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材料 材料1 “住院治病先交押金”是医院的惯例。早在2016年年底，X县就打破了这种惯例，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绿色通道”，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模式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确保农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当时X县没有专门

给定材料 材料1 “住院治病先交押金”是医院的惯例。早在2016年年底，X县就打破了这种惯例，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绿色通道”，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模式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确保农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当时X县没有专门

admin2023-01-31  56
问题 给定材料
    材料1
    “住院治病先交押金”是医院的惯例。早在2016年年底，X县就打破了这种惯例，给建档立卡贫困户打开“绿色通道”，全面实行“先诊疗后付费”就诊模式和“一站式”结算服务，确保农村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救治。
    “当时X县没有专门的一次性结算系统，‘一站式’结算涉及民政、保险等多个部门，让这些单位派人进驻医疗机构又不现实，后来就只能由我们医院来统一代办，系统没有整合、没有联网，除了基本医保，其他都需要人工计算，一个人就要算五六次，我们医保科的工作强度很大。其余费用由医疗机构与医保、民政、保险等部门直接结算。贫困户再不用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跑。你不这样干就实现不了‘一站式’，‘先诊疗后付费’就成了一句空话。一直到2018年1月份才实现系统直报。可以说，这项工作我们领跑全省。”X县人民医院副院长王瑞萍说。
    在X县人民医院，有一沓特殊的“台账”，台账上记录着贫困户的家庭情况、所患病种、签约医生、分管领导等。针对排查摸底调查确定的健康扶贫户，X县各医疗机构建立起精准医疗扶贫对象台账，对因病致贫、返贫户实施动态化的分类精准救治措施。
    贫困户因病需住院治疗，随时与签约的医生联系，签约的医生负责挂号、检查、住院等事宜，保证病人顺利入院。“通过对这些人建档、分析，有助于我们开展针对性的治疗和康复，让每一位贫困患者得到及时治疗和规范管理。我联系800多个贫困户，每天都能接到很多电话。”王瑞萍介绍。
    “过去，这些贫困户一生病，都是愁眉苦脸的，能不去医院就不去医院。自从签了约，大家伙心里踏实了，稍微有个不舒服，就赶紧找自己的签约医生去看病。”城南乡乡镇卫生院院长马宝贵说，“双签约”服务开展以来，老百姓的健康意识在逐渐提高，签约医生也在想方设法为签约人群提供服务。
    为了确保城乡群众对医疗救助政策特别是慢性病服务应享尽享，2018年4月份X县启动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将每月第一周和第三周的周五定为健康扶贫小分队“活动日”。
    “村里人一般都是小病经常扛，实在扛不住了，才去医院。那天听了卫计局专家讲的政策后才知道，政府还专门针对咱贫困户出了很多优惠政策，这下不怕住不起院了。”X县下李乡前峪村村民王秀连在谈到健康扶贫小分队时深有感触地说。
    据了解，X县健康扶贫小分队组织X县人民医院、中医院、疾控中心、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卫生监督所和乡村两级医护人员，分为3个小分队。活动突出宣传普及健康扶贫政策，及时更新贫困人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信息。加强慢性病管理服务，对常年用药、支出较大而没有享受健康扶贫政策的群众，逐户逐人排查，由县、乡医疗机构进行首诊和初步确认，对行动不便的患者协助办理慢性病手续。
