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联合发布首个《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在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北京名列第八，远低于同样是超大城市的广州和上海。排在呼和

一、注意事项 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联合发布首个《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在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北京名列第八，远低于同样是超大城市的广州和上海。排在呼和

admin2012-11-20  40
问题 一、注意事项
本题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2011年6月11日，中国社科院经济所和首都经贸大学联合发布首个《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在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中，北京名列第八，远低于同样是超大城市的广州和上海。排在呼和浩特、石家庄等城市之后。
   据报告调查的课题组有关负责人介绍，“生活质量指数”由一系列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加权得出。主观指数包括收入、生活成本、医疗保障、生活环境、生活节奏及生活便利程度等满意度；客观指数包括人均财富、通货膨胀率、绿地面积、恩格尔系数等。
   从调查结果看，在30个直辖市、省会城市中，生活质量指数得分55分以上的城市有15个。超过平均分54.49，排名前三位的城市是广州、上海、南京，北京名列第八，济南名列第十三。
   分区域看，东部城市生活质量客观指数高于西部，但主观满意度低于西部，这被认为是北京综合得分较低的原因之一。以银川和北京为例，银川的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靠前(第四名)，与其舒缓的生活节奏(48.68分，排名第一)有关；而北京的生活质量总指数排名靠后，与其超快的生活节奏有很大关系(38.03分，排最后一名)。
   同是超大型城市，广州、上海排名靠前，北京为何低这么多?报告撰写者直言，北京的环境质量明显落后。
   受访者的主观感受占据40%的权重，很大程度上会左右整体结果。比如西部大开发后，居民生活质量改善较快，居民满意度较高。而在“生活成本满意度”方面，由于生活成本较高，上海和北京得分分别排在第二十、二十五位，主观指数排在第二十八、二十九位。
   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现“两大反差”。近30年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但并没有出现与之相对应的“生活质量满意度提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连城认为，经济增长背后存在“两大反差”：一是经济增长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存在反差；二是居民实际生活质量与居民主观感受存在反差。
   2．“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当这句上海世博会的最强音奏响时，唤醒的也许不仅仅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城市精神，更是中国人对城市生活质量的关注和审视。《环球》杂志与新浪网联合进行的一项网络问卷调查显示，七成中国城市网民对自己的生活质量并不满意。在本次调查中，有七成以上的城市网民不满意当前的生活质量。只有一成的网民满意，另有一成表示很难说。
   在当今的发达国家，人们对经济增长的关心已经被对生活质量以及自我价值实现的关心所取代。从“田园城市”到“新城市主义”以及“精明增长”，从大伦敦、大温哥华到新泽西州发展与重建规划，发达国家的城市和区域规划理论和实践都将提升生活质量作为主要目标。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当前中国城市的生活质量似乎并不尽如人意，而与此相关，调查中近一半的网民认为自己患有“城市焦虑症”，两成人很难确定，只有三成的人表示自己没有问题。究其原因，“房价、物价飞涨”被网民列为首选，随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自然环境恶化”、“社会保障不健全”、“城市规划布局杂乱”、“交通效率低下”、“就业压力大”、“城市安全指数低”和“城市化过快”等。
   北京大学城市和区域规划系主任吕斌在接受《环球》杂志采访时指出，当前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城市病问题归根结底是城市化路径问题——城市化不仅仅是追求量的扩张，更重要的是对质量的提升，这需要一个健康的城市化过程。
