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admin2021-03-22  32
问题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的物价水平也是水涨船高，但基层干部的待遇却没及时跟上。现实中，基层干部因“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的事例可谓不少，他们肩负着“上要养老，下要养儿育女，供子女上学读书”等责任，生活压力大，买房、购车是奢望，实为“薪苦”。
    乡镇干部的提拔难问题也一直为舆论所关注。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易教授曾撰文指出，由于乡镇党政机关处于“金字塔”底端，干部的层级低，领导职数少，就地晋升机会近乎零，越向上走，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间走完个人仕途。
    而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村组范围内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同时由于农民身份的制约也很难在公务员序列中寻求上升的空间和渠道。
    近些年来，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上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有媒体在实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完全是“零起点”，既无编制、工资作为保障，也无土地、人脉发展产业，3年时间想要干出成绩非常困难。有人直言：“3年后，我还要重新找工作，这么努力干什么?”
    2．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中国各项改革任务都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这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但现实中，基层干部还普遍面临尊严缺失的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难，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部门制约，为了获取支持，乡镇干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大家都是为民办事，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部门摆摆谱不要紧，我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了，还谈什么尊严。”
    3．某刊刊发《乡镇干部盼什么?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其微信读者留言上千条，以下是部分留言摘录。
    @冷暖自知：编制外的乡镇干部多得是，像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直接转为后勤人员，干的一样的活，承担比公务员、事业编多几倍的工作量，领着比公务员、事业编少的工资，没有车补，只能看着他们加工资。怎么一个编就差别那么大，根本不同工同酬。
    @一杯空气：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先生也是，工作6年，两人分别在县城的两边，相隔50多公里，一岁的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尽头。我们每周只有单休，除去值班，一个月3天假，工作要做，家庭呢?孩子呢?待遇暂放一边，心里的苦可以不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期盼可以规范上班作息时间，让我们多陪陪孩子，这样才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干好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
    @兰曦：人家好歹100来个编，我们4万多人的乡镇只有40多个编，刨去领导和借调的，以及不会电脑业务、能力跟不上的老干部，能干活的最多十来个。
    @杠精：我们乡编制资源紧缺，编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蚕茧站等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完全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进行撤并，减少编制；而是食品卫生安全等一些重要部门，却因为受编制限制无法增加人员。
    4．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法理上说，村(社区)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基层政府与村(社区)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和村(社区)的权力边界很模糊，村(社区)很容易被政府行政力量“入侵”，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社区)进行指导，还直接“领导”村(社区)。一是硬性指派任务多。有些村(社区)承担的工作涉及计生、环卫、综合治理、社保等共计20大项，110余小项，其中绝大部分工作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交办的。二是各类会议、活动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村(社区)当成本部门工作的左右手，把本应当由部门承担的工作转嫁给村(社区)，使村(社区)原本已十分繁重的工作又增加了很多负担。
    目前各村(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虽已有较大改善，但村(社区)组织运转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乡镇对各村(社区)公用经费调整幅度大，公用经费正常作用难以发挥。政府对基层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功能配套、完善的投入力度仍然有待加强，基层组织缺乏开展各项服务工作的能力和条件。政府把事务转移给村(社区)的同时，相应的权力、资源(人、财、物)很多都没有同步移交，“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如新农合、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只有任务，基本没有经费保障。随着村(居)民对村(社区)服务和文体活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村(社区)提供的资源、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随着村(社区)各项开支逐年增长，有限的经费很难支撑村(社区)的正常运转。
    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造成了引进人才方面的困难，一些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村(社区)工作，在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大都年龄偏大、学历较低、能力较弱。部分地区一线村居人员平均一个月2000元，有的人员才1500元，刨除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还有人情往来，整体来讲入不敷出，有的甚至举债度日。而且，村(社区)的工作任务繁重，星期六、星期日不休息已成为常态，也没有补助和加班费，待遇问题已成为大学生不愿到基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基层工作人员大多未受过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工作凭借经验，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村(社区)工作的开展。另外，当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基层治理除村(社区)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组织。总体而言，很多社会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比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健全。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首先离不开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只有内部运作规范化、科学化，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清，背负了很多额外的任务，即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也存在内容狭窄、持续性不强、力度较小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对于这些问题，都急需政府配套法规、政策的支持。
