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注意事项 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事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然而,“徐文事件”并非个案。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

admin2012-11-20  19

问题 一、注意事项
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9月15日,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徐文被其患者砍成重伤,酿成业界震动的“徐文事件”。事后,部分同仁医院医生罢诊抗议。然而,“徐文事件”并非个案。在“徐文事件”发生前4天,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医生穆新林在医院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颈部受伤、左胫骨骨折;2011年8月,东莞长安医院发生一起故意伤害案,致两医生一死一伤;同月,南昌市第一医院患方家属与医院保安共100余人互殴,致15人受伤、3辆面包车被毁;2011年5月,江西上饶市人民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打残;2011年1月,上海新华医院医生被患者家属持刀捅成重伤……
   2012年3月23日,哈医大一院,犯罪嫌疑人李梦南持刀闯入风湿免疫科。对正在工作的医务人员进行疯狂砍杀,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受伤的严重后果。2012年4月30日,卫生部、公安部印发了“关于维护医疗机构秩序的通告”,要求各级医疗机构确保医生人身安全。
   此类事件的不间断发生,凸显了构建和谐医患关系的长期性和重要性,以及保障广大医务人员人身安全的紧迫性和必要性。2010年6月10日,Z省发生因医疗纠纷残害医生。造成一死一残的震惊海内外的恐怖事件,之后不久由中国医师协会、《医师报》及医师网联合完成的一份《关于中国临床医生自我感知职业满意度现况调查》报告显示:64%的被调查者不满意自己的执业现状,其中44%的人表示“不太满意”,20%的人表示“很不满意”。同时,被调查者中,有近一半的医生(49.6%)对待“快乐”的态度是冷漠的,他们选择的是“无所谓快乐不快乐”,近三成医生表示自己在医疗临床工作中并“不快乐”(29.9%),只有两成医生表示自己是“快乐的”(20.5%)。参加此次调查的500名医生中有43%的人认为,导致他们不快乐的因素为“从业环境”。
   来自卫生部的数据显示:2006年全国发生医患纠纷7000多起,2004年上升到8000多起,2008年则超过了12000起。以S省某知名医院为例,近5年来该院发生医疗纠纷事件400余起。自2010年6月10日发生杀害医生的恐怖事件后,医疗纠纷事件便以每年20%的速度递增。中国医师协会最近一次《医患关系调研报告》显示,全国平均每家医院每年发生医疗纠纷66起,发生患者打砸医院事件5.42起,打伤医生15人。中华医院管理学会最新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有73.33%的医院出现过患者及其家属用暴力殴打、威胁、辱骂医务人员情况。中国新闻网和丁香园网在2010年12月完成的调查中发现,60%的受访医生曾经经历或者见到同事被患者殴打的情况。医护人员被打后多数处理结果如出一辙,患者或家属认错道歉,事情不了了之,警方也常由于医患纠纷很难说清是非,通常都以调解和淡化矛盾的方式来解决。在福建、湖南、江西等地也发生过患者杀医生的恶性事件,据统计,全国范围内因患者或家属谋害而导致死亡的医务人员达16人。
   目前广泛存在的医患纠纷和矛盾,实际上是社会矛盾在医疗活动中的一种集中体现。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带动了社会全面的结构变革。由于医疗费用上涨过快、医疗保险制度改革导致个人承担医疗费用压力加大和政府投人不足,很多老百姓看不起病。越来越严重的社会不公,正在使越来越多的国民处于“心理烦躁”状态,他们头上都有一把无名火,随时都有可能爆发,特别是在身体不舒适的情况下,这种无名火就更容易爆发。客观地讲,许多医疗体制弊端与医生并无瓜葛,只是因为医生直接面对患者,所以成了“替罪羊”。为此,医院应完善有关规章制度、增派专职保安人员、设置保护设施和及时报警设备,以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如发生人身伤害事件后。医院应迅速查明事实,积极维护医院职工的合法权益。
