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作答要求依次作答。答案要写在指定位置。不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4．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作答要求依次作答。答案要写在指定位置。不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4．

admin2012-02-27  9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本试卷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150分钟。满分100分。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作答要求依次作答。答案要写在指定位置。不在指定位置作答的，不得分。
  4．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答题卡和草稿纸都留在桌上，待监考人员允许离开时，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资料1
    2012年初，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农民工就业趋势研究”课题组与工众网合作开展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历的相关调查。以此次调查所得数据信息为基础，课题组对农民工的工作持续时间、待业时间、在用工单位中的发展状况等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显示，当前农民工就业普遍存在“短工化”趋势，主要表现为工作持续时间短，工作流动性高，新生代农民工(1980年后出生)的“短工化”趋势尤其明显。该报告指出，总体而言，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对用工单位不满是其离职的主要原因，超过6成的受调查农民工是因为对用工单位条件不满而离职。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内部发展机会相当有限，参与调查的2000多个农民工中，约三分之一认为自己在单位没有获得任何提升，而获得提升的方面主要是薪酬待遇的改善，用工单位管理层级的改善所占比例仅为一成左右。
    据该课题组工作人员介绍，“短工化”包括“高流动”和“水平化”两个方面。高流动体现为农民工换工频率高，每份工作的持续时间短，前后两份工作之间的待业时间较长。水平化则体现为农民工的职业流动，无论是在用工单位的内部，还是通过变更工作从而实现用工单位之间的转换，其职业地位都难以有实质性的提高。
    据介绍，在当代农民工群体中，年龄越小，其“短工化”趋势越明显。“年青一代的农民工更容易因其高教育程度带来高职业期望，而与劳动力市场中有限的流动机会发生矛盾，因此，年龄越小，换工频率越高，从事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问越短。”清华大学社会学系调研人员说。
    流动后的农民工，其职业地位提升有限。据调查，与上一份工作比，41．9％的农民工在当前工作中拿到了更高的报酬，但在管理层级、技术等级等方面的提高并不明显。
    资料2
    农民工就业“短工化”，也就意味着农民工频繁跳槽，留在某家用人单位工作的时间越来越短。对企业而言，这显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意味着企业不得不面临经常性的劳动力短缺，随之而来的就是频繁招聘所带来的经营和管理成本的上升，以及劳动力不足给企业生产带来的困扰和损失等等。而对于农民工而言，频繁跳槽也不是一件好事。比如辞职以后换了一家新的工作单位，就必须一切从头开始，需要适应新环境，认识新同事，而且在工资待遇、福利保障上，也要比老员工差一截。
    问题是，既然存在这么多弊端，农民工为什么还会频频跳槽?难道仅仅是因为他们喜新厌旧吗?答案显然不会这么简单。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现象，既表明新一代的农民工在就业选择上已经出现了新的变化、新的利益诉求，同时也是对国内企业的一种警醒。如果国内企业无法了解和适应农民工在就业上的这种新变化，无法满足他们的新的利益诉求，那么就只能让自己沦为被“跳槽”的单位。
    时间往前推十年、二十年，那时候的进城农民工，打工的目的相对简单，就是为了多挣点钱，然后回老家盖房子，娶媳妇，供孩子上学。所以他们在选择工作的时候，考虑最多的就是工资收入的多少，只要工资能够满足他们的心理期待，一般都不会选择跳槽。但是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和自己的父辈们已经完全不同，他们不但需要合理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而且还会要求自己的工作有提升的空间，要求用人单位有人性化的企业文化和工作环境。比如曾经有媒体报道，一位农民工嫌自己目前的用人单位女工太少，找不到女朋友而毅然辞职。
