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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谈谈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复旦大学2010年研)

谈谈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复旦大学2010年研)

admin2019-07-04  23
问题 谈谈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复旦大学2010年研)
选项
答案梁启超不仅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政治活动家，而且还是卓越的报刊编辑家、报刊政论家。戊戌变法时期，他主编了《时务报》等刊物，为维新运动的深入进行，为中国近代报刊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如下贡献： (1)主编《时务报》，推动中国近代第一次国人办报高潮 ①1896年春，维新派人士黄遵宪、汪康年倡议在上海创办一份以“时务”命名的刊物，作为维新派的舆论阵地。1896年4月，梁启超应邀赶赴上海参与筹备工作。8月，《时务报》正式创刊。《时务报》虽名为“报”，实则是一份每期30页左右的书本式的旬刊，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宗旨，以“论说”和翻译外报为主要内容。 ②从《时务报》创刊到1897年11月去湖南长沙担任时务学堂总教习，梁启超主持《时务报》笔政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此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才华横溢、无所畏惧，对这份虽无维新派机关报之名，却有机关报之实的刊物倾注了极多的心血。梁启超不仅是这份刊物的主编，还亲自担负了编辑、编务、撰稿、校对等工作，集编、撰、校于一身。由于梁启超的工作出色，《时务报》出版后即受到广泛欢迎，“一时风靡海内”，成了对全国发生巨大影响的维新派刊物。《时务报》因梁启超风行天下，梁启超亦因《时务报》名扬四海，从此，他开始走出老师康有为的影子，成为清末政坛的风云人物、维新思想的杰出代言人。 ③《时务报》的成功使全国各地维新人士深受鼓舞，各种鼓吹变法的刊物，如《国闻报》《湘报》等二三十家报刊先后面世，除维新报刊外，女报、白话报以及消闲性报刊也如雨后春笋般地在全国各地创办起来，如1898年7月出版的由康有为的女儿康同薇和梁启超的妻子李蕙仙等任主编的《女学报》是最早的妇女报，1898年5月创刊的《上海晚报》是最早的由中国人自办的晚报，1897年10月创办的《译书公会报》是中国最早的译报，1897年5月面世的《集成报》是中国最早的文摘报。《蒙学报》《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等最早的白话报刊也在这一时期先后问世。以上海为中心，这一时期还出现了一批由著名文人李伯元、吴趼人等主编的小型文艺报刊，其中有《指南报》《采风报》《笑报》和《趣报》。中国人自办近代报刊是在外报的刺激和影响下开始的。但以往的报刊影响十分有限，直到维新运动兴起，《时务报》破土而出、应运而生，大众传媒制造鼓吹变法革新舆论，成为举世瞩目的热点，中国近代报刊发展开始形成第一次高潮。 (2)提出“耳目喉舌”论，揭示报刊的多方面功能 梁启超毕生致力于报刊事业，对报刊的功能和作用有十分精辟的见解。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就是《论报馆有益于国事》。在该文中，他提出“耳目喉舌”论，用耳目喉舌之喻说明了报刊“去塞求通”的作用。其后又在自己主编的《清议报》《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本馆第一百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论舆论之母与舆论之仆》《敬告我同业诸君》等文，继续阐发这一思想，论及创办报刊的必要性、重要性及巨大作用，且断言“学生日多、书局日多、报馆日多”是影响中国前途至关重要的三件大事。梁启超的新闻思想和报刊理论十分丰富，仅《时务报》所及，就有如下几点： ①报刊是国家和国民的“耳目喉舌”，是“去塞求通”，促使国家富强的重要工具。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中，梁启超认为“觇国之强弱，则于其通塞而已”，“中国受侮数十年”就在于清政府的“壅塞”，壅塞的表现：一是“上下不通”；二是“内外不通”。这种壅塞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强盛。“去塞求通”最好的办法就是多办报。国之有报纸，犹人之有耳目喉舌。他主张中国应该学习西方各国，民间要大力创办报刊，国家要大力保护报刊，充分发挥报刊“上下通”“内外通”“去塞求通”的功能，使国家臻于富强。 ②报刊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党派性，是政治斗争的重要武器。在近代中国，梁启超是以政治活动家的身份亲自办报的第一人。对他来说，政治家办报可谓自始即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是以办学会和办报刊来开始他们的政治活动的。维新派人士认为，报刊是唤起舆论、造成舆论，揭露社会现实问题，抨击清廷秕政，宣传变法维新思想，争取实现政治革新的重要武器和救国手段，是参与政治斗争的“利器”。梁启超并不讳言自己所办报纸的政治性、党派性。他坦然承认，他主编的《时务报》《清议报》以及《知新报》就是“以一党之利益为目的”的党报。他对报刊事业寄于极大的希望，一再强调报纸的社会政治作用，把报纸当作救国的手段。以梁启超办《时务报》为肇始，中国近代各政治团体、各党派、很多政治人物，也都十分注意办报，并把报刊作为政治斗争的一个重要工具。 ③报刊是“开民智”“育人才”的重要手段。梁启超极其重视报刊在教育读者，提供新知，开通民智，培育人才等方面的功能。他提出了三条途径开启民智：一是办学校，二是兴学会，三是开报馆。事实上，三途之中，梁启超又更加看重报纸的作用，用力也最多。因为在他和其他维新人士看来，办学校是开通青少年之智，兴学会是开通成年人之智(主要是官智)，唯有报纸是兼而有之，信息传布的空间大幅度扩展，城市和乡镇的广大民众都进入受众群体，在启迪民智、开通风气、社会启蒙上，较之学校、学会，报刊的影响更加深远、广泛。为了充分发挥报纸开民智、育人才的功能，梁启超一方面在《时务报》上撰文指斥清廷秕政，微论民权思想，另一方面在报纸上又辟有专栏，“旁载政治学艺要书”，造成新国民。 (3)创造“时务文体”，开启一代文风 梁启超主编的“报”既有报纸，也有杂志，实际上他更重视兼有政治和时事性材料、介于报纸和杂志之间的时事政治性期刊。对政治期刊来说，政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进行政治宣传的重要手段，也是衡量一家刊物优劣的主要标准。因此，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维新派重要报刊，都把主要精力用于每期必不可少的报刊政论的写作上。为了使政论文章更易于为广大受众接受，更好地向社会宣传变法维新的新思想，迫切需要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表现形式，于是一种通俗、自由、新颖的报刊政论文体，即“时务文体”就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了。 梁启超等维新派报刊政论家在创作实践中，继承了早期维新思想家王韬、郑观应等人的政论传统，创造出一种新颖的政论文体，当时人称为“时务文体”“新文体”或“报章文体”，至1902年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少年中国说》等一系列文章时达到顶峰。 梁启超开创的“时务文体”，其特点用他自己的话概括有下列几条： ①“纵笔所至不检束”。即要求解除写作上的清规戒律、条条框框，摆脱各种古文义法的束缚，打破古文、时文、散文、骈文的界限，实行文体上的“自解放”、大解放。 ②“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即要求文章的语言浅显流畅，明白通晓，摒弃矫揉造作、艰涩古僻的文字，同时又允许根据内容的需要，使用俗语、韵语及外来的词汇、句式和语法来论证问题、说明道理。 ③“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即要求文章层次清楚，逻辑性强，汪洋恣肆，酣畅淋漓，以饱带情感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使读者为之倾倒，受到鼓动，受到感染，在不知不觉中被说服，进而接受他们的主张。 以梁启超的政论为代表的时务文体，自由放纵，不拘一格。它风靡一时，对辛亥革命时期乃至五四运动以后的文风都有极其深远的影响。报纸文体改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梁启超。但除梁氏之外，撰写时务文章的还有康有为、严复、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只是他们的文章并非具有“时务文体”的全部特点。开启一代文风，是梁启超对中国新闻事业的重大贡献之一。 总之，梁启超从1895年办的《万国公报》开始，到1922年《解放与改造》停刊脱离报界，一共27年，占了他一生近一半的时间，在这27年，他亲自创办或主编的报刊有11种，积极支持或实际指挥的报刊6种，他是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报刊活动家，对中国报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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