和企业管理方面的培训，以后去大公司。可是，大公司招聘员工的头一道门槛就是学历，而她还没有拿到高中毕业证书。读完初中后，因为不符合报考上海高中的条件，项春梅只能就读成人高中。在那里读书的学生大多是外来打工人员的子弟，同学们愿意好好读书的不多，而老师又不严加督促。“学的课程没什么用。考试之前老师都会把题型先告诉你，最后只是做点小改动。很没意思。”于是，专心读了一个学期，之后又“玩”了一个学期后，她从成人高中辍学了。
    虽然不想再回到学校，但她一直在想如何过更有意义的生活。她觉得在上海，自己的生活没有目标，过得浑浑噩噩，想出去闯一闯。她想回家，在镇上开个桑拿店或者茶室，因为她对这行感兴趣；可是她没有资金，并且从来没做过也不懂怎么去做。
    姐姐已经工作并出嫁；妹妹正在学习西点厨艺，很快也能挣钱；项春梅养活自己也没问题。尽管家人还住在简陋的外来人密集居住的城中村，但他们也觉得“就这样凑合着过吧”。她相信父母到年老了是会回家的，毕竟“落叶归根”。如果自己不离开上海，可能会像父母一样，一直在这里，然后又把自己的儿女带到这里，等到年老了再回家……一代一代循环反复。如果离开，是不是能有其他更多的选择呢?
    不过，她跟着亲人在上海待了这么久，朋友圈子也都在这里，交的男朋友也是在这里认识的外地农村来上海务工者的子弟。自己能离开他们吗?想到这些，她又开始犹豫了。
    4．“像没有根的浮萍，感觉自己和那里的人格格不入。”今年24岁的曹彦杰回忆起自己在外打工的生涯时是这样形容的。起初，她在东营一家外贸公司从事文秘工作，没有保险、没有房子、无法照顾家人……考虑到照顾老人、婚姻等多种因素，曹彦杰最终还是回到家乡禹城，并经营起一家窗帘店。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农民工最渴望的是长久而稳定地留在城市。德州市劳动就业办公室副主任刘应平分析，80、90后农民工更渴望融入城市成为市民，但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严格的户籍制度，甚至是社会歧视等一道道有形无形的门槛阻碍着他们向城市迈进的步伐。
    德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姜勇认为，“民工荒”实质上也是“民工权利荒”，单纯依靠提高工资待遇和改善劳动条件，是不足以解决当下用工短缺难题的，关键是要加大新生代农民工权益保障制度的建设和完善，为新生代农民工向产业工人转变作制度安排，确立其对城市的“归属感”。
    刘应平认为，总体看来，目前农民工的就业限制、社会保障、子女教育等方面越来越向“市民待遇”靠拢。但是，“市民待遇”不是单项指标，而应是一个综合制度体系，包括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人文关怀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保障、精神文化权益的保障。
    5．芦山县是一个传统的山区农业小县，总人口11．8万，其中农业人口9．3万。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5万，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7万，占打工人员的68％。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截至2009年年底，返乡农民工约4800人，占外出打工农民的19％。2010年春节后，返乡农民工中约有1100人又进城找到了工作，占返乡农民工的22．9％；约有2100人已在本县企业就业或就地创业，占返乡农民工的43．8％；还有约1600人尚未找到工作，在家务农等待时机外出打工，占返乡农民工的33．3％。
    芦山县的青江村、草坪村、大同村、新庄村四个村总人口10973人，常年外出打工农民约2600人，占总劳动力的55％，其中18～40岁年龄段的约1960人，占外出打工人数的75％。截至2009年年底，约23％的农民工620人返乡，其中，约有420人于2010年春节后去外地和本县企业打工，120人返乡创业，约12％的返乡农民工80人尚未找到工作。据了解，农村青壮年多数不愿在农村务农，想去城市就业。他们认为，现在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工资大大“缩水”，但仍可月挣七八百元，比农村务农强得多。更何况，土地有父母或者亲属照管，现在要趁年轻出外闯荡，拼命挣点钱拿回家修房子、讨婆子(结婚)、供娃子(读书)，干不动了才回乡种地养老。
    据统计．四个村农民打工收入约占总收入的45％。农民有了钱就修新房、添新家具、买家用电器，把家里装饰一新。外出打工是农村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经济来源之一。
    6．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成为农村购买力不足的根本制约因素。同时，农村居民消费的区域落差很大。如目前东部地区农村居民家庭生活消费支出比西部高1．73倍，比中部高1．48倍。
    农民消费预期不稳定，成为农民消费倾向偏低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尚未破除，农村上学难、看病贵、养老难等问题仍然比较严重，再加上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商贸物流配套不齐备，社会事业发展滞后等因素，农民对未来的收入与风险预期具有不确定性，使农村消费发展缓慢。