    应该说，新生代农民工有这种就业意识和利益诉求，是一种社会进步的体现，表明他们已经不甘于把自己当成是创造财富的机器，而开始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价值和幸福。但是站在用人单位的角度，却只能对自己的经营管理提出更高的要求，在保证合理的工资待遇、福利保障的同时，还要给员工提供更大的提升空间；通过营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增强企业对员工的吸引力等等一。
    资料3
    与此前的农民工就业相比，目前农民工就业“短工化”趋势愈演愈烈，农民工每份工作的平均持续时间还不到2年。2000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平均每份工作持续3．8年，但2008年就业的农民工每份工作只持续1．4年。
    为什么2008年初次就业的农民工会比2000年就业的农民工的“短工化”更加明显?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越年轻的群体比年长者对工作的要求可能会更高，因此一旦目前的工作不如意或者有了更好的工作岗位，就会从原来的工作岗位辞职。事实上，这个现象并不仅仅限于新生代农民工，在非农民工群体中也有所呈现。
    比如在2004年，上海职业介绍中心的一份调查显示，上海25岁以下的求职者中一个月内重新择业的比例高达32．2％，三个月内找过工作的占53．3％。报道该现象的新华网甚至用“上海年轻人的跳槽频率已经到了惊人的地步”来形容这个现象。
    由此可见，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加容易跳槽，更容易出现“短工化”可能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而非农民工阶层独有。但是，农民工倒是有个现象迥异于城市工人，那就是农民工的就业场所比城市居民要更广。有的农民工可能在一年之中会在多个城市就业，这一点在城市居民中是不可想象的。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会固定在一个城市就业，而不是在多个城市中选择。当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农民工在城市里是无根基阶层，迁移成本比较低，在不同城市中漂泊的现象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于农民工群体。
    资料4
    在现代商业礼会，“短工化”的现象并不可怕，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是社会进步的标志。现在的年轻人谁也无法想象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人一辈子都在一个机构就业，在一个机构中生老病死。据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教授斯蒂文斯的研究，一个人一生从事七份工作。而据美国劳工部统计局经济学家彼雷特的一项始于1979年、共有10 000名14～22岁的美国人接受的调查表明，这些调查对象在18至42周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
    如果以此标准作为参照物，那么我们不必为中国农民工的“短工化”现象忧心忡忡，甚至要肯定这种现象，与那些数十年如一日在一个机构工作的员工相比“短工化”意味着现代的新农民工比第一代进城的农民工在对职业预期上有了更高的目标，同时体现为对自身能力的自信。    当然，简单地说现代农民工比传统的农民工更加自信也无多大意义。他们之所以能够自信，是因为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变化，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深刻地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劳资力量对比，因此现代的农民工能够比他们的上一代更能“短工化”。
    历经了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国的经济总量和质量都有了大的提升，农民工在城市中的就业岗位也比以往更为丰富，这使得新一代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择业更为从容。相比较而言，老一代农民工的就业选择比较单一。随着第三产业的发展，劳工的就业面就越来越广，选择也越来越大。
    尤其是实施了30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中国的劳动力在供给上越来越稀缺，以前多个工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现象在很多地方已经被“用工荒”所代替。在这个背景下，农民工的“短工化”自然会越来越严重。而且，这些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在某种程度上是属于他们独有，而不会有另外的人群来竞争——城市居民和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很少愿意去从事“酒店服务员”等看起来简单而枯燥的工作。
