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早上刚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PM2．5浓度在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 下午才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

给定资料 1．早上刚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PM2．5浓度在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 下午才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

admin2018-07-24  26
问题 给定资料
      1．早上刚上班，北京的白领王梅就赶紧打开电脑查询空气质量，家里老人正等她回电话，看能否带孩子出去活动。看到PM2．5浓度在300微克／立方米以上，王梅不由地叹了口气。
      下午才下班，广州的公务员龚翔一出单位就遇到了大堵车，10分钟的车程竟然开了1个多小时，踩刹车踩到脚软。一看手机，拥堵级别为深橙色的“严重拥堵”。
      晚上回到家，在上海打工的李小柱推开出租屋房门，一股方便面的味道扑鼻而来。20平方米的小屋住了8个人，每张床铺每天租金19元。为了这19元，“蚁族”们省吃俭用，有人甚至一天三顿都吃方便面……
      资料显示，美国人上班平均单程花费25．1分钟，其中纽约34．6分钟，为全美最高。而北京通勤时间平均为1．32小时，单程约为40分钟，上海单程约为36分钟。美国最出名的“污染城市”洛杉矶，其PM2．5年均浓度也仅20多微克／立方米；日本东京则在20微克／立方米以下。而2014年我国北京、上海、广州PM2．5年均浓度分别高达89．5微克／立方米、62微克／立方米、53微克／立方米。
      “我国北上广等特大城市的‘城市病’状况，比发达国家严重，比一些发展中国家则要好些”，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教授陆铭说，在泰国首都曼谷，由于车速过慢，甚至出现过3个月内有900名孕妇因堵车被迫在轿车中分娩的情况。曼谷的交通警察不但会指挥交通．还会替孕妇接生！
      2．截至2014年年底，我国超过1000万人口的城市有6个，超过400万人口的城市为21个，1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已达127个。
      根据世界城镇化发展规律，当城镇化率在30%一50%时，“城市病”处于显性阶段；城镇化率为50%—70%时，“城市病”可能集中爆发。
      “我国正处于城镇化率为30%一70%的快速发展阶段，又在短短30多年走过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化进程，因此，我国的‘城市病’往往是‘急症、慢症、并发症’共现”，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说。
      在一般人印象中，北京堵车似乎是因为人口大量涌入、机动车增长过快造成的。于是，北京出台了限牌、限行等措施，但收效不明显。“机动车保有量增加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东京市区汽车保有量早已突破800万辆，但因出行需求少、管理规范，没有发生大规模的拥堵状况”，陆铭说，长期以来，北京将政府部门、商业中心、公共服务机构集中在市中心，而把人口分流到郊区居住，这种“职住分离”的规划布局导致城市建设“摊大饼”以及居住点、工作点、活动点分离，使人们的出行需求倍增，必然会加大交通压力。最为典型的例子：距离北京30公里的河北燕郊，对于住在这里的30万人来说，家只是一张供晚上睡觉的床，他们工作在北京，每天都要“跨省上下班”。
      曾几何时，我国城里人过的是“工作在前院，睡觉在后院，上学看病一个院”的生活，许多机关大院、企业大院成为人们最主要的活动范围，几乎不会给社会带来出行压力。如今，这种被我国大多数城市抛弃的生活模式，却被一些发达国家重新拾起。在新加坡，政府大力倡导“垂直城市”的规划理念。一个大的楼宇群，楼上居住，中间是商圈、服务加餐饮，底层是地铁和公交，居民足不出户就可以生活。要出门时，电梯坐到一楼，公交地铁就来了。
      3．我国许多城市的发展定位太高，想承担的功能太多，使城市资源环境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截至2012年，全国有30多个城市提出要建设金融中心，这个数量几乎涵盖了主要的省会城市，其中也包括金融基础薄弱的西部城市。有意思的是，东北三省省会和大连市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西北的乌鲁木齐、兰州和西安也都提出要建设区域金融中心。
