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来都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题与主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

admin2021-02-01 33

问题给定资料
1．马克思认为，城乡融合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城乡发展的终极目标。回顾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处理工农城乡关系，从来都是贯穿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主题与主线。改革开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围绕农业作为国民经济基础的战略地位，连续出台指导“三农”工作的中央一号文件，既有力支持了工业化，又确保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业农村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两个趋向”的论断，推进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乡村”；在党的十七大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将“城乡融合发展”写入党的文献，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农城乡关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2．2019年5月5日，中国政府网披露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5月6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专题发布会，就城乡融合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等做出详解。
据介绍，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要分“三步走”。第一步，到2022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初步建立。从2018年到2022年，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的第一个五年，迫切需要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作为制度保障。第二步，到2035年，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成熟定型。
值得关注的是，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里提出的五大任务中，第一条就是建立健全城乡要素合理配置的体制机制。发改委发展战略和规划司司长陈亚军说，所谓要素，就是人、地、钱等。这条任务里，“人”是放在首要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首要任务，也是核心任务。我们说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首先要解决的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问题。”
《意见》中还明确提出要统筹提高农民的工资性、经营性、财产性、转移性四个方面的收入。对此，陈亚军说，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其实是城乡融合的根本目的，同时也是结果。城乡融合发展的五大体制机制改革都是有利于农民增收的。
他表示，从宏观角度说，要增加农民的收入关键靠分子和分母联动，一个方面要做大分子，另一方面要缩小分母。所谓缩小分母，就是减少农民。要持续转移农业就业人口，特别是通过城镇化来减少农民。这样剩余的农业劳动力能够占有更多农业生产资料、扩大农业经营规模，有利于推进农业机械化、实现农业现代化，也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者收入。所谓增大分子，也就是提升农业的价值链。通过农业农村新业态的培育，包括一二三产业的融合、农业产业化经营等，拓宽或者延伸农业产业链、提升价值链。从这两方面人手，才能真正实现农民收入的持久稳定增长。