    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缺乏专业人才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些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中，缺乏高学历的人才，而具有专业素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就更少，或是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少有专职工作人员，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专业价值理念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很好体现，在服务评估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某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层基本沿袭原有“单位制”体制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实践的能力不足，在经费筹措、宣传沟通、活动组织、资源整合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整合现有社会组织人才教育资源，如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及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教育，促进专业人才介入社会组织发展尤为迫切。
    5．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基层治理现代化程度直接影响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近年来，上海各街镇正在努力创新基层治理，调动社区居民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共商共建、共治共享中实现基层社区的和谐稳定。
    为了及时解决小区困难，特别是解决老旧小区的问题，虹口区凉城新村街道2018年推出了“三委”联动模式，即物业、居委会、业委会“三驾马车”合署办公。街道党工委书记乐跃明表示，三委办在一起工作，所有问题一起接待。下一步“三委”联动要向全街道的27个居民区全面推开。有些居民区办公条件允许三驾马车和相关的部门机构合署在一起，我们就按照试点合署办公模式推进；有些场地硬件不具备合在一起的条件，就通过小区物业管理的委员会机制，通过机制化的方式来推动三驾马车的合署办公。
    松江区泗泾镇，有“古镇”，也有“新城”。随着大型居住社区的建立，人口大量导入，城镇化脚步进一步加快，这也给基层治理带来了许多难点问题。自2013年起，泗泾率先在新凯社区试点实行镇管社区模式，细化社区管理的分工与职责，对同一形态的社区进行分类管理。同时，泗泾还在探索一种柔性的基层治理方式，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和谐暖镇打造方面，我们将以‘礼治社区’建设为主要平台，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根本。”党委书记沈雪峰说，将通过建设礼治景观，营造公共活动空间；搭建礼治平台，激发群众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制定礼治公约，构建柔性意识规则；树立礼治精神，推进社区自治共治。
    “民生是检验街道工作的‘晴雨表’。”大桥街道党工委书记唐蛟说。大桥街道聚焦民生堵点，以文明城区创建为抓手，带动管理升级。街道党工委牢牢抓住街道27条道路和6条重点背街小巷，大力开展整治，通过集中拆违、硬件改善、整治固守、宣传教育等措施，街道二级旧里地区的杭州路、临青路、周家牌路等路段，从原来跨门营业、占道经营集中、车辆无法通行到如今车辆畅通，街道二级旧里地区逐步实现“老而不脏，旧而不乱”。
    闵行区莘庄镇提出要打造有温度的“莘”社区，党委书记李慧说：“我们聚焦改善社区空间环境，通过共治打造社区微更新模板，让居住在其中的老百姓有感受度，也有参与度。”全镇的微更新项目以三个层面进行推进：小巷更新，社区公共空间更新，楼道更新。小巷更新在黎安一村开展试点，通过对社区部分点位的精细化美化更新，让社区更有活力。针对目前居委办公用房空间有限、设施陈旧等现状，打造居民接待、综合服务等区域，营造出简约实用的社区之家。开展“美丽楼道”创建行动，以邻里共同体为单位，围绕“党员先锋”等七个创建主题，通过邻里相熟等活动的开展，营造熟人社区的氛围，培育文明习惯，传播自治理念。
    宝山区罗店镇运用互联网思维，推出“社区通”，让基层干部通晓社情民意，实现了信息随时发布，意见随时征询，问题随时处理，也让群众随时随地“看得见、找得到、叫得应”。就这样，线上问政于民、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让群众的声音充分碰撞，意见建议线上热议，寻找解决问题的突破口，线下发动群众共同参与解决社区问题，走好了一条线上线下社区治理的群众路线。
    金山区朱泾镇以党建信息化平台为载体，将生活、工作、居住在网格内的各类党员全部“网”进党组织管理。通过建立党员电子档案，包括年龄、文化程度、职业类别、家庭状况、专业特长等信息，为科学合理建设基层党组织和管理党员提供数据支撑。朱泾镇的“互联网+党建”，不仅仅是面向党员的内部系统，同时也是面向所有镇区居民的互动平台。党委书记李士权说：“这种自下而上的基层干部评价机制很受欢迎，居民的事情居民自己说了算，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被尊重了’。”
    6．上海是身处我国改革开放前沿的超大城市，较早地遇到了其他城市还没有遇到或者即将遇到的治理难题。从城市发展维度看，上海更早地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已经踏上了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和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新征程。从基层治理维度看，社会群体结构和社会组织架构深刻变化，大量“单位人”成为“社会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从党建面临的形势看，如何发挥党建在基层治理中的引领作用，扩大党组织在城市新兴领域的覆盖面，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是城市基层党建必须直面的新课题。
    回顾发展历程，上海探索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是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推动下破题深化的。2007年4月17日，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冒雨前往静安区，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专题调研基层党建情况。借此次调研，他提出了一个深刻命题，就是上海在国际化、市场化、信息化和社会多元化的进程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更早、更突出，作为一座超大型城市，如何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建工作规律、具有上海超大型城市特点的基层党建新路子。他希望基层的党组织共同来实践。紧紧围绕这一重大命题，上海从2007年起开始探索以党建破超大城市社会治理，并由早期的局部推进向系统建设、整体建设逐步转变。2014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连续几年在全国“两会”期间参加上海代表团审议，都提到了社会治理问题。他深刻指出，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核心是人、重心在城乡社区、关键是体制创新，要把加强城市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始终的一条红线，在全面从严治党、创新社会治理等方面有新作为。