   吕斌认为，这样一个健康的城市化必须考虑四种承载能力：一是大中小城市相互协调的能力，二是工作岗位的提供能力，三是城市生态的承载能力，四是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
   在本次调查中，城市和谐度最受青睐。网民分别从个人角度和城市角度选择决定城市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从个人角度来看，“有更多时间去享受生活”成为网民的首选，其后按投票顺序依次是“稳定的住房”、“较高的薪金”、“美满的婚姻”、“有固定的朋友圈和社交空间”、“能方便购买和使用城市科技等设施”。而从城市角度来看，“社会和谐安宁”最受网民亲睐，往后依次是“公共服务便利”、“生活保障充分”、“区域治安水平普遍提高”、“各种社会关系比较和谐稳定”、“城市发展方式是可持续性的”、“社区建设和发展取得显著成绩”等。
   吕斌指出，和谐的需要已经成为城市居民的一种共识，这种和谐体现在各种社会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和谐、各种社会关系的和谐以及人与环境的和谐等方面，应该贯穿城市化过程中的各个细节。
   在城市和谐的认知基础上，将最能提供优质城市生活的选票投给“昆明、青岛等旅游城市”的网民占四成比例，而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只收获一成选票。
   吕斌认为，大城市解决协调发展问题，最好的空间单元就是城市圈，但不管是城市圈的这种协调也好，城乡统筹也好，区域统筹也好，都需要考虑在一个更大的空间范围里怎样去实现资源各方面的优化。
   就在近期，国内首个以生活质量提升而不是区域发展为核心诉求的跨界合作规划——《粤港澳共建优质生活圈专项规划》——蓝图绘就。根据《专项规划》对“优质生活圈”的描绘，这个生活圈应该是生态系统安全可靠，自然环境健康洁净，经济发展低碳、可持续，居民能够获得多样就业岗位保证体面的生活，空间环境舒适宜居，交通系统绿色、高效，社会和谐安宁，公共服务便利……一些专家认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关键时刻，这一规划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描绘了中国城市未来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文化多元的新的努力方向。
   绿色城市布局渐受重视，在被城市规划界奉为范本的美国新泽西州的州域规划中，人们可以读到规划者关于城市规划理念的数个关键词：“保护耕地和开放空间”、“土地的有效建设”、“让下一代能够长期享用到城市中的田野、森林和牧场”……
   3．一位生活在北京的80后独生子女介绍说，他的父母都在上世纪90年代被迫买断工龄下岗，他父母的养老保险自此都是由个人负担，每年近一万元，且逐年递增。为了老有所依，他的父母一直坚持交社会养老保险金，从他读初中到毕业工作，刚好10年。对一个下岗职工家庭而言，其压力可想而知。当年他的父亲下岗后带着母亲一起做生意，所以境况相对还好一点，本地多数职工下岗后要靠打临时工维持家庭生计，温饱都难以解决，养老则更加艰难。
   他现在在北京的一家正规公司工作，养老保险有了着落，所以没有过多考虑自己将来的养老问题。不过，他仍然觉得这是个不定时炸弹，因为将来跳槽摩擦性失业或者直接失业，还需要面临自己和父母双重的养老保险问题，每当想到这些问题，他都不由感到沉重的压力。现在所谓的“白领”也不过如此，在大城市赚得多、花得也多，只不过是新时代的打工者罢了。
   对于普通城镇工薪家庭而言，养老保险跟商业保险无异，没人知道政府明天又出台个什么政策，到时能不能开出来养老金，能开出多少养老金，我们都无法确定。把养老寄希望于制度的改变，如果社会和户籍制度不变，中国的养老保险制度就无法在养老、利民这两个根本层面上作出改变，更别提其他，而养老问题不解决，迟早会有麻烦。
   4．2011年8月3日下午，中国社科院发布第四部《中国城市发展报告》。报告指出，中国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人居环境面临重大挑战。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环境研究所所长助理、蓝皮书副主编宋迎昌指出，我们遇到了很多复杂、尖锐的问题，是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下一步民生改善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农民工市民化进展缓慢。农民工的工资和城镇职工工资比例差距越来越大，2005年比例是1.73，到2008年是1.8，2009年是1.9，城乡差距逐步拉大。城市住房价格上涨过快。2006～2009年，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圳等，住房价格都过快上涨。城市养老准备不足。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人口比例占到了9%以上，一般认为占到8%就进入老龄社会，我们已经占到了9%，老年人的社会保障问题是需要着力解决的，但目前社会公共设施明显不足。城市贫困问题日益突出。城市低保人口比重1996～2009年逐渐攀升，2002年比较平稳，但从1996年的发展来看低保人数比重是增加的。农村低保人口比重是比较平稳的，而城市则大幅度攀升，特别是2002年以来。城市义务教育发展差距过大。各个城市都表现得非常明显，择校热、择校难，上好的学校难度非常大。城市社区医疗服务发展滞后，从医院就诊人数看。综合医院占了35.03%，社区卫生服务机构仅占6.87%，这与强调在社区看病背道而驰，说明医疗服务还是跟不上社会需求，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还很大程度地影响着民生。