3．一根根黑色的橡胶管，笔直地插入垃圾填埋场，靠着这些管子，垃圾深层产生的沼气被收集、输送进集气主管道，成为发电用的燃料……每天，地处陕西省渭南市郊区的马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都会消纳来自这座城市的400多吨生活垃圾，并为其输送电力。这样的垃圾无害化处理方式，是渭南市推进垃圾分类、实现“有限资源、无限循环”的一个缩影。
2014年，渭南被确定为陕西省首批垃圾分类试点城市。几年来，从分类收集、运输，到终端处理、利用，渭南正着力探索一条因地制宜、有效破解垃圾分类难题的路径。
14个社区、学校率先成为渭南市的垃圾分类试点。“垃圾分类，不仅需要政府推动，还需要全民的支持与参与。”渭南市住建局环卫处副处长楚玉川说，渭南在试点区选出30多名垃圾分类指导员，宣传垃圾减量和分类知识。如今，多数居民都会将垃圾分类投放，但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很难在短期内完全改变，为此，社区保洁员、学校门卫承担起垃圾的二次分类任务。
渭南地处西部，属中小城市，财力有限，而垃圾分类的硬件建设，特别是后期运行、设施维护、指导员补贴等都需要长期资金投入，“克服的办法就是‘硬件不足软件补”’。在大荔县的广袤乡村，没有装备完善的垃圾车，就用设备简单的三轮车；建不起造价较高的阳光堆肥房，就用改造设计的可降解堆肥场……
把好前端分类关的同时，渭南市的垃圾终端处理主要依靠科技助力。利用垃圾产生的沼气发电，马家沟生活垃圾填埋场的无害化处理每天都在高效运行。
填埋垃圾产生的废气中，沼气含量在50％以上。“如果不处理，不仅会污染环境，积聚到一定程度还会引发爆炸。”填埋厂负责人杨永明说。距填埋场几百米外，是将垃圾废气“变废为电”的发电厂。作为渭南市的招商引资项目，发电厂投资2500多万元建成。厂区内，3个集装箱大小的机器快速运转，收集来的沼气在这里经过除杂、除湿、降温、加氧等处理，送人内燃机产生电能，输入国家电网。“平均下来，1吨生活垃圾产生1．2立方米沼气，发电1．6度。”发电厂厂长张华兴说，目前，厂里的机器每小时可以吸取近390立方米废气，日发电量在1．8万度左右，相当于每年减排10万吨二氧化碳。
在渭南市经济开发区，一条现代化的垃圾处理“长龙”盘踞在渭南市资源化垃圾处理厂内。“长龙”拥有有力的“机械手”、庞大的“工业胃”，经过它们的分拣、消化，“一锅烩”的生活垃圾就可以转化为可再利用的工业棉、燃料块、有机肥。
4．地处珠三角地区的广东省中山市积极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差距渐渐缩小。乡村同样有便利的公共服务，城市同样有浓浓的乡愁味、互助情。
在中山市小榄镇沙口东路的全民公益园，堡垒型的建筑风格引人注目。工作人员介绍说，它的前身是沙口粮仓的一座三层建筑及两个旧米仓，前几年才被改造成公益园区。
走进小榄镇永宁社区可以看到，这里的社区与城市社区基本无异，一栋栋两三层民居规划有序，装修漂亮。居民区不远处就是永宁社区文化广场，广场附近配备有休憩长廊、健身器材、篮球场。
小榄镇还不断优化公共服务平台，相继建立居委会服务大厅、物业服务大厅、公益服务中心等，方便群众办事。
在中山市各乡镇，居民能享受像城市一样便利的公共服务。而在城市社区，邻里守望氛围也越来越浓。
在东区花苑社区，“爱心义剪店”免费为60岁以上老人剪发，目前累计服务4万多人次；“志愿管家”服务则带动一批老党员和群众投身社区服务，传授文化课程、收集群众需求、化解矛盾等，成为邻里和谐共进的好帮手。
为了促进新老中山人社区邻里融合，当地还为辖区流动儿童开设“430”课堂，每周一到周四的下午4点半到6点，不仅为孩子们提供学业辅导，还免费开设趣味英语、剪纸、绘画、围棋等课程，由大学生志愿者到学校接学生来社区上课。
花苑社区党委书记梁家荣说，调动社区群众的力量互帮互助，把“小社区”当作“大家庭”来建设，才能让老人们感受到更浓厚的邻里亲情，让年轻人更有归属感。
5．成都市是典型的“大城市带大农村”城市，平原、丘区、山区各占三分之一，中心城区、近郊和远郊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明显。
“实现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就像一场中长跑。”成都市教育局综合改革处处长戴晖说，如果把统筹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比作一场中长跑，目前的成都正在全速前进阶段。
(1)铁中府河学校是成都市金牛区的一所公办九年一贯制学校，学生中，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占80％左右。