    7．程老师所在的乡镇和四川省巴中市只隔了一座山，真可谓山大沟深，交通异常不便，经济也很落后。如今村里有个风俗，就是哪个小伙把媳妇娶回山里的家，反而是一种没本事的表现。因为有能力的小伙子都被山外的姑娘看上，做了上门女婿。外出务工者赚了钱都想办法在城里买房子安新家；村里修路，这些外出务工的都不愿意掏钱，说他们不愿意再回来，庄稼地和家里的老房子早都托付给还留在村里的父母或者亲戚。“这些年轻人几乎从村里都跑光了，他们的孩子自然也在山外的城市里上学生活。”程老师说，村上小学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想办下去也困难。以前小学有六个年级，现在只有一至三年级，还是四个村的小学合并在一起的，总共也就二十多个学生。老师就程老师一人，进行复式教学。
    程老师说，以前还听说教育局要给学校增加投资，但看到学生不停流失，这个想法连程老师和村民也放弃了。
    知识改变命运，读书开创未来。对于农民的孩子来说，考试升学的意义显得尤为重要。国家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合理配置公共教育资源，重点向农村、边远、贫困、民族地区倾斜，加快缩小教育差距。但在现实中的农村，师资短缺、教师素质偏低的现状依然存在，教学质量的徘徊不前，让许多农民不得不作出了让自己孩子进城读书的抉择。有的父母为了实现自己孩子进城“留学”的梦想，在城市内艰难谋生。
    8．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成都户改的一个核心要点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四川省社科院学术顾问、著名经济学家林凌把这一战略概括为“三保障、两放弃”。
    “三保障是前提，农民进城必须保障他享受到就业、廉租房，保障他的家属进城，保障他享受到城市居民可以享受到的社会保障；两放弃是条件，农民放弃他的农村宅基地、农村承包地。”
    在实际操作中，这形成了成都市“土地换社保”的户改模式。
    应该说，这一户改模式出台时还是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利益。成都市公安局户籍科民警纪丽告诉记者：“‘农转居’后，农民们的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的所有权和补偿权、集体资产的所有权和分配权等不发生变化。农民自愿退出原农村宅基地进入城镇购买公寓房的，可享受相邻区位经济适用房的优惠政策。”
    从积极意义上看，在城乡差别客观存在的情况下，“土地换社保”虽然可以说是权宜之计，但毕竟一方面能够推动农民积极进城，另一方面在保护农村耕地的情况下，能够促进土地集中和合理流转，帮助农民真正拥有自己的财产性收入。
    不过，这一模式也受到不少专家的质疑。温铁军教授接受《小康》采访时指出，“土地换社保”操作不好，很有可能变成另一种以“城市化”命名、对农民进行进一步剥夺的方式；同时社保以土地为条件，本身就是对农民的另一种差别待遇。
    9．土地，是传统农民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生产资料。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农民观念的转变，大批青壮年农民劳动力外出务工，使得农村土地抛荒和半抛荒的现象严重。在统筹城乡发展的改革背景之下，创新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便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当务之急。
    现在土地是农民生老病死的依靠，土地仍然起着社会保障的首要作用，这必然会影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影响土地本身财产价值的充分发挥。土地作为社会保障的物质手段，是农村土地制度安排的依据和基础，土地的生产职能只能受制于它。一般情况下，这两种职能的要求是重合的，但当两者产生矛盾时，土地的保障职能便处于压倒地位。如果建立一个完善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农民离开土地后使其成为支持农民生存的一个手段，也能够有效防止农民离开土地后因为缺乏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而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
    就社会保障而言，我国城镇的社会保障体系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是，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进展缓慢，除一些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开始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试点以外，绝大多数农村都还没有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只有在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后，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才会越来越松散，农民完全依赖土地而生存的现象才会真正弱化。