   城市人居环境面临重大挑战，2009年城市公共环境保护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公众满意率平均只有77%。2009年，全国近两成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达标，有近三成城市生活垃圾没有得到无害化处理，县城污水处理率只有41.64%，没有处理的占到58.36%。
   5．职场现状：7大网络热词透视白领生存困境
   [蚁族]
   “蚁族”——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代表着年轻人，特别是高校毕业刚步入社会不久的职场新人们的一种典型生存状态。他们和蚂蚁有着相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根据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和西安等城市研究调查，各个城市的“蚁族”聚居人群数量都相当惊人。2010年，蚁族群体广受关注，相关报道屡见报端。
   [逃离北上广]
   2010年，一些白领们旗帜鲜明地喊出了“逃离北上广”的口号，并在一线城市的白领中迅速传播。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三大城市，因高房价、就业难、生存压力大等诸多原因，许多白领纷纷想要逃离，转到二三线城市或回老家发展。
   [杜拉拉]
   号称“一个外企职场生存法则的真实缩影”、“一个白领都市时尚生活的生动写照”、“一个乐观积极奋斗励志的成功范本”的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无疑是2010年一大热词，无数白领们顶礼膜拜，争相观摩这一生动的职场升职教育课。杜拉拉的故事其实就是我们每个职场人的真实写照。
   [钟摆族]
   随着城际铁路的开通，越来越多的职场人突破城市界限，实现了工作生活双城化。房子两地买、婚姻周末化，社交网络多城交叉，原有的单一城市生活工作模式被打破，职场“钟摆族”应运而生。
   [考碗族]
   人们经常把安定的生活形象地比喻成为饭碗——金饭碗、银饭碗、铁饭碗。公务员的福利、待遇、奖金都非常可观，在当今社会可以说是最稳定的职业。考碗族到处参加公务员考试，不考到“饭碗”不罢休，为的是在就业形势严峻的今天找到一个稳定的落脚点。
   [焦郁碌]
   有这样一群职场人，他们为理想渐灭“焦”急，为职场拼杀“郁”闷，为仨饱俩倒忙“碌”。在工作和生活中，“焦郁碌”们或殚精竭虑，或熬更打点，或三餐不继，或暴饮暴食，三十功名未近，却只剩尘与土。
   [奈特尔家庭]
   在生活和工作节奏愈发提速的今天，职场人的家庭收入虽然在不断增加，却没有时间享受生活(Not Enough Time To Enjoy Life)，他们成为了“奈特尔家庭(NETTEL Family)”。这样的家庭数量不断增加，而很多“奈特尔”家庭十分热衷这样的生活方式。认为这样才能显示出他们的成功。
   6．近日，在天涯杂谈上，有网友用“悲催”一词形容自己目前的生活状态。在一篇名为“物价猛涨，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惊现悲催哥”的网帖中，描述了游走在“北上广”大城市所谓“悲催族”的“囧境”——都市“待不住”，家乡也“回不去”，处于一种煎熬的状态。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分赴北京、上海、广州三地，零距离接触了一些自嘲为“悲催族”的年轻人后发现，实际上这是一群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奋斗族”，对暂时生活状态的一些抱怨，丝毫掩盖不了他们奋斗“在路上”的勇气……
   “悲催”是当前的网络红词，字面意思是悲惨得催人泪下。上海一位网民不久前在天涯杂谈上发表了“北京上海广州等地惊现悲催哥”的帖子。网帖中说，一个来自江西农村的大学毕业生“悲催哥”，在上海谋生艰难，拿的是最低生活保障工资，每月1120元，低于上海一般工薪阶层月收入约2000元的标准。
   然而不断上涨的物价让这位“悲催哥”感到“生活在上海真憋屈”：房租上涨，郊区二室一厅毛坯房一年间从月租2000元涨到3000元，一套房间被隔成了好几个小间转租，一个洗手间七八个人共用。物价上涨，生活费也不够用，一日三餐占每个月花费比例明显增多。
   网帖说，没车没房没人看得上，结婚遥遥无期。当有了回老家江西赣州的念头时，发现二线城市的生活成本也不低了，而且工资只有上海的一半，上学难、看病贵的问题在老家也一样。但是，在希望和失望中奋斗不息的“悲催哥”，仍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坚守在大城市。
   上海“悲催哥”的网帖引起了许多网民的共鸣。网民“铮铮哥们”说：“楼主真是说出了刚毕业大学生的悲催啊!”网民“的士歌”说：“悲催哥啊悲催哥，我们这一代人就是这样的命运，一起创业吧，80后的时代来了!”