在成都，很多跟随父母进城的学生实现了“有学上”。成都市教育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2017年，成都每年保障超过全市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总数30％的随迁子女人学，且其中超过90％都在公办学校就读。随迁子女和成都市户籍学生一样可以享受各类教育政策和福利。
为了实现教育机会公平均等，成都市还加大教育资助力度，建立和完善从学前到高等教育阶段“不重、不漏、满覆盖”的教育资助体系，包括义务教育“三免一补”“免除住宿费”“营养改善计划”“鸡蛋牛奶工程”等近30种资助类型。2013—2017年成都市资助总额达到56．3亿元，年均资助额一直保持在10亿元以上，确保实现“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失学”的承诺。
要实现城乡处处都能“有学上”“上好学”，除了构建公平均等的受教育机会，城乡学校标准规划的统一也尤为重要。
“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符合成都实际的地方教育办学标准，这是城乡学校规划和建设的参照系。”戴晖介绍。
近年来，成都市在国家、省、市已有标准基础上，坚持“互相衔接、互为补充”的原则，按照“全域成都”理念，构建起五大类24项教育行业地方标准。
2017年，成都市教育局会同市规划局启动了教育设施专项规划修编工作，对成都全市22个县(市、区)进行统一规划，希望以“全市一盘棋、全域一张图”的思路，共同打造“优教成都”。
(2)“在农村中小学标准化提升工程中，全县教育装备提升总资金9934万元、环境改造资金200万元、运动场改造共投入资金3395万元……”说起近年来教育的投入，蒲江县教育局局长杨忠云很是高兴。而作为成都西南边缘的农业县，蒲江县国内生产总值不到成都的1％，财政可支配收入不足10亿元。
杨忠云介绍，蒲江县城乡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成效显著，得益于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更得益于成都市以市域统筹的方式推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
“我们国家教育公平步人从机会公平到教育资源配置公平的新阶段，而城乡教育一体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相应的资源配置也应保持动态。”戴晖介绍，成都市不断规划和统筹实施倾斜农村的新项目，同时为兼顾区域差异，形成了“中心城区给政策、近郊区县给补贴、远郊区县给倾斜”的推进思路。
一方面，项目经费实行分担和支持的“动态倾斜”制度。例如，为期3年、总投入40多亿元的城乡中小学标准化建设提升工程，中心城区、近郊、远郊分别承担100％、70％(或60％)和30％(或20％)，其余由市里承担。另一方面，则是制定《成都市中小学校(含幼儿园、中等职业学校)生均公用经费财政拨款标准》，建立生均公用经费标准动态调整机制，不断加大农村教育投入。
如今，在成都，义务教育生均公用经费标准每两年就会有一次动态调整，并且实行市县两级共同保障机制，对生均公用经费高于国家规定标准的部分，中心城区所需资金由各区自行承担。
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标准，也建立了逐年调整增加制度。通过提升，2017年，成都市义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生均公用经费已调整到6000元。
(3)教育教学质量的城乡差距，突出体现在农村学校“软件”上，师资水平配置还未同步跟上学校办学条件的改善。
教师专业素质城乡差距明显。2009年，成都市农村音体美学科教师缺额超过45％，小学具有专科、初中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师的比例，农村与城区相差15个百分点以上，且优秀教师数量城乡差异大。
师资困局如何破?如何实现统筹?成都在全市所有区县内推行教师“县管校聘”。每年年底，成都市所有中小学教师都会拿到一份成都事业单位的聘用合同，“雇主”不是所在学校，而是一个叫教职工管理服务中心的机构。该机构对城乡教师的人事、户籍、保险、工资等进行统一管理。
‘县管校聘’把阻碍城乡教师流动的‘玻璃门’打开了。”成都市教育局人事处处长唐敏说，教师管理服务中心与教师签订人事合同，学校则与教师签订聘用合同。手握两份合同的教师们，彻底从原来的“学校人”变成了“系统人”，被教育主管部门派到学校任教，学校负责教师的日常工作安排与考核评价。不合格教师将待岗，甚至被退出教学岗位。
