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定资料】 1．2018年3月，江西省共青城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违反群众纪律的典型案例。 2017年4月，共青城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熊云介绍施工队给苏家垱乡大桥村承建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项目未果，后该项目由其他工程队承建；12月初，该项目需拨

admin2021-03-22 27

问题【给定资料】
1．2018年3月，江西省共青城市纪委监委通报了一起违反群众纪律的典型案例。
2017年4月，共青城市新农村建设办公室主任熊云介绍施工队给苏家垱乡大桥村承建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项目未果，后该项目由其他工程队承建；12月初，该项目需拨付建设进度资金，熊云迟迟不予拨付，并将该建设点村民理事长电话号码拉入“黑名单”，作风简单粗暴，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2018年1月30日，熊云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据悉，熊云曾向大桥村理事会介绍他的好友熊桂冬，并表示熊桂冬有承接大桥村定子垅有关道路硬化建设项目的意向。由于价格分歧较大，理事会未将工程交由熊桂冬承建。于是熊云与大桥村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村民理事长熊清水结下了“梁子”。
熊云本应按工程进度向建设点理事会付款，但工程完工经过合格验收后仍然不付款；在大桥村定子垅新农村建设点理事长熊清水多次催问之下，熊云恼羞成怒，将其电话号码拉入手机通讯录“黑名单”，并将其踢出微信工作群。
2018年8月24日，《浙江日报》头版刊发评论文章《西湖景区风度何在》，介绍了《浙江日报》记者采写监督报道之后被杭州西湖管委会移出相关微信群的情况。
文章称，8月12日，《浙江日报》《一线调查》栏目对杭州西湖九溪景区旅游厕所存在“脏乱差”现象做了报道，景区随即开展厕所专项整治。次日，《浙江日报》对整改内容做了跟进报道。但是，采写上述报道的记者发现，自己竟在整改报道见报当日就被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记者群的管理员移出了微信群，原来的媒体联系人也不再回复记者任何微信。
西湖管委会的做法，很快就引发了舆论的强烈不满。不过，事发之后，西湖管委会很快做出了改正。8月24日下午，杭州西湖风景名胜区管委会党委宣传部主要负责人向关注此事的记者发来通报称，已经对涉及此事的管委会具体人员进行了严肃批评，令其书面深刻检讨反省。
一名西湖管委会宣传负责人表示，管委会方面已于8月24日当天前往《浙江日报》社，“主要就这件事处理和沟通没做好向《浙江日报》道歉了”，并称将虚心接受批评，做好积极整改。
作为党员干部，随意“拉黑”群众则不再是简单的个人权利，而应该与其职责挂钩，接受纪律和群众的监督。
当今时代，手机已经成了我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用品，它承担的是沟通联系的作用。由于骚扰电话不胜其烦，“拉黑”功能也成了用户手中的一把“武器”，可以将不想接的电话、不想沟通的人“拒之门外”。但是“拉黑”的功能一定要用对，千万别让这项功能成为手中任性的“权力”。
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群众，折射出的是一名党员干部宗旨意识的强弱和能力素质的高低。党员干部如果时刻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时时处处把群众利益摆在首位，一心为群众办实事、做好事，自然不会对群众态度粗暴、恶语相向。如果党员干部本身宗旨意识淡漠，整日脱离群众，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甚至认为自己是干部，就该高高在上，那么在处理群众事务时难免会对群众吆五喝六、横眉立目。
