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木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木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

admin2014-01-12  46
问题 材料1：中国自古就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传统。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实现分配公平奠定了根木制度前提。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们曾实行单一的按劳分配制度，人们之间收入差距不大，但趋于绝对的平均主义，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改革开放后，逐步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践证明，这一制度适合现阶段国情，激发了社会创造活力，促进了社会财富的极大增加。但也要看到，在人们收入水平普遍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分配不公的现象：
    比如，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偏低。数据显示，2007年，居民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比重为57．5％。比1992年下降10．8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和企业收入却呈快速上升趋势。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据统计，从1997～2007年的10年间，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垄断行业收入畸高。一些行业凭借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轻而易举获取高额利润，并将其转化为员工的收入和福利。而这些过高收入与员工的劳动贡献和企业的真实业绩并不相符。一些不合理收入没有得到有效规范。如一些单位私设“小金库”，巧立名目滥发津贴补贴、非货币性福利等。
    由于分配领域种种不公问题，导致我国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当然，收入差距并不完全是分配不公造成的。其中也有南于个人能力大小、努力程度不同、贡献高低造成的差距，这种差距是必然的、应该的，是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表现，也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只有那些不合理、不合法原因造成的收入差距．才是分配不公的表现。
    材料2：在沿海地区采访时，记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天津、青岛等一些发达地区，大企业多，但老百姓收入水平低，而且还有不少青壮年劳动力处于失业、半失业的状态。而在浙江温州、福建晋江、广东中山等地，没有什么“重量级”的企业，多数都是中小企业，青壮年劳动力充分就业．遍地都是小老板。
    “过去说‘大河有水小河满’，而现状却是一些地方‘大河有水小河干’。”江苏省张家港市市委书记黄钦说，“地方政府应当富民优先，浙江的居民存款明显高于广东和江苏，就是因为浙江推行的是甯民经济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发达地区更要注重百姓富裕，百姓收入的提高”。
    在广东省中山市，城乡差距是1：1．8，民营经济对当地百姓的致富起到决定性作用。中山市宣传部长丘树宏说：“过去，地方政府考核盯着GDP，像中山这样民营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数字’就不太好看，因为‘普遍富裕’就没有‘亮点’，干部压力大，上级不喜欢。但这样的地方，中小企业多，小老板多，老百姓真正富裕起来了。”
    记者采访一些地区基层政府时发现，当地干部的奖金根据招商引资额、财政收入排名等业绩来计算，但没有“提高居民收入”这一项奖励。
    材料3：根治收入分配不公，必然涉及一系列权利和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安排，包括建立人人等同的社会保障、创业、择业和就业机会，等等。这涉及财政体制、社会保障体制、就业制度、教育体制、医疗卫生体制等多方面的改革。只有不断深化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解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
    2010年4月28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将深化土地管理、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和人力资源市场等，作为今年改革的十大重点之一进行部署。这些举措对于消除束缚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十分关键。2010年5月13日，国务院出台意见，鼓励和引导民间资本进入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市政公用事业和政策性住房建设、社会事业、金融服务等领域。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说：“削减垄断行业的高收入，根在破除垄断。现在国家的政策正逐步到位，前景令人期待!”他说，除了引入竞争机制，还需要建立国有企业的分红机制，将超额利润用之于国、于民，而不能任其自肥。
    管住企业高管的“天价年薪”，也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重要一环。财政部印发的《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中，明确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最高年薪为税前280万元。“限薪令”出台后，中国铝业、武钢集团等国有大型企业高管层表示带头减薪。银监会、保监会等监管部门纷纷跟进，要求金融企业高管切实“管”好自己。
    中国社科院金融所研究员易宪容认为，高管高薪问题源于制度缺陷，既需要加强政府的监管，也需要进一步完善企业治理结构和内部薪资制度，不能仅限于“道德层面”的约束。除高额正式薪酬外，各种高管职务消费、隐性消费数量惊人且不透明，极具随意性，为全社会所诟病。有关部门应当加强有效监管，堵住“灰色收入”和“灰色消费”的漏洞。
    问题：(1)导致我国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2)根据给定材料，结合我国现状，提出缩小收入差距对策性建议。
    (3)依据给定材料，淡谈你从下面一段文字中得到的启示。
选项
答案(1)导敛我国群体之间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包括：第一，体制改革不到位的原因。当前我国有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体制机制还没建立起来。一些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规则依然存在：第二，相关政策尚不完善。比如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健全；第三，分配制度改革滞后。一次分配中，尚未建立劳动报酬正常增长机制，二次分配中，还没有以制度形式明确各级财政用于社会保障以及转移支付的比例，三次分配的规模小，机制也尚不健全。 (2)为缩小收入差距，实现社会公平，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全面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大力促进农民增收，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其次，有效调节过高收入。深化挚断行业改革，加大税收调节作用，积极发展慈善事业，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最后，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快推进城镇化，推动农业劳动力向非农行业转移，鼓励和支持自主创业，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努力提高劳动者素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3)央企高管的高薪问题会造成社会收入差距的拉大，也易造成部分困难群体心理失衡，需要对其进行规范。仅依靠部分高管的道德自律、自降薪资，显然是不够的。规范央企高管薪资，更重要的是坚持市场调节与政府监管相结合；坚持激励与约束相统一；坚持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相兼顾：坚持负责人薪酬增长与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等。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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