实现“县管校聘”后，温江区根据每所学校学生人数，重新核定每所学校编制，竞争上岗重新决定教师的去留，盘活了城乡教师资源。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建设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城市、全省“主干”的成都，又在探索城乡教育一体化的转型升级发展之路。
从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转变，从基本均衡向优质均衡转变，从学有所教向优教成都转变，成都市教育局负责人说，立足这三个转变，成都将从“大城市带大农村”向“中心城区＋郊区新城”的城市格局变化，实现城乡教育在各自健康发展基础上的良性互动。
6．在“农味十足”的金山廊下镇，说起乡村振兴，听到最多的是“没有围墙”4个字：当地的郊野公园，没有围墙；农场就在公园里，没有围墙；农场与农家乐之间“农农结对”，没有围墙；民宿的“民”字，既是村民又是市民游客，“没有围墙”。这“没有围墙”4个字，形象地概括了推进都市型乡村振兴的一种特色，那就是融合式发展。
近年来，S市在郊区布局建设一批大型郊野公园，既“成规模、成系统”地保留保护沪郊的“乡脉、农脉”，又入深、入细、人里地清理和还原乡村的“乡风、乡貌”。金山廊下郊野公园是最先“开园”的一处。但廊下镇党委委员俞惠锋笑着说：“说是‘开园’，其实郊野公园根本没有围墙，公园规划覆盖了半个镇，而且与整个镇打通。”
不搞“盆景式”乡村振兴是S市一个十分突出的理念和指导思想。乡村最根本的是生产、生活和生态空间，由此自然而然地延伸出自然风景、田园风光和乡愁情怀。廊下郊野公园最主要的“景点”就是一处处特色鲜明、出产丰富、市场品牌上佳的农场。其中，有S市最大的草莓基地，尽可能广泛地汇集各地优质品种，使用专门的有机肥和生物防虫法，出产的“金山草莓”已在上海市场颇有品牌影响力；还有番茄工厂化生产基地，产量是一般薄膜大棚的5倍以上，产品口感也上佳。目前在廊下郊野公园21．4平方千米的范围内，已有20多家这类农场。
乡村振兴不能留下一处处“断头路”，S市的乡村产业链正在新的起点上延伸整合。在2018年首届中国农民丰收节上，廊下镇推出了一个“特色节目”：“农＋农”结对。农家乐饭店与郊野公园里的这些农场联手，合作社“带着心跳”的新鲜农产品直送到农家乐的厨房，让农家“菜单”常订常新。
曹月芳是廊下镇的“文化达人”，当地的土布工艺、莲湘舞蹈等“非遗”项目，都有她组织和参与的功劳。曹月芳退休后主持推出了一处有特色的“民宿”，取名“江南莲湘”，并且把乡村的生产、生活、生态“概括”成“八个一”的综合体验：学一节莲湘舞蹈、玩一个农家游戏、画一幅简易扇画、学一句本地土话、做一道农家点心、干一下农家小活、学一个节气知识、缝一个手工包包。
乡村有了一个完整的社会生活形态，才能真正促进城乡交流和融合。廊下镇党委书记沈文有几句话说得很生动：都市里的乡村，对村民来说是“我的家园”，对市民来说是“你的乐园”。农房变成了客房，田园变成了公园，劳动变成了运动，而农房依然是农房，田园依然是田园，劳动依然是劳动。
廊下有一个“枫叶岛”，是上海有名的“网红”景点。与景点贴邻，有一处叫作“涵七”的民宿，其农舍的结构基本保留，市民游客人住的时候，农舍主人并不“撤离”，而是同在一个房檐下。而且，农家自有农家的自信，农家的老伯伯说，到了农村就要充分享受农村的安静和慢节奏，千万不要再熬夜玩通宵，“年轻人，早点睡”。
在城乡差别逐渐缩小的基础上，“城乡区别”已成为新的都市亮点。S市的乡村不仅要有形，更要有魂，不仅要有“颜值”，更要有气质。廊下的多处特色民宿，不仅有农家屋、农家园、农家菜，更有土布服饰、乡土版画、手工青瓷等民间体验，让人留得下来、乐得起来。用一位城里人的话来说，在郊区既要能够“养肺、养胃”，更要能够“养心、走心”，让人觉得“就是不一样”。
7．改革开放40余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有关“农村人”的刻板印象。最近几年，农村和城市更是纷纷谋求新的转变。对此现象，中国青年报特邀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进行深入探讨。
中国青年报：现在，城乡交往更加频繁，然而城乡之间的隔阂似乎并来减少，这是为什么呢?
卢晖临：改革开放确实松动了城乡壁垒，但城市人对农村人的刻板印象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虽然交往的机会和频率增多了，但是城市人与农村人缺乏实质性的互动。我们在平时生活中可能会接受打工人员的服务，但这都是非常浅层次的交往，无法促进彼此之间的理解。
根本性的原因其实是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在现有户籍制度下，农村人虽然能进城打工，却难以变成城市人，在城市长久定居和生活，拥有城市人的生活方式。
中国青年报：农村人要适应城市人的生活方式，这是否意味着城市人主导着话语体系?