    “喂，120吗?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求救援。”12月10日，120急救指挥调度中心接到呼救电话后，立刻打通了P镇急救站的电话，“307国道P镇李家山路段发生一起车祸，请迅速出车赶往现场”。
    P镇急救站站长郝光明说：“时间就是生命，急救站与事发现场距离13公里，仅需12分钟，而从县城到事发现场，则需要40分钟。在接到患者后，我们给患者进行包扎、开通液路、进行氧气吸入，第一时间使患者得到救治。如果不及时救治，可能会由于出血过多而引起失血性休克、伤口感染、昏迷等症状。”
    对于那些危、急、重症患者来说，能否在有效时间内得到救治十分关键。为了优化资源配置，缩小急救半径，11月19日，X县医疗集团120指挥调度中心正式成立，成立的同时为乡镇卫生院统一添置了24辆120救护车，统一设置了县、乡、村三级120救护站点，统一培训、统一着装、统一制度、统一服务流程，统筹承担医疗急救、巡回医疗人员下乡服务、检验标本冷链运送任务，把120急救建设体系延伸到乡镇和农村，真正形成了全县域15分钟救治圈，让全县任何地方的患者都可以在15分钟内得到“120”的救治响应。
    X县东黄水镇卫生院共有17名员工，但具有资质的临床医生仅有3人，其中1人还专职从事基本公共卫生工作。“X线机、彩色B超，相关的检查设备都有，但就是没人会用。”说起卫生院近年来的发展情况，院长王增山一脸无奈地表示，“基层卫生院的日子都过得没精打采的”。
    随着前期筹备工作的顺利推进，X县人民医院的门外挂上了“X县医疗集团”的铭牌，院长刘冬也成为医疗集团理事长。建立现代医院管理制度，医疗集团实行院长负责制，拥有人事管理、内部机构设置、收入分配、运营管理的自主权，现有县级公立医院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编制由医疗集团统一管理、使用、调配。县级医疗集团还将建立医学检验、放射影像、消毒供应等业务中心，为所属医疗卫生单位统一提供服务，降低运营成本，提高服务效率。
    “留住患者，必须有合格的基层医生。”刘冬介绍，X县医疗集团成立后，决定将单位人变为集团人，人员在集团内调配使用，建立“按需设岗、能上能下、能进能出、合理流动”的用人机制。
    材料2A市南部两个乡镇为招商引资，和一家畜牧企业签订了投资协议书，并和农民签订了上千亩的土地征用合同，用来创办生猪养殖基地及配套设施等。然而，2018年这家畜牧企业经营跟不上，无力支付土地租赁租金，表层土壤还遭到破坏。村民张海村说，早知道这样，就不签租赁合同，现在租金拿不到，地也种不了。
    而在A市市区周边的几个乡镇，有别于有些地区企业老板直接与农户进行土地流转的签约模式，而是采取政府背景的公司从农民手中流转土地然后转包给各类资本承包种植的模式。由于外地老板经营不善和对风险预估不足，这种模式给当地带来了一系列负面影响，政府因此背上沉重包袱。
    作为当地农业局下属企业，一家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当地大量土地流转的实施平台。公司廖姓负责人介绍，前几年是当地土地流转的高峰期，很多老板过来种植甘蔗，大约流转了6万亩土地。但由于甘蔗行情不好等原因，许多老板“跑路”，这些“跑路”老板流转的土地加起来有上万亩。“烂摊子留给了地方政府，现在都是政府支付农户的土地租金。”
    “每亩土地租金约1000元，目前几万亩土地的租金需要政府来承担。对一个县级行政单位来说，每年筹集几千万元来给农民支付租金并不容易。”廖姓负责人表示，政府在压力之下只好在别的地方挪借资金，虽然知道这是违规的，但也没更好的办法。现在，政府低声下气地求老板给钱，法律手段也都用上了，但效果并不明显。现在都是财政在撑着，东挪西借，已经垫了很多钱。
    基层干部反映，由于相关政策与管理措施不完善，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处于“无序化”状态，频繁发生的纠纷增加了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