“我国香港人口稠密，人均道路仅一尺左右，但在高峰期却不会大堵车，奥妙就在于精细化管理”，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杨保军说，内地一些城市红绿灯的时长固定不变，而在香港，政府经常调查每个路口在高峰期的车流量、每个灯放行的车辆数，进而灵活调整红绿灯时长；内地一些城市路面上很少见到交警，而在香港，不仅电子摄像设备密布，1700多名交警还骑着摩托车四处巡视；香港还提高汽车的牌照费、停车费、燃油税和环境税，只有不足10%的香港市民每天开着私家车出行。
      在过于看重GDP指标的考核“指挥棒”下，一些城市重“项目”轻“承载”，争抢大型项目，拒绝产业外移；一些城市重“面子”轻“里子”，宏伟的摩天大楼与脆弱的下水道并存，一遇暴雨就会造成内涝和交通瘫痪；还有一些城市“亲商”有余“亲民”不足，商业地产开发往往超出规划强度，致使周边基础设施容量不足。城市华丽而赢弱，“城市病”也就不请自来了。
      “以土地财政为代表的不合理财税体制，是一些城市房价高起的重要因素”，蔡继明说，一些地方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卖地收益，想方设法人为推高地价；为了获取尽可能多的房地产税费，则对房价上涨听之任之，对中央政策消极敷衍。
      4．《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显示，北京因交通拥堵使人均上班出行比正常时间多耗时14分钟，在全国最堵城市中排名前茅。然而，接下来的排名让人颇感意外，常住人口只有760万人的河北唐山市以人均上班出行多耗时13分钟，位居第二。
      据环保部监测，2013年我国空气质量最差的十大城市是：邢台、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济南、衡水、西安、廊坊和郑州，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均不在其列。
      “打个比方，一个20名学生的班需要1个老师，一个40名学生的班也只需要1个老师。换句话说，同样的公共服务支出在大城市能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不仅如此，有些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在大城市才可行”，陆铭说。
      比如，只有城市人口达到一定规模时，发展地铁才是经济上比较有效率的，而只有建成大规模的地铁网络，人们才可能摆脱对小汽车的依赖，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从而缓解交通拥堵。再如，服务业的发展有条“进门人口数量”法则：开店要装修、要租金，只有进门消费的人达到足够数量，才能抵消这些成本进而盈利。因此服务业往往更多集中在人口集聚的大城市。大城市通过提高服务业比重，不仅能吸纳大量就业，还能降低单位GDP的排污量。
      “21世纪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一是美国的高科技产业；二是中国的城市化。”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如此预言。大城市的出现是市场的选择，人口向大城市集聚是世界城市化的主要模式，发展大城市对中国经济意义重大。既然“城市病”不是因为“大”造成的，我们就不应因噎废食、因“病”废“大”，而应在发展中小城市的同时，重视大城市的发展，同时治理其“城市病”，使整个城市化进程科学健康，形成大中小城市共同发展的合理结构。
      5．每年到了夏季汛期，不少城市都会陷入内涝窘境。而“海绵城市”则能在下雨时吸水、蓄水、渗水、净水，需要时将蓄存的水“释放”并加以利用。这是近年来国家在城市建设中大力倡导的新模式。
      一个资源按800万人口配置的特大城市，如何应对一系列大城市病?成都给出了自己的答案。成都明确将指导天府新区做好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规划编制，力争纳入住建部试点城市。若成功纳人全国试点，不仅可获得每年5亿元专项补贴，更将为治理城市内涝和“马路拉链”等大城市病开出一剂良方。具体要求已经出台，如各区域在城市新区道路建设中，可渗透地面面积比例不得低于40%。目前，海绵城市的雏形已经随处可见：比如城市建成区范围内新建的人工湿地、水塘、人工湖，大片植草沟、下凹式绿地的种植，地面停车场铺设的多孔砖，人行道上的透水铺装，都在满足城市居民使用功能之余，具备了内涝防治的“海绵”功能。
      随着城市发展壮大，各类供水、排水、燃气、电力通信管网日益密布，这些蜘蛛网般的城市“血管”隐身在市民视线之外，一旦发生险情就像城市发生“血栓”，路面开挖不可避免，更对城市生活带来不便。综合管廊的规划建设就是为了解决上述难题。目前在天府新区新川科技园内，已规划了一条超过3公里的综合管廊。据了解，这条管廊内部足足有两层楼高，横向又被分为南北两个独立舱室，每个舱室都有一间普通房子大小。今后，电力、通讯、给水、热力、能源等所有管道和线缆都将收入其中。如果从空中透视的话，管廊东至成自泸赤高速，西至天府大道，横穿新川创新科技园，整体位于新川大道下方。而这条大道所经之处，正是园区规划中最繁华的中央商务区。“将来，这条道路上看不到‘蜘蛛网’，避免因施工造成的‘拉链路’。要维修更换，进入地下管廊就可以了。”园区工作人员如是描述。