    作为享受巾国经济奇迹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工，他们的视野和预期都迥异于他们的前辈，再加上：‘人口红利’的消失，“短工化”现象也就在所难免很明显，用人单位，而非农民工是这现象的最大受害者，谁都知道员工流动过于频繁会影响企业的效率。当然，解决“短工化”现象的钥匙不存农民工手里。而是取决于用人单位。
    如何应对这个现象，看看其离职原因吧。这份报告指出，64．28％的男性农民工和56．54％的女性农民工是因为对公司条件不满意而离职。看来，用人单位在这个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当然，如果有企业可以通过加强其内部管理而应对“短工化”，那就另当别论——市场竞争的胜利者永远属于能够面对这一挑战的强者。不过，我们更需铭记的是，人越来越贵了，人口红利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资料5
    从2004年开始，一向被认为廉价劳动力近乎于“无限供给”的中国，却出人意料地发生大范围“民工荒”，延续至今，愈演愈烈。
    对于眼下的“民工荒”问题，全国政协委员、湖南大学副校长赖明勇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人口红利期”，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持续上升，由1978年的55．1％到2010年的68．2％。但到2011年时，我国所具有的人口红利已达到顶峰状态，开始进入“人口红利”越过拐点的特殊时期。
    “国内劳动力成本已经开始加速上涨，给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带来了额外压力。对国际市场而言，随着我国比较优势中劳动力成本因素的弱化，以来料加工形式出口为主的贸易也受到了挑战。”赖明勇说。
    他指出，今后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会继续下降，同时消费的人口总数不变但进行社会生产的人口却减少了，从而在GDP的支出方投资和净出口作为产出减去消费的溢出也将会有相应的下降。原本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投资”的主导地位，将被一直处于落后的“消费”所取代。
    “目前看来，一方面劳动力要素的潜在供给减少了，另一方面随着投资的下降带来了资本存量的减少，这将削弱我国经济增长的潜力。”赖明勇表示。
    资料6
    为什么农民工工作不愿意或者无法长期化呢?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张春蔚表示，这与我国的职业化建设有关。
    张春蔚：当我们很多专业领域都无法实现职业的时候，怎么可能要求农民工完成职业化的归属和长期化的期待呢?相反，农民工短期流动的背后使他们成为自由的劳动力，他们议价能力的提高是中国劳动力水平提高的必由之路。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张翼提到，农民工短工化的趋势在春节前后变得相当剧烈，从事密集型产业劳动的农民工绝大多数签订合同的周期为1年。同时，我国的农民工供给数量也大幅度降低。
    张翼：农民工在签约的过程中，企业跟他签约时间短，使他换工作的频率增加了。另外，劳动保护以及给出的工资都是缺少竞争性的，这就导致农民工也依照用脚投票的方式，从一个企业到另一个企业，从一个地区到另一个地区。
    农民工为什么会出现“短工化”现象?在业内人十看来，最根本的原因是农民工生产体制的问题，低薪酬，缺乏生活保障，无发展空问，这个体制决定了农民工需要不断地更换工作。
    资料7
    一份数据让人担忧：广东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介绍，根据对2012年春节前调研和节后员T返岗监测，预计企业用工缺口短期内将比较突出，缺口峰值可能达80至100万人次，其中深圳和东莞市用工缺口最高将分别达到30万人次。如何破解“招工难”与“短工化”同时存在的难题?
    在改革开放的嘹望口深圳，目前最低工资已经上调到每月1 500元。这给农民工一个重要的心理预期价格，在最新发布的《促进就业“十二五”规划》中提到，“十二五”期间，我国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这都使得农民工在未来流动中拥有相对稳定的平台。
    对于农民工频繁的岗位流动，有业内人士认为需要“加强监管”。而中国之声特约观察员张春蔚显然不赞同所谓的“监管”。
    张春蔚：我不认为这个事情能够监管，它是一个市场的选择，农民工是不断通过跳槽来实现自我价值。当我们看到汶种反复跳跃的背后，实际上更应该反思为什么企业留不住农民工，不能够长期留人。这才是真正从制度层面上去解决，而不是一味去指责出卖劳动力这一方面的弱者。
    张翼：现在来看，短lT化的趋势已经逐渐从季节性的短工化向全年发展，只是季节性更加突出而已。而农民工在不断跳槽中，社会应该给予他们在流动中的哪些帮助呢?对企业而言，提高工资、优化劳动环境已经成为必然。
    张春蔚：在整个劳动协商制度里面要全面化，不要通过农民工自己个人的办法，而是通过集体谈判的方式把工资争取提高。
    资料8
