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

admin2022-04-24 19

问题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他们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的物价水平也是水涨船高，但基层干部的待遇却没及时跟上。现实中，基层干部因“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的事例可谓不少，他们肩负着“上要养老，下要养儿育女，供子女上学读书”等责任，生活压力大，买房、购车是奢望，实为“薪苦”。
乡镇干部的提拔难问题也一直为舆论所关注。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易新涛教授曾撰文指出，由于乡镇党政机关处于“金字塔”底端，干部的层级低，领导职数少，就地晋升机会近乎零，越向上走，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问走完个人仕途。
而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村组范围内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同时由于农民身份的制约，也很难在公务员序列中寻求上升的空间和渠道。
近些年来，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上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有媒体在实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完全是“零起点”，既无编制、工资作为保障，也无土地、人脉发展产业，3年时间想要干出成绩非常困难。有人直言：“3年后，我还要重新找工作，这么努力干什么?”
2．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中国各项改革任务都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这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但现实中，基层干部还普遍面临尊严缺失的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说法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难，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部门制约，为了获取支持，乡镇干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大家都是为民办事，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部门摆摆谱不要紧，我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了，还谈什么尊严。”
3．某刊刊发《乡镇干部盼什么?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其微信读者留言上千条，以下是部分留言摘录。
@冷暖自知：编制外的乡镇干部多得是，像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直接转为后勤人员，干的一样的活，承担比公务员、事业编多几倍的工作量，领着比公务员、事业编少的工资，没有车补，只能看着他们加工资。怎么一个编就差别那么大，根本不同工同酬。
@一杯空气：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先生也是。工作6年，两人分别在县城的两边，相隔50多公里，一岁的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尽头。我们每周只有单休，除去值班，一个月3天假。工作要做，家庭呢?孩子呢?待遇暂放一边，心里的苦可以不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期盼可以规范上班作息时间，让我们多陪陪孩子，这样才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干好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
@兰曦：人家好歹100来个编，我们4万多人的乡镇只有40多个编，刨去领导和借调的，以及不会电脑业务、能力跟不上的老干部，能干活的最多10来个。
@杠精：我们乡编制资源紧缺，编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蚕茧站等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完全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进行撤并，减少编制；而像是食品卫生安全等一些重要部门，却因为受编制限制无法增加人员。
4．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法理上说，村(社区)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基层政府与村(社区)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和村(社区)的权力边界很模糊，村(社区)很容易被政府行政力量“入侵”，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社区)进行指导，还直接“领导”村(社区)。一是硬性指派任务多。有些村(社区)承担的工作涉及计生、环卫、综合治理、社保等共计20大项，110余小项，其中绝大部分工作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交办的。二是各类会议、活动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村(社区)当成本部门工作的左右手，把本应当由部门承担的工作转嫁给村(社区)，使工作原本已十分繁重的村(社区)又增加了很多负担。
目前各村(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虽已有较大改善，但村(社区)组织运转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乡镇对各村(社区)公用经费调整幅度大，公用经费正常作用难以发挥。政府对基层建设的投入，特别是功能配套、完善的投入力度仍然有待提升，基层组织缺乏开展各项服务的工作能力和条件。政府把事务转移给村(社区)的同时，相应的权力、资源(人、财、物)很多都没有同步移交，“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如新农合、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只有任务，基本没有经费保障。随着村(居)民对村(社区)服务和文体活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村(社区)提供的资源、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随着村(社区)各项开支逐年增长，有限的经费很难支撑村(社区)的正常运转。