    在B市的一个村子，听说记者过来采访，不少村民立即围过来。“2017年的租金到目前为止一分钱都没有，还不知道能不能给。2018年甘蔗开榨已经20天了，但是公司什么说法都没有。我们按照合同办事，他们却不按照这个来。”有村干部表示，流转土地是政府动员的，去年的租金也一直没拿到，村民意见很大。
    目前，B市只有70％的县市区建立了县级土地流转交易有形市场，还有30％的县市区尚未建立，部分交易市场管理欠规范，大多数没有规范的资料档案室，土地流转资料保存不全。还有一些地方土地流转交易只是民间行为，不在交易场所交易，交易程序也有点不规范，给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带来隐患。
    市农委经管站刘站长表示，目前农村土地经营权流出方比较多元，有的是乡镇组织流转，有的是以村组为单位组织流转，有的是由农户自发流转，还有少数是由县(市)涉农部门或由中介机构组织流转，五花八门。操作时不看对象、没门槛、不讲程序、不守规矩，随意性很大，流转双方不履行合同的现象很普遍，容易引发纠纷。
    “土地流转不够规范，部分土地经营权流转都没签书面合同或只有口头协议。即使签订了书面合同，条款也比较简单，对权利、义务规定不够明确，难以保障流转双方尤其是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农民权益。”刘站长说。
    相关部门在C市调查时发现，工商资本进入农业领域后，有很大一部分从事的并不是粮食生产，而是选择种植一些经济效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村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后，有些企业基于生产效益的考虑，可能会放弃水稻、小麦等粮食作物的生产，转而从事水产养殖、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挤占种粮面积，导致主粮产量下降。
    市农业局一位干部表示，由于粮食价格较低，全省土地流转价格相对较高，如果流入方选择种粮，按水稻种植两季亩产1600斤和1．35元／斤的最低收购价计算，每亩收入才2160元，除去人工、成本、生产资源等因素，种粮利润很少，甚至亏本。因此，大多数流转企业选择种植效益更高的其他经济作物或水产养殖，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
    部分基层干部还反映，由于种粮的比较效益低，粮补等都是直补给承包农户，而搞其他种养业或经济项目开发效益普遍要高，一些工商企业和大户借土地经营权流转之名，擅自将农田“非粮化”，改成养殖场、花木基地、农家乐、私人会所等，甚至打“擦边球”，“以租代征”，搞工商项目开发。
    “一些农户因为土地不流转或抛荒都能得到粮补，土地不愿意流转或抛荒的现象比较常见，粮食补贴政策在一些地方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刘站长说。
    材料3
    走进Y县，走近两年前到过的W村。眼前，还是那条济民沟吗?当时的情景仍在脑海：河道狭窄，荒草丛生，了无生气。如今，这条小河沟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十里画廊”。
    “到了3月，站在岸边，满眼都是花红树绿。秋天，树枝上挂满鲜果，十里飘香，城里人都跑来采摘、垂钓、健身。”本地一生态农业公司董事长说起眼下的变化关不住话匣，“大棚里种的葡萄、西瓜，品质好，不打药，卖价高。2017年，葡萄每斤卖16元，没出棚就被抢购一空”。
    “十里画廊”建设规模3000亩，其中W村入股土地1000亩。目前，项目投入2000多万元，计划总投资2．5亿元，还将开发农业生态园、开心农场、水上乐园、生态餐厅等特色项目。
    济民沟淌起富民水，“十里画廊”画出了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近三年来，Y县在习近平总书记精准扶贫思想的指引下，找准路子，压实作风，带动22551户55984人率先踏上脱贫的轨迹。
    在S村的现代化鸭棚内，上千只鸭子摇摇摆摆，吃料、喝水、下蛋。60岁的老史正在捡鸭蛋。他对我们说：“弯弯腰，一天工钱七八十元，还想啥?”