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做好群众工作的法宝。党员干部只有像焦裕禄、牛玉儒、杨善洲等那样，心中装着群众，将群众看作亲人，尊重群众、贴近群众，把自己放低，才能把群众工作做实、做细、做好。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作风建设，必须紧紧围绕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增强群众观念和群众感情，不断厚植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十九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工作报告强调，重点纠正一些领导干部爱惜羽毛、回避问题、慵懒无为，一些基层干部不作为、乱作为、冷硬横推问题。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第一百一十六条在“对涉及群众生产、生活等切身利益的问题依照政策或者有关规定能解决而不及时解决，造成不良影响的”中，充实了“慵懒无为、效率低下”的违纪情形，增加了“其他不作为、乱作为等损害群众利益行为”的兜底条款。进一步划定群众纪律的“禁区”，其信号是十分清晰的：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及时解决好，既是党员干部做好群众工作的基本方法，又是党的纪律要求。
2．“为搞好现场会，养猪场竞临时买猪充数，这是不是形式主义?”入夜，四川巴中市广电演播室进行着一场“辣味十足”的直播。一乡镇为迎接现场交流会，临时购买600余头生猪，放进当地养猪场。事后，生猪却陆续死亡，数十万元财政资金打了水漂。针对此事，直播主持人现场对该乡镇负责人犀利发问。
不彩排、不预演，暗访中发现的问题、问廉对象名单、监督员名单，直到节目开播才揭开“谜底”。主持人现场直接发问、网民尖锐质问、观众现场投票，不留情面、不走过场，这便是四川探索的监督模式——“阳光问廉”。
这一项由四川省纪委监委牵头打造的舆论监督工作载体自2016年推行，覆盖全省各市州，全媒体直播，以问题为导向，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和“四风”问题，通过“曝光+发问+整改+问责”的“问廉”途径，探索“纪检监督+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模式。截至2018年9月，“阳光问廉”节目已播出493期，现场问廉13808个问题，涉及单位3127个、党员干部4587人。通过“阳光问廉”，全省已问责2218人，党纪政务处分1028人。
“河滩荒坡改造之后的权属到底应归谁?”7月13日下午，广元市“阳光问廉”直播现场座无虚席，从一个暗访短片开始，讲述昭化区紫云乡金花村村民反映的村支书罗某某在政府征地修建加油站时侵占集体土地等问题。
纪委监委与当地媒体合作，事前暗访调查问题，这是开展“阳光问廉”的第一步。
短片之后，现场立刻进入更加“火辣”的发问环节。第一个回答问题的是紫云乡乡长。“金花村罗某某占土地转户口的事，你们有没有认真调查?”“当时是如何审核把关的?”……一连串直击要害的“连珠炮”抛给这位乡长。一番紧张回答、解释后，乡长额头满是汗珠。县级分管干部同样在被询问之列，昭化区分管副区长现场表态：“回去马上全面排查。”
干部们表态后，60名观众组成的问廉考评团开始测评。观众来自各行各业，既有农村群众、普通市民，也有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和机关干部。大家按下测评器按键，大屏幕上显示统计结果：一人一票，不满意率达56．7％。按规定，满意率必须在60％以上，被质询者才能过关。
因为没过关，紫云乡乡长被要求再次陈述并作第二次测评。遗憾的是，再次投票的满意率仍没达到60％。在广元“阳光问廉”现场，除了问廉考评团外，还有媒体记者、律师等组成的问廉观察团，现场点评问题。
“回避推诿、官话套话在‘阳光问廉’是行不通的。”新津县纪委常委文爱丽说，群众不满意、发问不结束。一些被询问的干部由于毫无思想准备，在台上的表态屡屡被观众否决，拿着话筒“下不来台”。
四川省纪委常委荣凌称，“阳光问廉”近年来在探索中坚持，始终保持犀利“麻辣”的锐度、群众满意的温度，成为全社会共同参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平台，全省检举控告类信访举报量明显下降，党风廉政建设群众满意度指数不断提升。
直播时，节目不晃虚枪、辣味十足，直击问题症结所在，成为各地的“收视强档”。以巴中为例，2018年2月26日当地的“阳光问廉”节目，曝光典型问题6个，收视率达10．25％，在全市100多个落地电视频道中位居第一。
问廉现场气氛火辣，追责整改更为重要。“请群众帮忙挖出‘病灶’后，必须注重整改追踪，不仅要解决问题，更要防止类似问题再次发生。”在四川省纪委监委指导下，各地做好问廉整改“后半篇”文章，对节目曝光的问题实行挂牌督办、整改销号，既对问题整改情况跟踪回访，又对共性问题专项治理。眉山市东坡区问廉发现“关系保、人情保”问题后，开展低保专项清理，清退不符合条件的低保对象5．3万余人。