      在2015年规划重点中，成都提出“双中心”格局，按照“一轴双核六走廊”的整体格局构建新型城镇体系。未来成都城镇体系将由1个特大中心城(中心城区和天府新区直管区)、8个卫星城(龙泉驿、青白江、新都、温江、都江堰、双流、郫县、新津)、6个区域中心城(彭州、邛崃、崇州、金堂、大邑、蒲江)、10个小城市、169个特色镇、约2800个农村新型社区构成。
针对城镇化过程中，因城市功能分区割裂居民生活的现状，此次规划重点提出落实“小街区规划”。今年成都市两会期间发布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市长唐良智即提及“加强‘小街区规制’规划建设。”“成都的老城区几乎都是小街区。”成都规划局相关人士以著名的玉林小区为例，“这是一个开放的小区，并没有围合，里面配套齐全，出行方便，这就是典型的小街区。但成都还有更多大型封闭的小区，缺配套，出行距离长，生活相对不便。”下一步，成都各区(市)县、高新区、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要在城市CBD区域、现代服务业集聚区、公共交通枢纽站点片区等城市重点发展区域内，鼓励大宗用地落实“小街区规制”，年内逐步推进小街区改造实施工作，规划形成以小街区为基础、交通便利、功能完善、尺度宜人、形态优美的城市空间。
      对驾车一族来说，未来成都的道路出行和交通建设值得期待。此次规划重点提出，在成都市域内规划“5环24射”快速路网、“2环17射”地铁网和“1环4射9片区”有轨电车线网，实现地铁与有轨电车规划里程达到两个“1000公里”。另外，还将规划城南、城北、城东、城西4个片区共70余条骨干路网，按照无红绿灯的标准规划骨干道路工程方案，抓紧完善中心城快速路网和快速公交“双快”体系布局。今年，成都规划局还将会同市交委在中心城区确定1个高效交通改造示范区，完成工作方案并启动建设。
      6．2014年北京市科学技术奖，共220项科技成果获奖。从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云杀毒”，到地下水利用与污染防控、空气质量遥感监测，一批获奖成果聚焦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具有产业竞争力的“高精尖”领域。
      由北京市水利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完成的“北京市地下水资源安全及污染防控修复技术研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一等奖。该项目在国内率先建立了地下水管理信息系统，创建了“生态清洁小流域”水源保护新模式，指导建设了平谷、张坊等4个应急地下水水源地。同时，项目还研发多项用于水土污染修复的新技术，确保了首都供水安全。
      雾霾是困扰人们的环境问题之一。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与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所联合完成的“北京地区空气质量遥感监测技术与工程化应用”项目，创新计算方法，使监测雾霾“气溶胶”厚度从国际上的10公里，缩小到300米到1公里，使雾霾监测、预报更加准确。项目建立了北京及周边大气环境遥感监测技术体系，实现了区域大气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沙尘、秸秆等污染物和污染过程的动态监测，初步实现了大气环境监测天地一体化的能力，并极大地推动了京津冀区域开展联防联控。
      此外，北京科技大学等单位合作完成的“废旧电子电器处置和资源化技术及其工业化应用”项目获一等奖，该项目2011年至2013年累计实现新增销售11．8亿元，全面提升了我国废旧电子电器绿色循环再利用技术水平。“大密度步行客流监测组织疏散关键技术研究及产业化”产品在天安门广场、故宫、上海世博会、北京市地铁的重要换乘站等人群密集地安装应用，实现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预警，有效降低了特定区域内的安全事故发生率及事故损失。
      7．“受多种因素影响，首都中心城区东南部地区目前已成为‘城市病’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面临着严峻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挑战，群众反映极为强烈。”2015年北京市“两会”期间，市人大代表、朝阳区人大常委会主任、市人代会朝阳团团长佟克克向记者介绍说，“我们代表团提交了一份有关加快中心城区东南部地区转型发展的议案，希望促使这一地区找到破解人口资源环境协调发展难题的途径。”
      据介绍，议案中所指的首都中心城区东南部地区即东南四环外，与通州、亦庄接壤的城乡结合部地区，包括朝阳区垡头街道和十八里店、小红门、王四营、豆各庄、黑庄户、南磨房等“一街六乡”，区域面积93平方公里。近年来，因传统工业企业外迁停产和农村城市化进程滞后等因素影响，该地区成为典型的城乡结合部和转型困难的老工业基地，聚集了大量流动人口和低端产业，人口资源环境矛盾非常突出，已经逐步与北京商务中心区(CBD)、通州新城、亦庄开发区等周边高端功能区形成巨大落差。