    数据显示，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达2．4亿。在当前招工难、寻工难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的背景下，出现“短工化”这一现象尤其值得关注。
    为什么“短工化”现象近年来愈来愈明显?如何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
    课题组负责人、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沈原指出，“短工化”不利于保障农民工就业权利和个人发展，也不利于促进企业生产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
    “要解决‘短工化’问题，必须对现行以劳动力‘维持’与‘再生产’相互拆分为主要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进行根本调整。”沈原说。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佟新说，现在企业为了降低用工成本，防范风险，几乎所有企业都会选择劳务派遣工，万一订单不够就裁员，裁员风险可以由劳务派遣公司承担。
    据了解，2008年以前北京市劳务派遣工不到8万人，2011年年底激增到60万人。
    “实际上，‘短工化’趋势只是一个表象，背后包括资本的力量，资本在用高强度的劳动方式迫使我们今天的劳动力不断地去流动。”佟新说。
    而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系系系主任乔健认为，现在“短工化”已经成为了农民工在当前的劳动条件下被迫做出的策略选择。
    “如果企业提供一个更好的雇佣政策，农民工不会‘打短丁’，这肯定是一个企业的粗浅的做法。”乔健说，因为现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好的雇主，工作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下，这让许多农民丁的工作积极性得不到调动。事实上“短工化”已日益沦为“临时工化”，很多农民工觉得非固定的劳动关系相对而言没有那么大的压力，索性不签订劳动合同。这最后造成农民工、企业甚至更多利益相关方的“多输”结果。
    “现在，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从长期以来的供过于求转向供求平衡，中国未来将面临长期的用工荒，”工众网总裁李久鑫说，“短工化”实质上说明，中国农民工已经可以开始通过“用脚投票”来表达对工作的不满。
    当然，制度调整是一项长期丁作。李久鑫认为，“从当前来看，‘短工化’问题的突破口在于做好农民工的职业介绍工作，搭建农民工和企业之间的信息对接平台，缩短农民工的待业时间，从而减轻‘短工化’ 对农民工、对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
    中国就业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表示，做好农民工的就业工作，不仅在于开发岗位和提升素质，更要注重稳定就业和平等发展。
    “做好稳定农民工就业的工作已提上日程。解决好这一问题，是劳动者自身的义务，也是各类企业和用人单位的责任，更是各级政府重要的任务。”张小建说。
    资料9
    研究特别考察了农民工自身特质(如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对农民工“短工化”就业趋势的影响。结果发现，“高流动性”和“水平化”在不同农民工群体上的反应略有差异。就代际而言，尽管无论老一代农民工还是新生代农民工工在用工单位内部的向上流动和在职业转换后的向上流动的比例都相当有限，但新生代农民工的这两种向上流动情况都不如老一代。新生代农民工变换工作往往跨行业。此外，新生代农民工离职的原因也更多的是因为对公司不满，年轻农民工具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和职业期望，是他们频繁换工、换行业的重要因素。年轻的农民工更容易因其高教育程度带来高职业期望，而与劳动力市场中有限的流动机会发生矛盾。我们观察到，年龄越小，农民工换工频率越高、一份工作的持续时间越短，也就是“短工化”趋势越明显，很大程度上与此有关。
    就性别而言，女性在变换工作时转换行业的比例更高，在职业内和职业问也更少地有向上流动的机会。她们离职的原因虽然主要也是由于对用工单位不满，但也有相当比例是因为家庭需要而离职。家庭性别角色直接影响了女性农民工在用工单位的发展和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并进而导致她们比男性农民工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先赋性的性别角色进一步深化了底层农民工的不平等，将女性推向更为弱势的地位，相对男性而言她们在就业方面存在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就受教育程度而言，与低学历的农民工相比，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职业内的发展和职业间的转换上并没有明显的向上流动趋势。受过更好教育的农民工在管理层级上能更多地得到提升，职业转换后在发展前景上有提升机会的比例也略高一些。