   2.美国有个医生写了一本书叫《再生之旅》,里面讲了一些这样的话:“你用心了吗?”“你耐心了吗?”这位医生说,站在病床边,与躺在病床上有着不同感觉。医生如果没有设身处地地感受病人的焦虑和痛苦,在给病人看病时,只是按照科学的观点向他叙说,言谈话语之间就可能带着不耐烦。而病人躺在病床上渴望医生的理解,希望能解除他的焦虑,帮他解除痛苦。
   北京一个医院的院长,在一篇文章中写了自己经历的三个角色的转换。一开始,他是医生,后来他的妻子生孩子时,他成了医院中的一名陪床家属,再后来他自己得了一场病,成了病人。有了这些角色的转换,他真切地体验到了同样一个人,身处的地位不同,心理状况也大不一样。
   下面是两则发生在医院里的司空见惯的小故事:
   某医院妇产科医生给一位农村来的患者看病时,刚问了一句话,未等患者回答,医生的手机响了,医生接了一个不长不短的电话后,接着为患者看病。这时电话又响了,未等患者回答什么,医生很习惯地拿出手机,接了电话。等这个电话接完了以后,紧接着又打进了第三个电话。医生还是接了。第四个、第五个电话先后跟进,医生也就在为这位农村妇女看病的时候,接了一个又一个的电话。门外站着一位国家机关的女工作人员。等病人看完病快要出来的时候,她走了进去,问医生:“您是不是刚才在看病期间接了五个电话?请问那些电话是不是和急救有关?”医生答不是。工作人员再问:“如果是你们医院的院长在这里看病,您会不会也接这五个电话?如果您的家人来看病,您也这么接电话吗?再请问,如果这位妇女的丈夫,一个身材魁梧,对医院有些怀疑的大汉就站在这里,您敢这么长、这么多地打电话吗?”医生无言以对。
   某医院要求医生在为患者看完病以后,说一声“谢谢”。上午11时55分,医院的老医生,叫了下一个患者的名字。一位老者在儿子的搀扶下走了进来。病得不轻,需要住院治疗,但现在这个时间办住院,显然有不少困难。12点半,老医生才通过自己的学生,在住院处加了一张病床,等能够让老者去办住院手续的时候,时间已经快要到1点了。送患者出门的时候,想到还有病人等在那里,老医生想坐下来喘一口气,这时只见老者的儿子——一位看似在城里见过很多世面,年纪不大,但肚子不小的年轻人,转过身来对老医生说:“你还没有谢谢我们呢。”老医生无言以对。
   L律师在谈到对医生的要求时说:“我希望医生首先把病人当人,而后当病人,进而当作亲人。”医生要全面地看待患者。患者除了病人生物学上的疾病外,又有作为社会人的需求和感受。给他一些辅助、一些关怀,这些首先建立在对他是人的基础上。一些医院墙上贴着“病人就是亲人”的口号,但L律师认为,患者并不是医生的亲人,亲人可以训斥,但病人不可以。“管理者不能坐在办公室拍脑袋,制规则。那是畸形的管理。”L律师说。
   反过来病人也需要校正。“如果可能的话,整个社会也需要有个教程,教病人如何做病人。”L律师说。有的病人在治疗过程中偏不听医生的,出问题了就找医生打架。这其中有很多自身因素,就是不会做病人。每个人不是在医院,就是在去医院的路上。校正怎样做病人,除了知识、科普的储备,病人也要从基本的善良、自身素质出发,不能带有恶意。
   3.日本医院的命名是“病院”,一字之差,体现着他们的理念:治疗场所是以病人为中心,医疗人员帮助患者康复。在日本,医生像老师一样被尊称为“先生”,患者预约了某个医生的号,来看病的时候,总是穿戴整齐,坐在外面静静地等候,偌大的候诊大厅,除了护士小姐迎候病人的声音,几乎听不到什么其他的声音。诊疗结束后,不管年龄多大的患者都会发自内心地给医生哪怕是非常年轻的医生深深地鞠两个躬。从没见过医生、患者争吵的情况,也从没见过医疗纠纷。在病房,患者术后情况不尽如人意的情况也时有发生,但没见到过患者抱怨、对医生不满或要上告的情况。因为患者绝对信赖自己的医生,认为医生已经尽了力。
   医患关系在各国都是一个比较棘手的问题,日本也不例外。但日本通过采取一系列措施,有效地缓解了医患矛盾,使得日本医患关系亲如一家。
   患者和医生间的信赖关系至关重要。患者只有相信医生才会对诊断结果深信不移,并在治疗过程中给予积极的配合,同时患者的信任会使医生增强自信,有利于医生对病情的诊断和治疗。这种互相信赖的关系在高收入者和私人医生之间比较普遍,因为长期的合作关系利于建立友谊,医生能够设身处地为患者着想。另一方面,患者所选择的医生往往医术也相对高超,因而很少发生医患纠纷。但绝大多数日本人没有私人医生,治病时要在众多医院中进行选择。为了增加患者对医生的信任,日本1995年由厚生省、日本医师协会、日本医院协会、健康保健联合会共同发起成立了医疗评估机构,其主要任务是监督医院向患者提供优质服务。为了保证医疗质量,该机构决定对所有医院分五个方面进行评估,并在因特网上公布结果,这五个方面是:医疗记录是否严格管理;对患者有没有主治医师责任制;对每个病例是否进行了认真研究;有无医生进修制度;患者权利是否有明文规定。每个方面分五个等级:优秀5分、合格4分、基本合格3分、不太合格2分、不合格1分,评估合格者发给合格证书。到目前为止。已有655家符合标准的医院得到了合格证书。患者根据评估结果选择优质医疗的同时,增加了对医生的信赖。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日本重大医疗事故不断,为了让人们在失败中汲取教训,日本厚生劳动省建立了医疗事故数据库,成立了由医生、律师、民间组织代表参加的医疗事故信息研究会。研究会的主要任务是对全国医疗事故有一个准确的把握、研究如何预防事故、查明事故原因以及发生重大事故时如何应对。