      随着老工业基地功能的衰退和农村产业的无序扩张，该区域低端产业大量聚集，主要以农产品批发、家居建材、汽车服务、仓储物流等商贸服务业为主，高端产业培育严重不足，其中小规模的批发零售和低端服务行业数量比重超过九成。
      “这些低端产业占用了大量土地资源，且无序分散发展，不但没有创造规模化经济效益，还聚集了大量外来人口，增加了管理难度和成本。”佟克克告诉记者，2014年该地区实现区级财政收人18．9亿元，面积占朝阳区近20%的区域，创造的财政收入仅占朝阳区经济总收入的4．53%。
      同时，该区域人口快速膨胀，成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的重要集中地，已成为朝阳区人口调控的重点、难点地区。统计显示，2013年该地区流动人口为35．5万人，占全区的22．8%，以十八里店乡西直河和小武基村为例，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的比例都超过了10：1。
      大量闲置的国有企业厂房、集体用地出租，产业发展低端，强化了外来流动人口无序聚集的态势，使该区域成为了朝阳区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集中地之一，另外随着翠城、双合家园等大型保障房项目的建设，该区域成为疏散中心城区人口的重要承接地，2012年该地区户籍人口较2010年增加1．9万人。
      与此同时，随着该地区豆各庄乡东城区保障房、焦化厂保障房、大郊亭国管局安置房等规模达800余万平方米保障房项目的建设，未来几年该地区将新增约24万余居住人口，进一步挤占该区域的产业发展空间，将大大增加后期治理难度。在未来几年，该地区可能会成为继回龙观、天通苑等之后的又一大型居住区，面临更多出行和生活难题。该地区与中心城区交通联系的重要主干道化工路，宽仅15米，多年来一直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早晚高峰时段每天拥堵时间达4小时以上。同时地区内供排水设施、医疗卫生服务设施等公共服务设施配套不足问题凸显。
      佟克克表示，东南部一直处在相对欠发达地区，并未划入市政府政策重点支持的南城范围，另外该区域也缺乏功能性项目的带动，区域大部分发展空间被低端产业占用，土地拆迁腾退难度大、成本高，目前区域主要在建项目以各类住宅项目为主，固定资产投资不足，转型升级的发力点不足。
      应首先明确该地区的发展定位和空间规划，一些用地在缺乏综合论证的情况下，被规划成为住宅项目用地，在原有人口快速膨胀和配套服务设施不全的情况下，如果继续按照目前单纯居住组团功能来规划建设，必然会导致发展错位，建议结合北京城市总体规划的修改工作，尽快确定该地区在全市产业布局和城市功能的位置和分工。
      站在推进京津冀一体化和与通州台湖、大兴亦庄等周边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高度，成立推进首都中心城区东南部地区转型发展的市级联席会制度，由市级领导牵头，市规划、市发改、市国资、市国土、市财政等部门与朝阳区等属地政府为联席会单位，协调推动解决该地区发展的重大问题。
      针对主要堵点和重点道路，加大政府财政资金倾斜力度，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同步建设水、电、气、热等市政设施，优化区域环境。加快化工路、龙爪树路、大羊坊路、王化路、焦化厂北路、鲁店北路等城市主、次干路建设，解决现有保障房居民大量入住后出行难和东南部基础设施承载力差等问题。
      8．在工业革命期间，城市迅速的发展往往超出社会资源的承受力，导致各种“城市病”的出现。早期资本主义国家为治理“城市病”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但往往效果不佳。随着城市规模的日益扩大，现代大中城市普遍存在着人口增多、用水用电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以及由上述问题引起的城市人群易患的身心疾病，这些问题和矛盾又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城市的发展，加剧了城市政府的负担，使城市政府陷入了两难困境。防治“城市病”就是规范和监督权力，尊重民意，让民意成为能够和权力平等弈的重要力量，每一个公共决策都有民意广泛参与，劳民伤财的“城市病”才能根治。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城市病”的主要表现。
要求：概括全面、条理清晰、语言简洁流畅，不超过150字。
选项
答案主要表现：城市建设“摊大饼”式发展，向周边盲目扩延；城市环境问题突出，空气质量差；人口增长快，居住条件变差；治安情况堪忧；交通状况差，堵车严重；公共服务设施不配套。这些现象加重了城市负担，造成资源浪费，引发居民疾病，反而制约城市发展。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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