    老史患有小儿麻痹症，干不得重活。两口子守着4亩地，只够吃穿，总在贫困线上熬着。
    想脱贫，要资源。可老史掰着指头算了算，手里除了几亩地，啥也没有。缺项目，缺技术，缺市场，种植、养殖都不敢试。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放在贫困户手里，效益提不上来。流转给‘能人’，适度规模经营，才能形成产业，带动大家致富。”S村村支书说，村里到外地引项目，看中一牧业公司。对方免费提供鸭苗、技术，保底回收鸭蛋，免去后顾之忧。
    听说有好事，村民并不信。村干部小杨第一个站出来，成立合作社。132户贫困户陆续响应，以每家扶贫到户增收资金8000元入股，凑够105．6万元，一期流转70亩地，建设16个鸭棚。
    “土里有金子，就看你咋挖!”小杨说，大棚养殖10万只蛋鸭，一个月产蛋5万多颗。每颗蛋保底价卖1．4元，最高可卖2元。产蛋期后，每只肉鸭能卖100元。2017年养鸭，纯收入200多万元。2018年，规模再扩大一倍，带领村民稳定脱贫。
    老史算了笔账：把2亩地流转出去，每年地租收入2000元。从2017年开始，人股分红，连分五年，每年1000～1500元，总收入9600元。“有地租，有分红，有工资，三项加起来，一人一年挣3万多元。”
    养10万只鸭，有没有污染?面对我们的担心，小杨胸有成竹：鸭粪混合稻糠，是上好的有机肥；冲洗的废水流人池塘，种荷花，放鱼苗，收藕、卖鱼能挣钱，还能形成景观。
    2017年，Y县整合涉农财政资金5．2亿元，发放产业直补资金2311．818万元，帮助23000多户贫困户增收。创新金融扶贫，以科迪集团为依托，推广“奶牛贷”，鼓励贫困户利用5万元小额贷款，购买3头奶牛，托管给科迪集团饲养。双方签订五年合同，贫困户每年到期分红，年增收3600元。
    最近三年，Y县实施“凤还巢”工程，吸引10万人回乡创业。“十万城归”创办8458家企业，带动5万多人就业，其中贫困家庭劳动力达4100人。
    还没进M村，就听到一件新鲜事：流转土地入股，发展“竹海”乡村游，五年不给分红，竟无一人反对。
    可能吗?带着疑问，走进M村，身处“竹海”，别有一番情趣。
    在公园，随便问村民，都说村子离县城5公里，发展乡村游，前景“好得很”。再问“五年不分红，怕不怕?”又答：“相信村干部，一定能干成。”
    村民的心为什么这么齐?恰逢晌午，村里的“以孝治家大食堂”飘来饭香。近看餐厅，20多位“顾客”已然坐定，清一色白发苍苍。
    “开饭喽!”一个个“红马甲”志愿者手托餐盘，鱼贯而人。老人们举动筷子，边吃边聊，整个餐厅洋溢着欢快和幸福。
    有志愿者送上一盘菜，高声介绍：“村里年轻人出钱，请70岁以上老人吃‘爱心餐’。先到先请，每周一次，‘请客时间’一下子排到2019年2月!”
    “‘爱心餐’，只是以孝治家的一个活动。”回乡办教育的小凡说，村里有“爱心茶馆”，老人喝茶一律免费；设道德讲堂，每月请专家讲孝善文化；把每月初一、十五定为“母亲节”“父亲节”，鼓励子女回家，给父母做顿饭、洗洗脚；每年举行好媳妇、好婆婆评比，当众颁奖。
    “因为‘孝善’，有了共同话题，有了活动载体。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根儿上支撑‘五年不分红，发展乡村游’。”M村村支书说。
    回想过去，并不轻松。2016年上半年，M村为找准发展路子，开了11次会议。有人说，种果树；有人提议，不如养猪。村干部外出考察，提出建议：种果树，没基础，且比不过邻村；养猪风险大，环保不允许，不如种雷竹。“一来产竹笋，每亩每年纯利7000多元；二来北方产竹少，观赏价值高，能吃上旅游饭。”
    多数村民同意以土地入股，成立种植合作社、旅游开发公司。也有人担心，村民有穷有富，咋能保证“不落一户”?村民商定，各取所需，灵活入股：除土地入股外，富裕户可以增资入股、以流转土地入股，贫困户可以劳动入股、以扶贫到户增收资金入股。最终，M村95％的群众参股，全村460亩地，安排400亩种雷竹。
    人心齐，村变美。村子颜值提高，气质更佳。村外，300多亩玫瑰园、200亩中药材园、100多亩菊花园已成规模。村内，乡居竹屋、农村公园、儿童乐园，吸引城里人来过年。有人创办中学，整理本村《家训》，倡导设立“四知亭”，助力国学文化游；有人种植中药材，引入中医“雷火神针”，发展中医体验游；有人大学毕业，回乡加入旅游公司，专做竹艺装修、竹屋改造。