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造成了引进人才方面的困难，一些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村(社区)工作，在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大都年龄偏大、学历较低、能力较弱。部分地区一线村居人员平均一个月2000元，有的人员才1500元，刨除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还有人情往来，整体来讲人不敷出，有的甚至举债度日。而且，村(社区)的工作任务繁重，星期六、星期日不休息已成为常态，也没有补助和加班费，待遇问题已成为大学生不愿到基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基层工作人员大多未受过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工作凭借经验，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村(社区)工作的开展。另外，当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基层治理除村(社区)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组织。总体而言，很多社会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比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健全。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首先离不开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只有内部运作规范化、科学化，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清，背负了很多额外的任务，即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也存在内容狭窄、持续性不强、力度较小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这些问题，都急需政府配套法规、政策的支持。
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缺乏专业人才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些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中，缺乏高学历的人才，而具有专业素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就更少，或是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少有专职工作人员，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专业价值理念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很好体现，在服务评估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某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层基本沿袭原有“单位制”体制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实践的能力不足，在经费筹措、宣传沟通、活动组织、资源整合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整合现有社会组织人才教育资源，如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及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教育，促进专业人才介入社会组织发展尤为迫切。
5．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广州群防群治工作，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平安建没促进会和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准备通过三年时间发动市民群众参与群防群治工作，打造一支拥有80万人的群防群治队伍。这支群防群治队伍统称“广州街坊”。
一个人、一部手机，不论在散步、买菜还是购物、健身时，都能执行“巡逻”任务，为社区安全助力。这就是海珠区凤阳派出所辖区试点的“凤阳守望台”的魅力。该平台借鉴“滴滴出行”模式，将治安管理需求变成“订单”，由群众来抢单认领，谁有空、谁参与，既不影响工作生活，又能服务社会、造福街坊，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报酬。
“凤阳守望台”为群防群治工作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发现火灾隐患，第一时间拍照上传；面对高空抛物，戴上“红袖章”管起来理直气壮；小孩、老人走失，平台合力寻找；遇到不法分子，及时向警方报告……一个个“用户”分散在大街小巷，看似微小却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像一把把保护伞撑起邻里安全，守护万家灯火。目前，“凤阳守望台”注册用户已逾1400人，已执行群防群治任务6000余条，经测试，辖区接报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9．9％，还不乏7分钟抓捕在逃人员等案例，震慑力足，成效显著，使得“抢单巡逻”引来一片叫好。
一支戴着头盔、红袖章，身穿鲜艳骑服，车头插上小国旗的骑队，经常穿梭在老仓库、石围塘火车站、岭南花卉市场等重点防控区域。
据骑队发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石围塘派出所如意社区民警刘少廷介绍，如意社区辖区面积约0．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7000人，出租屋1200余间，其中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近一半，治安环境复杂但警力相对不足。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想到了发动骑友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作为社区巡防的辅助力量。
据了解，自2014年5月组建至今，这支骑队已经由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近500人，成员也从荔湾扩展到越秀、番禺、海珠等各区。每次上街巡查，他们一边骑行一边查寻沿途存在的治安、消防隐患。2017年2月和8月，根据骑队队员提供的信息，石围塘街联合石围塘派出所先后清理了一个“六合彩”和数个街头赌博窝点，一些小偷小摸和违章乱停等行为也大大减少。
骑队还会定期在如意社区上门家访，看望孤寡老人，听街坊反映问题。2018年，他们还承担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社区宣传工作，挨家挨户派发宣传资料。群众力量的参与让石围塘街如意社区的治安形势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2017年该社区的案件数量下降近三成，入屋盗窃警情下降近六成。
6．据“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队员介绍，他们是一群无人机摄影的爱好者，组成了无人机摄影协会，在偶然的一次拍摄中发现了小偷，立马拨打110报案。
自那天起，他们便在思考是否能为社会公共安全做点力所能及之事。在广州市全面号召“广州街坊”加入群防群治之际，该支队伍被黄埔区平安促进会吸收，打造成“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
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地面群防群治力量在广场上空巡防安全隐患，如有发现，立马报备活动主办方，时刻保护广场上众多市民群众的安全。