紧紧围绕这些重要指示，上海以2014年市委出台创新社会治理加强基层建设“1+6”文件为标志，形成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最大特色。2018年11月6日——7日，习近平总书记赴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城党建服务中心、虹口区嘉兴路街道市民驿站第一分站，视察了基层党建、社会治理等工作，在讲到要“提高党的建设质量和水平”时，他指出，党建工作的难点在基层，亮点也在基层。随着经济成分和就业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在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就业的党员越来越多，要做好其中的党员教育管理工作，引导他们积极发挥作用。基层党建既要发扬优良传统，又要与时俱进，不断适应新形势，拓宽基层党建的领域，做到党员工作、生活在哪里，党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让党员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组织找到家。希望上海基层党建“继续探索、走在前头”。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期待，上海正按照市委出台的《关于以组织体系建设为重点推进新时代基层党建高质量创新发展的意见》，努力创造无愧于党的诞生地的新时代城市基层党建新成果。
    7．2017年，发源于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创新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全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
    从2013年开始，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立足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如今，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桐乡经验”得到不断深化，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67岁的沈美煜是乌镇南宫社区的居民，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乌镇的“乌镇管家”。她说：“身为乌镇人，能为乌镇的平安出份力，我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作为互联网小镇，2017年3月，乌镇建立“乌镇管家联动中心”，整合了综合治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和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并对公安、交通、卫生、环保等基础数据进行共享利用，实现“一网联动”。每一名“乌镇管家”只需通过“乌镇民情”微信公众号中的“我有民情”，输入反映人、反映事项、图片录音等信息，就会将情况上传到后台的联动中心，加快了解决反映事项速度。
    73岁的陈炳旗是土生土长的屠甸镇荣星村村民，2017年年底，一个致力于重构乡贤文化，发挥乡贤力量的乡贤参事会在村里正式成立。这也是桐乡成立的第一家村级乡贤参事会，而他正是乡贤参事会成员之一。
    “很多时候，‘乡贤’说的话比村干部还管用!”作为荣星村曾经的老支书，陈炳旗对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都说‘百姓百心’，村里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太可能得到百分百的支持，这时候，我们‘乡贤’如果可以做表率，就可以带动身边人一起来做。”
    2017年下半年，村委会鼓励村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分为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但村民的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淡薄，既嫌麻烦，也不知道如何分类。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陈炳旗每天都戴着乡贤参事会的会徽前往村里的各个角落巡逻，看到谁扔垃圾时没有分类，就上前说道说道。
    陈炳旗说，乡贤参事会作为“农村智囊团”，就应该做好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增进乡村和谐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人们能够拥有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桐乡市司法局局长王正华认为，这正是法治在三治融合中承载的使命。
    如今，桐乡在阳光司法行动中，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还完善了法律顾问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
    在凤鸣街道，村民“法治驿站”随处可见，站里的志愿者时常走村入户，不仅向村民普法，还开展法律咨询，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在屠甸镇，不少村民都很熟悉“板凳法庭”。一张小桌、几个板凳，一个“法庭”就齐全了。接下来坐“堂”问案。这个“堂”，有时是农家门口，有时是村委会大院，而“评审团”则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虽然这样的“审判”没有法律效应，但村民听了大家的分析评判后，纠纷很快得到平息。
    “这可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现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把‘法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红星村村民王宏伟说，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而不是一味地找村干部，更不是简单地上访闹事。
    据了解，以前，政府有的决策文件考虑不全面，一些老百姓有时产生误读，就容易出现上访情况，此类问题始终困扰着基层政府。现在，群众看得到、查得到、监督得到，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保证村民维权可以走法律途径，以法律手段“定分止争”。“打造法治政府，不能只是自己打造自己，群众也要参与进来。”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川弟说。
    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王正华说：“三治融合中法治是自治、德治的边界和保障，注重‘法治’，就是要注重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保障作用，善于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我国目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楚，语言精练，字数不超过300字。
选项
答案我国目前基层治理存在的问题主要是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 一、村(社区)难以正常运转、发挥作用。 一是由于权力边界模糊，村(社区)容易被政府行政力量“入侵”； 二是政府把事务转移给村(社区)的同时，相应的权力、资源很多都没有同步移交，村(社区)组织运转公用经费严重不足，缺乏开展各项服务工作能力和条件； 三是工作人员年龄偏大、学历较低、能力较弱，待遇较低，难以引进大学生人才。 二、社会组织运作能力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 一是发展不健全，与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清； 二是缺乏专业人才，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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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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