卢晖临：城乡之间的文化差距，在这些年进一步扩大，乃至于农村逐渐丧失了在文化体系中的位置。遍观当今的电视节目、主流杂志，农村题材要么就不出现，要么就成为被嘲笑的对象，失去了自身的价值。在这种影响下，农村人发现不了自己的价值，慢慢丧失了主体性，以追求城市价值观、城市生活方式为自己的人生目标。随着城乡分化的加剧，乡村在文化价值上的边缘化会越来越明显。
8．由乡村到城市的转移过程在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是直线式的，而是充满了矛盾和曲折。其中，最为复杂的问题当推从“农民”到“市民”转化过程的长期性。因为相当一部分农村劳动力实际上已不是一种静态存在，而是游走于城乡之间，以兼业的方式在城乡之间流动。即便是那些具有进城意愿的农民工，也因无法以“在地化”的身份进入城市而长期徘徊在城市之外，因此，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现在地化，便成为其能否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
这里所说的“在地”，不仅仅指空间在地、职业在地、户籍在地，也包括“关系在地”。值得注意的是，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关系在地”没有得到人们足够的重视。虽然近年来国家出台了许多旨在推进外来人口进入城市社区的制度和政策，但并未收到预想的效果，外来人口在城市社区参与的积极性比较低。这是因为外来人口仍属外在于城市而存在的“流动无根群体”，虽然这一群体在城市已产生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参与水平较低，导致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并未与其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的社会联系。可见，农民市民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总体变动的过程。对此，我们需要采取“渐进策略”，注重为进城农民创造出一种良好的社会氛围，使其进入城市社会成为可能。在农民市民化的问题上，政策和制度构建固然极为重要，但从政策运行的动态角度看，其实施所需要的社会基础性条件的积累和提供，则更具根本性意义。
在现代社会，职场关联是城市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城市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将职业共同体作为现代社会整合最为重要的单元。但对于多数进入城市的农业转移人口而言，他们基本上没有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就业的短期性和不稳定性，使其难以形成稳定的职业关联。故在现实中，能否获得相对稳定的职业，并建立起一定程度的职业关联，是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居留的最重要条件，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实现市民化需要突破的瓶颈。
透过对进城务工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关联的复杂性分析，我们发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实质在于，其自身的迁徙移动是否与工业化和现代城市职业体系发生了密切的社会关联。只有将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纳人工业化和城市职业体系之中，才能够成功地进入城市，并扮演城市市民角色。
近年来，中国快速推进的城镇化面临的一大困局在于，农村人口面对不断降低的城市门槛所表现出少有的犹豫和徘徊，因为在可以自由进城打工、购房的情况下，户籍人城就意味着失去土地。同时，城市居民已经没有超国民待遇的社会福利。随着就业、住房的市场化，尤其是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取消，城市人的就业、住房、粮食和一些副食品都纳入了市场，其优越性明显下降。在此种情况下，农民更希望通过兼业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这直接导致农业转移人口的流动呈现出“移”而不“转”的特点。在此情形下，进城农民自然很难生成“社区感”，其在地化进程也必然会迟滞缓慢。
中国社会，由“城乡分立”到“城乡一体”的演化，不是从“传统”到“现代”的单向推进，而是一个复杂的、长时间的“双向互动”的过程。其中，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的在地化，有助于农业转移人口真正地融入城市生活，我们应持久努力地推进这一进程。
9．党的十八大以来，城乡一体化发展的“进度条”在加速。无论是农民收入水平，还是农村城镇化水平，都有明显提高，乡村正积蓄着变革的伟力。党的十九大提出“城乡融合”的新方向，更为乡村振兴的“质变”吹响了有力号角。
但是，城乡的二元发展曾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周期，这也注定城乡融合发展不是眼前工程、应急工程，而是长期的历史性任务。而且城乡融合，绝不只是图纸上将城与乡圈在一起，关键在于如何实现要素的双向流动，如何使那些曾经让城市繁荣起来的要素能以比较低廉的成本顺利进入农村发展进程。
乡村振兴，最终旨归是“人”。农民如何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具体的规划会给生产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是不是真正“融”好了?需要时刻注意和校验。换句话说，绝不能用建设城市的思路建设农村，用发展工业的思路发展农村，而应该因村制宜，像爱惜生命一样爱惜乡村的个性。既要留住乡村的“形”，全力恢复乡村历史质感、保护乡村原有风貌，更注重留住乡村的“魂”，留住乡村的非物质文化传统。只有在实战中琢磨出实招，在干事创业中凝聚合力，城乡的真正融合才能实现。
给定资料8提到，“农业转移人口能否实现在地化，便成为其能否完成市民化的前提和关键”，请根据给定资料8，谈谈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理解准确，分析透彻，条理清晰。200～300字。

选项

答案农业转移人口只有在社会关系、职业关联、“社区感”等方面真正融入城市生活，才能完成市民化。近年来，进入社区的农民虽有众多利益诉求，但参与渠道不畅、水平较低，并未与居住的社区建立起真实社会联系，归属感不强。他们没有在城市建立起稳定持续的职场归属，而职场关联是市民社会关系体系中最具核心意义的社会联结，是市民在地化的最主要标志。城市户籍优越性下降。农民更希望通过兼业的方式游走于城乡之间，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难以形成“社区感”，阻滞市民化进程。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一个复杂长期的“双向互动”过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实现植根于社会关联基础之上的在地化，才能真正实现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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