   日本政府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医疗事故的个案变成全社会的财富,让人们以当事人的身份从中汲取教训,在日常工作中加强责任心,在容易发生事故的环节多加注意,不要重犯别人的错误。
   在医疗过程中,事故总是难以完全避免,原因也多种多样:有的因为医生责任心不强,忙中出错,如日本新泻大学医学系附属医院34年前为一名男性患者做心脏手术时,把一根长1.2厘米的缝合针遗留在患者体内,至今才被发现;有的则是误诊造成的,如广岛一家医院2011年8月把乳腺增生误诊为癌症。将患者乳房切除;有的则因为医疗方法不当,医学存在很多未知领域,不易全知全觉,而医疗方法不当经常会导致医疗事故。
   按规定,发生医疗事故后,医院要向有关部门报告。有关部门要向病人家属作出解释,属于院方的错误,医院要真诚道歉,并在经济上给予赔偿。如果有医患双方对责任承担存在争议,可诉诸法律,有关部门根据调查结果进行处理,触犯刑法的还将被追究刑事责任。日本司法机构就曾因医疗事故逮捕了东京女子医科大学两名医生,原因是他们在发生医疗事故后不仅隐瞒不报,而且篡改病历,推卸责任。正因为发生医疗事故后有章可循,日本才很少发生患者及其家属与医生发生激烈冲突的现象。
   4.如何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更好地为患者提供优质的服务。D市部分政协委员及官方人士就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政协委员:医患本是“一家亲”
   政协委员H就构建医患和谐关系话题感触很深。她说,医疗服务是一种面对无数未知领域的高风险服务,有其不确定性。据统计,即使在发达国家,临床医疗确诊率也仅有70%左右,作为发展中的科学,即便是常见病,因为个体差异也常常会引发难以预知的医疗意外,一些医护人员面对医疗纠纷、同行被打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有的医生甚至会有意躲避高风险手术。长此以往,不仅影响医疗技术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而H却认为,医患矛盾是把“双刃剑”,为缓解医患矛盾,医院不应坐、等、靠,应主动有所作为,为加强医生医德医风教育,做到合理检查和用药,医务人员应多学点社会学和心理学知识,提高为患者全面服务的能力。
   卫生官员:通过正常渠道解决医患矛盾
   D市卫生局党委书记W在接受采访时说。构建和谐社会,其中医患之间是否和谐对社会和谐很重要。医患出现纠纷,一方采取不理智的打、砸、扰等手段,对问题的解决其实是不利的,没有正常的医疗秩序,医生难以以好的心态为患者服务。妇产医院曾出现过一件事,一名已出院的患者家属冲进手术室,谩骂撕扯正在为另一名患者做手术的医生,这对手术台上的患者极不公平。
   D市卫生局专门设有机构处理患者纠纷,遇到问题时可以通过投诉电话、信访、举报、医疗鉴定,甚至诉诸法律等正常程序来解决问题。同时,医生也应从自身找毛病,提高技术、服务水平。
   政府领导:营造医患和谐小环境
   D市副市长M在谈到目前全国大环境下的医患关系时心情很沉重,她说,“哈尔滨550万天价医疗费”、“宿州眼球事件”、“吉林卖血感染艾滋病”等医疗事件频频被曝光,医疗卫生在整个社会的信任度越来越差。如今,医院的大楼高了、设备多了、技术强了,但老百姓的满意度却低了。她认为,绝大多数医务人员是任劳任怨地履行救死扶伤的职责,但不乏存在个别地区和个别现象使得广大医护人员形象受损。她说,医患关系紧张是双方的问题,一方面。医生是“治病不治命”,患者认为进了医院就必须治好的态度有些偏激。另一方面医生自身在很多方面也应反思和检讨。医院管理方面存在如追求经济效益、追求门诊量等欠缺,对红包、回扣、滥检查等问题,卫生部门虽然做了大量工作,但仍有不足。
   谈到医务人员工作环境,她举例说明,据反映某医院夜间急诊,有酒徒喝酒滋事,用刀威逼医务人员索要杜冷丁。还有的急诊科主任领着护士被滋事者追打得四处躲藏,急需抢救的患者不能得到正常救治,延误病情等。M副市长提出,卫生部门应采取类似教育部门的校警联建方式,学校属地的派出所领导担任学校副校长职务,她建议医院也可比照教育部门的做法建立规范的医疗就医环境,力争营造医患和谐的小环境。