    材料4
    走进张家界市桑植县水田坪村，调研组成员、湖南省政协常委汤浊首先注意到村民门口摆放了很多塑料大缸，水很脏，但这就是村民平常喝的水。
    水田坪村是一个深度贫困村，全村共有1400人，建档立卡贫困户121户，已脱贫46户，2018年计划脱贫64户。村干部介绍说：“这个村子坐落于山坡上，基础设施缺乏导致供水严重不足，产业扶贫基本上还是一个饼。从现实情况来看，既没有基础也没有条件，产业扶贫是很困难的。而且村民家庭贫困，无力自行建设，如果没有外界支援，只会延续贫困。”
    此次调研由湖南省政协与致公党省委联合开展，民革省委、民盟省委分别参与，严格按照“四不两直”要求，采取明察与暗访相结合、小分队走访与集中调研相结合的方式，进乡村、走农户、看项目，先后到马儿山村、回龙村、罗潭村等9个贫困村和茅岩莓、众富生态农业、禾田居等企业，深入了解产业扶贫实施情况和脱贫攻坚工作进展情况。
    张家界市所辖4个区县均被纳人武陵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规划范畴，其中，桑植县是国家592个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全省11个少数民族深度贫困县之一。2018年5月7日，调研组第一分队来到桑植县竹园塔村，这是一个深度贫困村，三村合一，共有贫困户158户、520人，主要种植产业为黄桃，现种植883亩黄桃，暂未产生经济效益。“种了六七百株黄桃树，存活下来的不到200株，存活率非常低，这就说明相关技术指导非常薄弱”，调研组成员、致公党省委民主监督工作委员会主任赵建军介绍了走访情况，“村里关于技术指导的计划也有，但还未进一步落实。”
    除了先天条件不足，少数基层干部和贫困户认为产业扶贫投入大、见效慢、风险高，存在畏难思想外，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也存在明显对比。
    贫困户廖某在1岁半的时候被火烧致残，视力不到0．2，眼睛经受重创经常流泪。妻子是智障，夫妻俩育有两个孩子。扶贫干部联系医院，为廖某治好了眼病。康复后，廖某通过自学，学会了修家电等技能，同时通过辛勤种养农作物，一年还能攒下几千块钱用来修缮房屋。在与调研组的接触中，廖某不止一次表达了对扶贫干部的感谢：“真没想到，我这样的家庭都能脱贫!”
    村民梁某家的房屋在水田坪村算是建得较好的，但屋内卫生情况却十分堪忧，“一面墙壁可以简单粉刷一下，却用了块塑料布遮上。这就说明一些贫困村和贫困户‘等靠要’思想严重，自身不主动作为，两眼望上级”。
    要做好产业扶贫这篇文章，发展旅游扶贫是其不二选择。一方面，张家界是旅游大市，波澜壮阔的旅游发展史就是其旅游扶贫史。近年来，张家界市利用旅游资源优势，倡导全域旅游新概念，结合产业扶贫，走出了一条旅游富民强市、旅游精准扶贫的发展道路。越来越多的贫困群众收获到旅游带来的“红利”，旅游扶贫已促进18个贫困村出列、3万贫困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下降至8．9％。
    西线开发是张家界旅游事业健康发展的重中之重，在西线旅游开发的一些景区、景点，许多当地农民也借助旅游开发、发展乡村旅游的东风趁势而上，纷纷建起了农家乐，以前并不宽裕的农户也由此致了富。
    5月9日，调研组第二分队来到了慈利县大峡谷村，张家界著名的玻璃栈道就位于村子里，受核心景点辐射，区位优势明显。全村33个村民小组，734户，2826人，其中精准扶贫建档立卡户144户、542人。自开展驻村帮扶工作以来，驻村帮扶工作队因地制宜制定脱贫攻坚方略，为村里规划了旅游产业大道、便民服务中心、游客服务中心、饮水提质改造等项目。
    让调研组成员、省政协委员田本全印象最深的是，“扶贫队与村民干劲十足，精气神特别好。工作队长也很有头脑，点子很多，扶贫就需要这样的人”。
    受旅游产业的带动，张家界的茶业、蔬菜、中药材等产业也发展迅速，在带动脱贫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些贫困村急功近利，未经科学论证和规划便在产业扶贫上草率上马，一哄而起”。