“为孩子们守护平安航道，让社会充满爱。”永和街新庄小学的家长代表刘女士说。她是“广州街坊·家长护航队”的队长，成立队伍的五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在守护学生上学放学的“航道”。
如今，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9人扩大到目前的近100人，从最开始的守护学生过马路发展到现在“承包”学校周边5公里治安巡防，从新庄小学出发，辐射到整个永和街道的学校。
78岁的童毓虞是厂后街58号的楼组长，作为仰忠社区“左邻右里平安巡防队”的一员，她和热心街坊挨家挨户对辖内30栋楼宇769户居民进行调查和宣传，为“社区微改造”建设打好了基础。慢慢地，社区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乱拉的线缆消失了，原本参差不齐的雨棚、防盗网统一翻新，一些楼宇重新粉刷，视频监控、微型消防站、治安巡逻岗亭也逐步完善。
硬件问题改善了，但作为老旧社区的仰忠社区仍然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为此，社区成立了物业服务中心，征求全体居民意见后按“双过半”原则制定出物业服务方案和工作制度，而这一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全部来自该社区，充分发扬了居民“主人翁”精神。
7．2018年5月，辽宁省盘锦市北窑村实现村民办事不出村——新农合医保、房屋改扩建等38项事宜纳入便民服务村级代办事项清单。
百姓办事更方便，离不开改革的推进。创新社会治理，大洼区明确：要让基层“有责”“有权”，明责确权才能把事做好。
曾任大洼区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办公室主任的王松林坦言，“1+8”改革之前，基层普遍存在责任无限大、权力空心化的问题。一个只有两万余人的基层乡镇，改革前建制单位超过50家，工作人员达500多人，“人虽多，但权责不清，容易扯皮”。
让基层“有责”，从深化体制改革着手。大洼区调整优化镇(街道)职能定位和机构设置，实行“大部制”改革，解决管理“碎片化”问题。镇党政工作机构按“7+3+1”模式设置，即7个行政部门、3个事业中心和1个灵活设置机构，不超过11个部门。
在唐家镇，政府办公楼里只剩下经济发展办、社会服务办、宜居办等“七办”，以及党建中心、农业中心等4个中心。
唐家镇党委书记孙大勇说：“当下，我们镇一级的机构设置更加突出公共服务、公共管理和公共安全等社会治理工作这个重心，现在每个部门有什么样的职责，该干啥，都有清单，一目了然。”
而在社会治理最末端的村里，大洼区则搭建起“两委两中心”的组织构架，即村党支部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村网格管理服务中心、村党建中心。
镇(街道)和村(社区)的机构重组，使各项工作由少数几个人的“单打独斗”变成部门的“集团作战”，握指成拳，形成了整体力量。
同时，为使乡村管理责任更清晰，大洼区搭建起区、镇(街道)、村(社区)三级网格管理体系，全区被划分为1500多个网格，每个网格都有网格员负责管理。
走访大堡子村的牌楼、苏五线、俊生超市……这是大洼区田家街道大堡子村网格员杨立的“任务轨迹”。“每天上午、下午各走一遍，安全隐患、邻里矛盾等大事小情都随时上报解决。”杨立说。
着眼基层“权力空心化”的问题，大洼区推动职权下放，以实现权与责的统一。该取消的就取消，能下放到镇(街道)村(社区)的就下放。把服务工作交给最贴近老百姓的党组织去做，确保基层“有权干事”，让老百姓办事不出村(社区)。
在大洼区平安镇平安村便民服务中心的代办事项清单中，代办事项名称、流程、时限、所需材料清晰罗列，实现了村民办事“最多跑一次”。
通过一组数据可以直观感受到权力下放的轨迹：改革前，大洼区县级事权共190项，镇(街道)、村(社区)分别只有12项和21项；改革后，县级事权降至126项，而镇(街道)、村(社区)事权则分别增至59项和55项。随着改革的持续深入和便民事项范围的扩大，事权下放清单也在不断调整中。
大洼区一位基层村党支部书记坦言，“1+8”改革前村里经费不足，不少因村务发生的费用还要个人先垫付，等年底集中向镇政府报销，这种情况确实影响到工作积极性。
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如何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是一个大课题。大洼区的实践经验是：推动财权和事权的融合，最大限度释放基层振兴发展的活力。
为了保证村、社区“有钱办事、能办好事”，大洼区对村、社区的工作经费、资金筹集和监管进行了明确：村、社区经费分别提高至45万元和20万元；财政、审计等部门监督审计资金的分配、拨付和使用。清河村党支部书记王翕平说：“现在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干好工作。”
在担任北窑村党总支副书记前，夏俪在镇政府工作，她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越到基层事务越具体，而财权和事权关系的理顺，让自己更有热情和精力来解决村里的具体问题，一手抓服务，一手谋发展。
“你看，我们北窑村依托葡萄种植延伸了产业链，已经建起了两间精品民宿和三间农家乐，还要举办第五届葡萄文化艺术采摘节。”夏俪说。
基层治理的有序推进，为大洼区乡村振兴发展积蓄起新动能，镇村之间互相追赶谋发展蔚然成风：石庙子村正在申请3A景区认证，筹建动物园；清河村通过招商引资，2018年要建33．33公顷棚菜基地；平安村依据朝鲜族居民集中的特点，一边发展旅游，一边建起特色酱菜工厂……
大洼区区委书记索乐民说：“在加强基层建设中创新社会治理，一直是大洼区委、区政府不断探索和持续推进的一号课题。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基层的建设力度明显增强，社会化、法治化水平大幅提高，城乡管理、公共服务效能显著提升，人民群众办事难等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
8．郡县治，天下安。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叫响全国，如今，发源于桐乡的三治融合，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枫桥经验”好的经验和做法，还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无论是自治、法治还是德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中，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桐乡经验”用一个个生动实例，充分证明了这一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可行。虽然目前桐乡在“三治融合”上形成了一些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三治融合”仍然需要久久为功，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社会治理固化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秩序。
作答要求
根据“给定资料1—3”，概括基层干部存在哪些诉求。
要求：(1)概括全面，表述准确；
(2)不超过250字。

选项

答案基层干部主要存在以下五种诉求：一是待遇诉求。基层干部收入难以应对生活压力，编制内外干部不同工同酬。二是晋升诉求。乡镇党政机关干部层级低，领导职位少，竞争激烈，部分村干部因农民身份难晋升。三是尊严诉求。乡镇干部权力小，却承担政策落实的重大责任，疲于应付任务，难有职业尊严；在寻求相关部门支持时受到制约，工作难以开展。四是作息诉求。基层干部假期少，上班作息时间不规范，缺少对家人的陪伴。五是编制诉求。乡镇干部编制少，人力紧缺，部分编制设置不合理。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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