   诚然,不少医患冲突是医患双方对医疗行为所具有的不同角色意识,导致对相同问题不同的理解归因所引起的。由于医患双方专业知识背景差异及各自权益的不同,面对同一个有争议的诊疗结果,就存在归因的认识性与动机性偏差。对医方从专业标准角度认为正常的诊疗结果,患者及家属却可能认为是医方诊疗的失误或事故,从而片面地追究医方责任。相对于过去全国范围内医疗纠纷数量明显上升,但医疗事故并没按比例上升,这反映医疗技术的问题不是主要原因。如今医生的医疗水平大大提高了,但医学不是万能的,是高风险的行业,医疗意外在所难免。比如青霉素注射前虽然已做了实验,确诊无误,但是真正注射后,患者仍可能出现意外反应。
   医患双方的目标是统一的,都是希望把病治好,在医疗过程中应该相互信任。但是个别民营医院大打虚假广告,治疗效果与宣传效果不符;个别医护人员中还存在医德、医风的问题,服务质量低下:有的医生误诊误治等等。这些问题让患者对医院和医生产生不信任感。另外媒体正面舆论宣传不够,某些媒体过分渲染炒作甚至丑化医疗机构,缺少对医务人员的理解,激化了医患矛盾。患者对医生普遍不信任,“还没看病,就先入为主地认为医生就是骗钱的”。“患者随时准备把医生当成被告,而医生时刻提防眼前的患者成为潜在的原告”,这种状况很难保证他们之间有很好的交流。而在医疗事故鉴定中因为鉴定者要在执业经验丰富的专业人士中抽选,患者和家属担心存在同行袒护,常常不愿承认对医院有利的鉴定结果。
   5.在现实中是否会常见到群众因为判案不公而殴打法官,或是因受到刁难而殴打政府官员?答案是否定的。但是殴打医务人员已是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大多数情况下是打了白打,而且患者打人后还会得到同情,可以不交医药费,所以医务人员被打的现象才会无休止地发生。新颁布的《医疗事故处理条例》中明确规定“对以医疗事故为由,寻衅滋事、抢夺病历资料,扰乱医疗机构正常的医疗秩序和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工作的行为,要依照《刑法》关于扰乱社会秩序罪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但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仍然存在对于医务工作者人身安全重视不够,执法不果断的现象,对有姑息行为的执法人员也难以追究责任。与此相关的法律制度也并不完善,譬如对进行不正当的媒体报道,造成严重后果的,理应追究其责任,但按照现有的法律制度,还缺乏相应处罚性的法律法规。
   一般来说,医院、医生与病人之间是一种服务关系。但是,这种服务关系与普通的商业服务关系有着重要差别。患者付出的医疗费用并不一定与治疗效果成正比。患者在付出自己经济能力难以承受的费用而治疗效果又不够理想时,个别人就迁怒于医院和当事医生,使医院蒙受不必要的损失。医学永远不可能做到完美,95%以上的成功率对一个医生来说堪称优异,但对5%疗效不显著的患者而言。足以引起不满。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要彻底改变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根本还是要深化改革,需要国家、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广大医务工作者乃至全社会人民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来完成。目前当务之急是如何有效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医院是救死扶伤、保障人民生命健康的重要社会公共场所,医护人员则承担着救死扶伤的神圣使命,如果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没有保障,那么势必会造成许多医护人员不能正常地履行其服务病人的职责,甚至无法继续在医疗卫生的岗位上工作,并导致人才的严重流失,其结果只能是降低了医院为患者服务的能力和水平。当医生人人自危时,最后“受伤”的还是患者。同时打人和医疗纠纷是两种法律关系,患者及家属无权因医疗纠纷而为所欲为,有纠纷不是打人的理由。法律更没有赐予打人者施暴的权力,应当呼吁全社会“尊重医护人员的人格,保护医护人员的人身安全”。公安部门也应加强治安管理以维护医疗机构正常的诊疗秩序,对于证实对医护人员造成人身伤害的人员,及时依法惩治,决不姑息。卫生和司法部门也应加强沟通和交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规章制度。加强现有医疗行业服务的宣传,在全社会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良好氛围,在法律的保护下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