“‘阳关问廉’回应民心关切。”四川省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郑东风认为，“节目聚焦脱贫攻坚、基层‘微腐败’等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民生难题和‘四风’问题，直击庸政懒政、剑指为官不为，成为‘医治’干部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的一剂良方，成为密切党群干群关系的纽带。”
3．网络反腐指的是网络社交媒体资源使用者通过信息传播方式，有效发挥舆论监督功能，对社会腐败现象进行揭发、评价、质疑和通报，以此来遏制腐败，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在互联网时代，网络反腐已然成为我国反腐机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当前网络反腐机制尚不够健全，存在诸多现实问题。
我国网民以青少年为主体，他们思维活跃，参与反腐的意愿强烈，但由于正处于成长阶段，行为往往缺少理性，言论不乏偏激之辞，加之网络的虚拟性缺乏对人行为的控制力，难免存在道听途说、随意转载甚至无事生非的行为。此外，部分商业网站通过发布过激言论或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博取群众眼球、提高网站点击率，对网络反腐中虚假信息的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反腐是整顿党纪党风的大事，然而网络反腐中的娱乐化倾向愈演愈烈，晒艳照、亮房产、小三曝光等成为部分网民举报贪官的重要手段。应当注意到，网民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网络舆论不可能同时关注多个网络事件，当网民的兴趣都聚焦于对贪官私生活的诘问或流于表面的“身边事”时，他们真正的渎职问题可能就会被忽略。而且，相对于传统的信件、电话以及当面举报，网络反腐的举报方式迎合了大众对信息消费的快感，但这些举报内容往往缺乏严谨性与规范性，大多无法作为适格的证据提交法庭。
在网络反腐的过程中，一旦有网民揭露腐败，公众往往会踊跃参与评论、顶帖或人肉搜索，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曝光。言论自由权和监督权在互联网这样一个完全开放的平台上行使，很容易与他人的隐私权、名誉权发生冲突。在网络反腐中势必要公布腐败者的信息和相关人士的信息，在这些信息中有的并不涉及反腐，而这些信息经网络的广泛传播势必会对第三人造成影响。
网络反腐主要依靠两种方式：一种是民众在网络社交媒体上提供腐败线索或直接曝光腐败行为，另一种是借助政府反腐体系中的电子政务应用。这两种方式要想有效发挥价值，就要求民众和政府在网络反腐行为中进行良性互动。然而，当前民众仅仅依赖网络信息渠道，与政府之间的交流、配合不足，从而导致网络反腐不能深入推进。
民众是网络反腐的主要参与主体，在反腐行为中，为参与主体提供合法的权益保障和合理的成本补偿，就成了激发网络反腐积极性、实现网络反腐长效化的重中之重。但当前我国网络反腐参与主体的权益保障制度和补偿制度尚不完善，网络反腐参与主体往往会面临恶意报复事件的侵扰，网络反腐的参与成本也无法被及时补偿。
在网络媒体快速发展的今天，要增强网络反腐的实效性，必须在提倡和鼓励网络反腐的同时，对其加以引导和规制，促使网民在反腐进程中自觉遵守网络道德，形成良好的网络监督环境。
4．从网络问政，到电视问政，再到微信问政，近年来，舆论监督在助推提高工作效率、改进工作作风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广大干部要努力适应舆论监督的常态化，深入理解舆论监督的重大意义，更好地协同推进政治生态持续好转。
无论是“上班来得晚，下班溜得早”的“候鸟干部”，还是满足于“混日子，守摊子”的“撞钟干部”，又或者是常常“查无此人”，擅自离岗外出的“神秘干部”，都是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反感的对象。而通过正当的舆论监督，譬如通过新闻评论类节目打捞“沉默的声音”，让群众打分“赶考”官员的方式，把这些“散漫”干部不加掩饰地再现在群众面前，把权力运行、经费使用、职责履行等情况置于阳光下，可以形成一种强大的、积极的社会控制力量。自认为拥有“铁饭碗”，就开始丢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工作宗旨，以“不作为”“慢作为”方式来消极怠工的人，会从新闻舆论监督中感受到一种强大的社会压力，从而刺痛“官神经”，正视自己思想上、工作上、方法上存在的种种问题，变被动为主动，变压力为动力，进而改正错误，实现不断进步。