    材料5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乡建设进程加快和农村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农民收入的增加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随之而来的垃圾污染问题也日益严峻，在个别地方已经发展到“垃圾围村"的地步。这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一大顽疾，凸显出农村环境治理之困，已成为乡村振兴工作中一个亟须解决的问题。
    央视财经频道《经济半小时》栏目曾派出多路记者，奔赴全国多个地点，就农村的垃圾问题展开调查。据相关报道披露，在陕西省咸阳市乾县木卜村，垃圾包围山村，气味令人窒息；在四川省成都市双流区舟渡村，一百多亩“垃圾沼泽”惊现三区县的交界地带，人只要进村靠近这个地方，成群的苍蝇就会一窝蜂地围追着人跑。这些镜头下的垃圾堆，已经很难只用触目惊心来形容，应该说是直接伴随着致命危险，且这种致命性还是双重的：
    一是垃圾堆本身释放的“毒性”危害极大，垃圾焚烧的气味极其难闻，浓烟呛人；
    二是垃圾随意倒在原有的池塘里，形成了一个巨大的沼泽地，人一旦掉人淤泥，瞬间就会被淹没。
    在垃圾堆已发展到致命的地步的另一面，是“没人管”现象。报道披露的多个案例中，接受采访的村民说得最多的便是“没人管”：“这个倒垃圾说起来有人管，谁管?当时管，应付过去就没人管了。”“没人管”是因为不知情吗?答案显然不是。调查发现，大多数地区村庄在处理垃圾这个问题上，都有一个共同难点，那就是多个部门都在管，但每一个部门都不具体担负责任，最终似乎所有监管环节走完，“垃圾围村”的问题却依然照旧。这再次提醒有关部门，农村垃圾的治理，也要避免被“各自为政”的监管割据架空，各个部门的口号喊得再响，若不能捋顺职能分工，建立协同治理机制，强化结果导向的考核，就将演变为一种精致的形式主义。
    农村垃圾治理是一项复杂工程。一方面，农民垃圾处理意识比较单薄，加上环卫设施建设的投入严重不足，就造成目前“无法处理”的窘境。另一方面，垃圾数量多、分布广、随意倾倒普遍，生活垃圾与工业垃圾混合，给集中治理带来很大难度。对此，相关专家建议，加大对农村地区，尤其是欠发达地区的资金支持，根据当地的人口数量和分布、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惯等相关因素，投资垃圾分类、回收、运输、填埋、焚烧、循环利用的场地和设备，让每个聚居点都能方便有效实现垃圾的回收和处理。
    从根本上讲，“垃圾围村”是一个如何处理、消化农村存量垃圾的问题。要想解决该问题，除了引导农村群众树立环保意识外，还要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协同行动的积极性，最终达到垃圾无害化处理，既解决垃圾去向的问题，又解除污染的后患。其实，有些地方经过努力与实践，已经探索出一些成功经验。例如，贵州侗寨建立“垃圾银行”破解“垃圾围村”，用垃圾兑换的绿色积分，可以在村里的“垃圾银行”换成盐、味精、牙膏、香皂等生活用品。垃圾分类回收后，有重复利用价值的由“垃圾银行”管理者卖给废品回收商，收益作为管理者的工作补贴。
    虽然农村垃圾污染治理形势已经刻不容缓，而且任重道远，但是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号角全面吹响，相信在社会各界的充分认识和一致行动下，一定可以守护好每一片绿水青山，让每一个乡村都成为希望的田野。
问题：请简要指出材料2中三市在土地流转方面存在的问题。
    要求：紧扣材料，全面、准确；篇幅不超过200字。
选项
答案一是涉农项目烂尾。企业经营不善，无力支付土地租金，且破坏了土壤，损害农民利益；老板“跑路”．租金由政府承担，财政负担过重。 二是土地流转不规范。交易市场不完善、管理欠规范，流出方式多元，纠纷频发，影响社会稳定。 三是“非粮化”现象频出。多数企业选择种植经济作物、水产养殖或工商项目开发等，致使主粮种植面积大幅下降；无差别粮补，导致土地抛荒。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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