   7．近日，“过劳死”引起职场白领的热切关注，要高薪还是要自由，成为摆在白领面前的必答题。年轻白领由于工作上的高度压力致使健康受损以及猝死的现象也在增加。这已经成为了一种社会病。
   南京一家IT外企中层经理杨亮(化名)胸部剧烈疼痛，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再也没有醒过来。令人惋惜的是，他只有30多岁。这是2012年4月份以来，南京市第一医院接到的第30个猝死病例。医院急诊科副主任秦海东表示，往年中青年猝死病例占猝死病例不到10%，2012年南京中青年猝死病例已经升高到20%左右。生活作息不规律、生活压力大。成为年轻猝死病患的共同原因。
   杨亮是一家IT外企公司的中层经理，这份工作脑力劳动强度特别大，应酬、加班、出差更是家常便饭。往往一个研发项目，需要通宵工作，在公司一夜不回家也是经常的事情，他的老婆都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每天究竟工作到几点钟。在2012年过年之后。杨亮的工作压力似乎更大了，周末休息陪陪家人俨然是一种奢侈。
   患者杨亮的爱人说，丈夫早晨突然感到胸闷，浑身无力动不了，就向单位请假不上班。到了8点多的时候，杨亮浑身冒冷汗，直喊胸口疼。家里人一看不对劲，就赶紧送到医院。虽然经过全力抢救，但是由于心肌梗塞的面积过大，杨亮遗憾地离开了人世。
   就“过劳死”是否可以享受相应补偿，劳动部门有关人士表示，在中国目前劳动保障范畴内不存在“过劳死”的概念，仅认定“过劳死”无法取得相应补偿。这位人士表示，“过劳死”在劳动保障范畴还无法进行分析，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亲属希望得到补偿还必须按照劳动部门已有的规定办理。进一步说，这种情况要获得补偿，首先看死者是否加人工伤保险，其次要严格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来具体分析时间、地点等多种因素而作出判断，确实符合规定的可以得到补偿。
   8．“过劳死”一词源于日本，英文中的“过劳死”(Karoshi)一词，是直接借用了日语的音译。据调查，日本每年至少发生1万起与工作相关的死亡。
   1994年日本劳动省正式把工作过度列为“职业灾害”，把“过劳”正式列为职业病的一种，“过劳死”被写进了日本法律，并不断得到完善。1988年。日本就开通了一条全国性的“过劳死热线”，出版了一本指导工作过度的工人的自助手册。近年来，日本着力推动过劳死认定赔偿制度，通过了一项规定对“过劳死”受害者家庭赔偿的法律。日本法律所认定的“过劳死”，主要是指因工作劳累、工作压力导致心脑血管疾病致死的现象。因工作压力等原因导致精神抑郁而自杀的，则被称为过劳自杀。也属过劳死范畴。
   2001年底，日本对“过劳死”的相关法规作出修改。比如，判断雇员是否因工作过度而死亡时，过去只考察雇员死前一周的工作情况，新规定则将考察时段延长到死前的6个月。考察在最后的2到6个月里，每月加班是否超过80小时，以此作为判断“过劳死”的依据。一旦被认定为过劳死，死亡职工的家属会获得高额赔偿。最轰动的事件，是丰田一员工过劳死案历经5年在2007年结案。家属获得了优厚的赔偿金。
   在我国，从事脑力劳动的企业白领高强度、超时长、极度破坏劳动者身体健康的现象同样存在，这也被形象地称为“白领血汗工厂”。有媒体报道，我国每年有超过60万人死于过度劳动，其中知识型员工占七成左右，而且“过劳死”还有逐步年轻化的趋势。
   但事实上，虽然舆论大肆宣传，但世界上只有日本等个别国家将“过劳死”视为因工死亡，大多数国家并没有对“过劳死”专门立法。我国《劳动法》中对“过劳死”没有明确规定，按照《工伤保险条例》，“过劳死”亦不能被认定为工伤。这就意味着，“过劳死”在我国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认定“过劳”和“死亡”之间的联系非常困难。
   《工伤保险条例》对工伤的认定有两种情形，一是“应当认定为工伤”，“过劳死”不同时具备这一情形所要求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和工作原因三大要素；二是“视同工伤”，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第15条规定，只有在工作岗位或工作时间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才可“视同工伤”。同时，我国法定职业病目录有10大类115种，“过劳死”也不在其中。
三、申论要求
认真阅读“给定资料”，简要回答下面两题。

结合“给定资料1”，简要概括在《中国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报告》中，北京的城市生活质量指数排名相对靠后的原因。
   要求：准确、全面、简明。字数不超过200字。
选项
答案“生活质量指数”由一系列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加权得出，北京市的生活质量指数排名相对靠后包括了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北京的客观指标虽然领先西部城市，但是主观指标却远远落后，因为西部大开发后，西部城市居民生活质量改善较快，居民满意度较高；另一方面，与同样是超大型城市的广州、上海相比，北京虽然在客观指标上不落下风，但是由于突出的环境问题，使得其在主观指标上大大落后。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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