除了少数不作为、慢作为的“散漫”干部，我们的干部队伍中，还有很多敢担当善担当的老实人，他们大多对待日常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凡事冲在前面、争先创优，有着敢于接受监督的底气和自信，却往往不跑不送，不善逢迎，不喜欢刻意经营自己的人脉网络，因此不容易得到上级关注。而加大舆论监督力度，整合利用网络信箱、热线电话、问卷调查、办件评价器、征集意见箱等载体，让电视、报纸、网络等新闻平台和媒介及时深入基层，可以最大限度地听取民声民意，发现和挖掘在各行各业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从而引导社会各界对他们多一分关注、理解和信任，让“老实人”类好干部干得起劲、干得光荣，赢得组织的信赖和群众的拥护，形成“学先进、比先进、赶先进”良好氛围。
另外，舆论监督给“观望”干部吹响冲锋号。舆论监督本身就透露着社会普遍遵守和期待的价值观念，因此其报道涉及的是与非、好与坏的立场判断对人们有着自然启发。比如，济南在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时，通过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发现了一些被忽略的问题“死角”，不断查缺补漏，最终以优异成绩荣膺桂冠。凡此种种，传递出舆论监督必要性的强烈信号，吹响自觉接受监督、积极主动作为的冲锋号，表明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拖延、等待和观望的条件和理由，要立即行动起来，弥补漏洞、改进作风，让广大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风政风向上向善的变化。
5．近日，家住上海市金山区恒康小区的范大爷准时领到了救助款。对于需要长期就医的范大爷而言，这笔救助款犹如一场“及时雨”，解了他的燃眉之急。而在此前，像这样的“及时雨”往往并不及时。“以前总要等好几个月，最长要等一年。”回想起曾经的遭遇，范大爷无奈地说。
在该区，和范大爷有类似经历的人并不少。他们反映，自己的社会救助申请被积压，严重超过办理时限。而造成“及时雨”苦等不来的“磨叽干部”，正是负责社会救助受理审核工作的金山工业区社会事业管理办公室工作人员冯某。
“他们早晚都能领到救助款，也不急于这一时。”冯某并没想到自己工作拖延会“招来”纪委。
在履职尽责方面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行为。该区纪检监察机关接到举报后，立即展开调查。调查发现，除积压多件临时救助申请、市民综合帮扶申请外，还有部分城乡低保申请被拖延，造成申请人未能及时领到救助款，损害了困难群众的切身利益。最终，冯某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并被调离工作岗位。在全区干部作风建设大会上，冯某的“慢作为”也遭到区委书记的点名批评。
“我们希望通过对冯某的严肃处理和问责，能够由点及面，警示教育全区广大党员干部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时，进一步扎紧制度笼子，下功夫治好干部的‘拖延症’。”金山区委常委、区纪委书记、区监委主任陈祥钧说。
6．2016年11月16日，上海各大媒体都以醒目的标题甚至整版刊登了上海市司法局关于公开选任上海市人民监督员的公告。虽然只是普通群众，但一直想为社会、为人民做些什么的江海立刻登录上海市司法局官网，下载了《人民监督员选任报名信息表》。他不知道的是，与此同时，还有1872人和他一起通过网络在线报名。
作为全国第一个采取人民监督员信息系统网络在线报名的城市，上海委托第三方机构进行面谈，委托普陀区中心医院进行体检，委托区县司法局逐一走访考察，商请各有关单位开展信息核查，就是为了确保选任的人民监督员符合要求。
同时，上海认真领会、坚决贯彻改革精神，严格遵循上级文件规定，准确把握选任条件，不设年龄上限、不设户籍限制、不设学历门槛，除基本条件外，不设任何附加限制，切实降低了人民监督员的资格门槛，保证了人民监督员队伍具有广泛的人民代表性。
正是在这样“公正公开+个人自荐”的前提下，上海最终选任出了一支个人自荐比例全国最高、基层干部群众比例高达82．7％、公职人员比例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人民监督员队伍。
2017年11月，3名人民监督员对上海某区检察院提请监督的龚某涉嫌滥用职权、陆某涉嫌行贿案进行了监督评议。经过激烈讨论，监督员认为，此案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但人民群众对涉及贪污腐败的问题深恶痛绝，如果起诉，能够起到更好的社会效果，因此建议检察机关对此案提起公诉。
11月30日，该区检察院采纳了人民监督员意见，将此案起诉至法院。12月18日，区法院经审理判决龚某犯滥用职权罪，判处有期徒刑六个月，缓刑一年；陆某犯行贿罪，判处拘役五个月，缓刑七个月。