但从薪酬待遇提高的比例看，却并未因他们的高教育而显著提高。教育给这些农民工带来了更高的期望，但却并没有给他们带来更好的职业境遇和发展前景。因此，才会出现受教育程度越高，工作持续时间越短，换丁越频繁的现象。就职业技能而言，拥有国家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技术等级证书的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和在用工单位内部的发展方面，只在技能的提高和自身发展前景方面略有优势。因此，他们的工作持续时间要比没有技术的工人高一些，换工频率和换行业的比例也要低一些。但是这种相对优势并不明显，在绝对意义上，拥有技能证书的农民工也一样呈现出明显的短工趋势。由此可见，农民工自身后天的努力对于提升自己发展前景的帮助非常有限。相反，由于高教育程度带来的高期望，使得高学历农民工的就业体现出更为明显的“短工化”趋势。
    资料10
    农民工群体处于一个以低薪酬待遇、缺乏保障、无发展前景为特征的“农民工生产体制”之中。先天的结构性因素，如性别角色，恶化了部分农民工群体的处境，而后天的努力，如受教育程度和技能的提高，也难以给他们的处境带来多少改变。近年来，在这一生产体制中，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日趋明显。不同代际、性别、教育程度、职业技能的农民工都表现出“高流动”的特征，而且难以摆脱“水平化”的困境。
    换工作对个体而言是一种重大的变化，影响个人的职业生涯，甚至整个生活状态。因为换工作意味着要面临全新的工作岗位，有新的技能要求和制度规范，难以形成积累。同时，换工作也意味着社会互动网络的变化，要与新的同事和领导建立关系。从调查来看，当前我国的农民工处于频繁变换工作的状态巾，“高流动性”意味着处于高速变化之中，表明相当数量的农民工生活极其不稳定，而且这样的流动多是“水平化”的，缺乏改善的机会。农民工就业的“短工化”趋势不但对农民工的个人发展和家庭生活有影响，而且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有网友认为“短工化”不是农民工特有的现象，美国就业人口在18～42周岁之间每人平均从事过10．8份工作。因此，“短工化”意味着新生代农民工有着更高的职业目标和更强的自信心。阅读给定资料3、4，假设你对其中的观点持有不同的意见，请结合现实情况进行有理有据的反驳，写一篇论述文章。要求：结合给定资料，并注意联系当前社会实际和自身体会；观点明确，内容充实，层次清楚，语言流畅；字数不超过1200字。
选项
答案“短工化”之忧 农民工“短工化”是人口红利消失和新生代农民工视野开阔的结果，使其在和企业博弈时更加有力量。然而，“短工化”愈演愈烈，其令人担忧之处便会浮现出来。 首先，“短工化”意味着工作的不稳定。对农民工个体来说，工作的不稳定使其收入很难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加。据调查，幸福感比较高的农民工以那些在一个厂长期工作了十年甚至二十年的老员工为主，他们的工作虽然辛苦，但却靠工作的稳定性，储备了一定的积蓄。而处于打短工状态的农民工，大多都是今年在这个厂打工，春节时拿了工资回家，节后返城再重新找工作。这样的工作状态使得农民工并不能通过长期的工作而培养自己的技能，进而提高自己的工资。 美国人的频繁跳槽与农民工打短工貌似一样，但美国的就业人口可以凭借自己的技能或工作经验，通过跳槽来争取更高的待遇。而中国的大多数农民工缺乏技术积累，他们无法通过换公司来提高收入，相反，却影响其收入的稳定性和持续性。因此，两者存在实质性的差别。 其次，“短工化”意味着农民工对前途的迷茫。农民工进城之后，视野开阔了，期望提高了。但伴随而来的却是看不到前途的光明，因而产生失望和迷茫的情绪。他们年轻时可以打短工干体力活，但并非长久之计。我国企业整体发展水平决定了对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流水线工作人员的大量需求，而我国从来就不乏更年轻、更身强力壮的替代劳动力。由此带来的便是农民工在城市中安全感和归属感的缺失。 反观企业，“短工化”同样不利于其发展，因为它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重新招工就要重新培训，都需要企业额外付出更多的劳动力成本。对于很多加工企业来说，都是订单生产，为了节约成本，不愿和员工签订长期的劳动合同，只想在需要用工之际顺利招到工人。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农民工“短工化”使得用人单位不得不提高工资待遇和完善工人的福利制度，想办法留住员工。然而，这些处于产业链低端的企业，加薪空间非常有限，成本的不断提高，意味着企业的逐渐消亡。 总而言之，“短工化”的愈演愈烈显露出的是农民工和企业的双重无力… 农民工的无力是自身期望提高而人口红利还无法惠及个人时所表现出来的迷茫，企业的无力是面对成本提升空间有限的同时却要面对诉求日益增多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短工化”可能只是人口红利消失、产业升级转型的一个阵痛期，但就农民工和企业个体而言，“短工化”带来的压力可能比想象中更加巨大。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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