   6.医患之间最大的症结在于彼此不信任。医患之间的信任关系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有学者认为,中国自从有文字记载以来,医患之间的不信任程度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有病人带着录音机去看病,揣着摄影机给医生录像。一个病人和一个医生,本来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信任而且是要联合起来,共同对付疾病的关系,但这种关系现在已经出现了巨大的裂痕。
   缺乏信任是最根本的问题,没有信任就会产生出许多无谓的成本。整个社会的相互信任关系被破坏以后,社会的信任总成本加大了,医患之间的信任或不信任的成本同时也加大了。从根本上来说,构建信任是最有效的措施,也是最根本的措施。
   要改善医患关系,需要医患双方的相互理解和全社会共同努力。现在除了生物医学模式,还有心理和社会医学模式,医生在综合为患者考虑、提高医疗水平之余,还要改进服务态度,提高和病人的沟通意识。同时,病人也应该理解和信任医生,毕竟大多数医生是为病人着想的,唯有如此,医生和患者才能真正建立和谐的医患关系。中国现在的医改如火如荼,国家的投入确实使一些基层的民众享受到了实惠,相信不久的将来中国也会建立起相互信赖的医患关系。
三、申论要求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给定资料6”的画线部分写道:“医患之间最大的症结在于彼此不信任。”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语言流畅;
   (4)总字数800~1000字。

选项

答案 化解医惠信任危机 营造和谐医患环境 医患纠纷频频发生,医患矛盾日益激化,医暴事件层出不穷,让众多医护工作者惶惶度日,胆颤心惊,相关报道不断冲击着众人的神经。医暴事件非某地独有,现今已经发展为全国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影响社会稳定。 医疗暴力事件频发,是医疗体系内长期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等一系列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患者对医疗行为不满意本可以投诉,但他们却动用了暴力手段,这值得深思。在医患关系中。从双方首次接触起,患者便处于弱势地位。比如“挂号难”催生了托关系、走后门,送红包、吃回扣也是公开的秘密:一些医院对病人的诊治档案严密封锁,导致医患信息不对称……而患者一旦经历一系列不公平后仍未获得预期治疗效果,难免产生过激行为,将怨气统统撒给医院和医生。 医患关系最大的症结在于彼此不信任,而“看病难、看病贵”等问题更加剧了医患间的不信任,由此导致的医疗暴力事件,反过来又使医患关系急速恶化。在医患关系紧张的当前,医生人人自危。医疗暴力事件带来的不仅是对医务人员身心的伤害,更束缚了医学事业发展。要彻底解决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建立医患信任,需要国家、医疗卫生管理部门、广大医务工作者乃至全社会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大医精诚》中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求含灵之苦……勿避险希、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作为一名医生首先要有“为苍生大医”的志向、胸怀以及基本的医德医术,不求悬壶济世、杏林春暖,但求竭尽所能、问心无愧;患者及其家属也应摆正心态,客观公正、平心静气地看待诊疗结果;立法司法部门更应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加强现有法律法规和医疗行业服务的宣传,在全社会建立起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良好氛围,在法律的保护下营造和谐的医患环境。 重构医患信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文化角度来说,医生绝不仅是一个工程师式的、冷漠的、纯粹技术主义的角色,而应带着不可或缺的“人文关怀”。而医患双方,都应权衡双方而非只从自身角度出发,唯有如此,才能在双方的相互理解中建立原本应有的信任。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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