    10．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体系，曾经是中国城市化能否顺利实现的重大挑战。也因此，为了实现所谓的统一，许多地方政府采取了“以土地换保障”和“以土地换户籍”等方式，也就是农民要享受与城镇居民一样的公共服务，必须付出相应的代价。
    成都最初的户改也未能脱离这样的怪圈。2007年成都成为中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之后，为了形成土地的规模集中，在一些区县开始实行被称为“土地换社保”的双放弃模式，核心要点就是鼓励农民放弃土地，向城区集中。
    但是，成都方面很快发现，这一做法严重阻碍了农民进城。
    2008年，借灾后重建的机会，成都市展开了农村产权制度改革。通过对农村土地确权，明晰了农民的财产权，农村产权交易制度又让农民的财产有了流动转让的权利。市统筹副主任秦代红说：“这样，农民的财产有了保障。”
    但成都的户改还不是最彻底的改革，与中国很多地方的户改一样，成都户改也仅覆盖本市户籍人口，尚未涉及外来人口的落户以及福利均等化。而打破地域限制，才是中国户籍改革中真正最大的难题。
    当然，在成都户改中也能看到变化的端倪。在成都户改中提及：“凡按照相关政策迁入落户的市外人员享受与本地居民同等的待遇。”据介绍，外地户籍来成都工作的进城务工劳动者，也和成都市城乡居民一样，参加城镇职工社会保险，待遇一致。
    11．下面节选的是媒体有关文章的部分事例(次序有所打乱)：
    长沙、益阳、郴州、永州、怀化5个市33个区县1460户接受调查的农村住户，共失地3056．2亩，户均失地2．1亩，其中有接近三成的农民已失地8年以上。
    失地后，78．7％的家庭获得了政府的货币补偿，13．3％的家庭获得政府提供的住房，6．5％的家庭获得以地换地的补偿，仅有1．5％的家庭没有获得补偿。
    征地后平均每户获得补偿76271．4元，“远低于土地使用权转移后的土地增值部分，被调查农民普遍反映补偿标准低于目前的市场价位，低于一个城镇居民正常的城市生活开支和保障”。
    在目前的物价水平下，户均76271．4元的补偿费仅可以维持农民家庭一般日常生活开支3～4年，不能对失地农民形成长久的保障机制，没有固定工作的失地农民普遍出现了坐吃山空的困境。
    大部分的生活农民在失去土地前主要是靠种植和养殖的收入，总体不高，但相对较稳定。
他们中很多人除了从事农业生产，缺少其他技能，一旦失去土地或土地减少，就会直接导致收入骤减，生活陷入困难。
    被征地农民获得补偿过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失地农民的民主权益缺失”：在征地程序上，农民作为土地的直接使用者，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从土地征用的认定，到补偿费的确定、分配和劳动力的安置等，都是政府和有关部门说了算，农民根本没有机会参与征地的谈判协商。
    农户认为政府的征地制度不完善或者很不完善，有24．8％的农户与当地开发商或者地方政府发生过利益上的冲突，还有部分农民对补偿不满而“引发上访现象”。
    1460户失地农民中，收入减少较多的有540户，占37％；501户收入增加，占34．3％；另外还有419户收入没有太大的变化。
    有三成农民在失地后完全无业，赋闲在家。由于失地农民普遍文化水平较低，综合素质不高，就业缺乏竞争力。农民反映，失地后政府并没有进行过相关职业技能方面的培训，且再就业的失地农民中，只有10．1％是通过政府(社区)安排介绍获得工作。
仔细阅读“给定资料8～10”，试分析为何成都在统筹城乡发展的过程中“以土地换社保”和“以土地换户籍”阻碍了农民进城。
    要求：分析准确、全面，条理清楚，表达简明。不超过350字。
选项
答案成都为了实现城乡统一而采取的“以土地换社保”和“以土地换户籍”的措施，不但没有吸引农民进城，反而阻碍了农民进城，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首先，社会保障是每个公民都应该享受到的社会福利，让农民以出让土地的方式有条件地换取保障或户籍有失公平，农民难以接受。 其次，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仍不十分完善的情况下，对于农民来说，土地不仅肩负着他们的职业保障，而且承载着他们养老、医疗等基本的生活保障。“以土地换社保”和“以土地换户籍”将使农民失去宅基地和承包地，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保障。对于传统的农民来说，依靠土地养老的观念一时还难以转变。 最后，倘若配套保障跟不上，失地农民不但无法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权利，还要自行解决养老、医疗、失业等诸多生存问题，生活品质不但得不到提高，反而可能下降。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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