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副院长虞浔说：“长期的实践证明，人民监督员制度对于健全检察权运行的外部监督制约机制、规范司法行为、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发挥了重要作用，是继人民陪审员制度和人民调解员制度之后建立起来的又一充分体现人民性的创新制度。这一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制度创新，已经成为人民群众有序参与、监督司法的直接形式。”
2018年12月27日，50名来自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律师事务所、政府部门的全国及上海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接受上海市检察院聘任，成为上海市检察院首届特邀监督员。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本才表示，期望特邀监督员充分发挥监督作用，对检察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多提诤言，及时反馈，督促检察机关更加规范用权，确保检察权始终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充分发挥纽带作用，帮助检察机关更好地倾听民声民意，确保“人民检察为人民”的司法宗旨落到实处；充分发挥智囊作用，依托在各自领域的专业优势，帮助检察机关拓展思路、创新方法、提高能力，助力检察工作创新发展。
7．办证难、态度差、效率低，相信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件事，可谓刷新了人们的三观。
山东烟台芝罘区市民那女士想给母亲办理残疾证，按办证的工作人员要求，“去开家庭情况说明，之后再找领导开条，签上名”。但之前，那女士已被相关领导明确告知不需要开条，事情几度陷入僵局。而且整个过程，工作人员态度很不好。无奈之下，那女士用手机拍下了工作人员索要批条的视频，并于2018年7月13日上传到了微博进行举报。
随后，视频被曝光，当地相关部门联系到了宫家岛居委会(那女士母亲原单位所在地)，要求工作人员对事情作出解释。
没想到，事情至此，变得更“麻烦”了。工作人员认为那女士侵犯了他的个人权利。宫家岛居委会党支部书记反问，“我们哪里错了?就是某些同志态度不好而已”。就在那女士删除了微博后，居委会工作人员又说，那女士必须让上级部门撤销调查之后才能给她办手续，并称“你这寻常老百姓够厉害了，你就在网上发了这个，上面这么重视，一级一级往上来调查我们”。
一句“你这寻常老百姓够厉害了”引发众怒，这起群众办证被怼事件在网络上不断发酵。终于，7月30日，烟台市芝罘区委员会宣传部官方微信号“芝罘湾畔”发布了一则令人解气的消息：相关工作人员已被辞退!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一些人没有意识到，老百姓本来就很“厉害”。
“你就在网上发了这个，上面这么重视，一级一级往上来调查我们。”工作人员的质问本身就证明了群众监督的厉害所在。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在国家发展上，群众个人的力量再微小，14亿人民齐心协力，就会进发出无穷的磅礴力量；在民生问题上，个人诉求的问题再细小，也必须得到应有的尊重和及时妥善的解决；在社会监督上，个人监督的声音再微弱，全民监督之势一旦形成，部分官员不作为、乱作为的现象也必会原形毕露、无处躲藏。
结合给定资料，概括我国网络反腐存在的主要问题。
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楚，语言精练，字数不超过300字。

选项

答案我国网络反腐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一是虚假信息蔓延。青少年网民容易发生道听途说、随意转载甚至无事生非的行为，部分商业网站发布过激言论或未经证实的小道消息。二是娱乐化倾向愈演愈烈。网民的兴趣聚焦于贪官私生活或“身边事”，而忽略其渎职问题；举报内容缺乏严谨性与规范性，无法作为适格证据。三是侵犯他人权利。网络反腐中公布的信息有些不涉及腐败问题，公众对当事人进行调查、曝光等，会对第三人隐私权、名誉权造成影响。四是民众与政府缺乏良性互动。民众仅依赖网络信息渠道反腐，与政府交流、配合不足，不能深入推进反腐。五是保障、补偿制度不完善。参与主体的权益保障、补偿制度不完善，面临恶意报复事件的侵扰，成本无法被及时补偿。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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