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

admin2015-05-30  16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本题本由给定资料与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考试时限为150分钟。其中。阅读给定资料参考时限为40分钟，作答参考时限为110分钟。
    2．请在题本、答题卡指定位置上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并用2B铅笔在准考证号对应的数字上填涂。
    3．请用黑色字迹的钢笔或签字笔在指定的答题区域内作答，超出答题区域的作答无效。
    4．待监考人员宣布考试开始后，你才可以开始答题。
    5．所有题目一律使用现代汉语作答。未按答题要求作答的，不得分。
    6．监考人员宣布考试结束时，考生应立即停止作答，将题本、答题卡和草稿纸留在桌上，在考生座次表对应准考证号、姓名栏内签字确认后方可离开。
    二、给定资料
    1．官德，因官而生，有官就有官德。官德问题自古就有，我国历朝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和德高望重的名臣曾从不同角度申论官德之内涵。他们首先都强调居官者必须具备“公正无私”之德。
    《尚书》有言，“以公灭私，民其允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就是说执政者能以公心灭私欲除私利，百姓才能信赖归服；不偏袒少数人利益，不结党营私，国家的政令就能畅通。国家就能兴旺发达。
    欧阳修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1007年)，卒于神宗熙宁五年(1072年)，65年人生中有40年为官经历。他进入仕途正当北宋王朝由盛转衰的时期，阶级矛盾、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和民族危机日益尖锐，政治弊病越来越严重。他作为有胆有识的政治家，直言敢谏：主张革新。他在许多文章中，提出了很好的改革政治的建议。他针对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积贫情况，主张“务农为先”、“节用爱民”。为了解决吏冗官滥、政治腐败的问题，提出“择吏为先”，用按察使来考察官吏，并用改革“贡举”的办法，由先诗赋后策论改为先策论后诗赋，以提高官吏的办事能力。对军队冗滥无用，朝廷不修战备的弊端，他建议打破常规，在军中选拔良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并修缮工事，巩固边防。他还主张减轻赋税，实行“宽简之政”；对外族的入侵持针锋相对的斗争态度，反对妥协投降。
    而难能可贵的是，欧阳修明明知道，自己的直言肯定会得罪上司，对自己仕途不利，但他仍坚持正义，愤世嫉俗，不怕降职丢官。在庆历新政中，他站在范仲淹为首的革新派一边，同保守派吕夷简等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祐三年(1036年)，范仲淹因论事得罪宰相吕夷简，被贬为饶州知州，许多人为之不平，可是身为谏官的高若讷不但不进诤谏，反而在背后诋毁范仲淹的为人。欧阳修义愤地写了《与高司谏书》，斥责高若讷“不复知人间有羞耻事”，因而得罪当权者，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市)令。后官职有回升，至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革新派杜衍、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因所谓“党论”而被相继罢官，欧阳修又写了《朋党论》与《论杜衍范仲淹等罢政事状》，批驳“朋党之说”，为杜、范等辩诬，又一次遭到权奸的打击……
    欧阳修敢说真话，不怕打击，来源于他堂堂正正做官，清清白白做人。北宋庆历八年(1048年)初，欧阳修由滁州徙知扬州任职，为官清廉公正，坚拒淮南转运使吕绍宁进献的十万“羡余”之钱，又施行“宽简之政”和一系列仁政爱民之策，从不枉杀无辜，还注意保护生态环境，推介独一无二的琼花，兴建“无双亭”，使扬州出现了政通人和的气象，赢得了百姓赞誉。他的从政业绩令庸碌无为者相形见绌，让中饱私囊者愧活人间。
    2．我国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始终高度重视以德修身，也始终高度重视从政以德。《论语》中说，“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苟子》中说，“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罚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历代统治者制定了许多选拔官员的条例和标准。其中，放在第一位的是官德。秦朝规定，“君怀臣忠，政之本也”，认为官吏忠于君主是政治的根本，又提出官吏的基本品德是“精洁正直，谨慎坚固，审悉毋私，微密纤察，安静毋苛，审当赏罚”。
    汉代的察举制要求举荐者按照规定的科目考察人才的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贤良方正、贤良文学等数十种，特别要求把民间的孝子秀才举荐上来。汉朝还规定四科取士的选吏标准，即“一曰德行高妙，志节清白；二日学通行修，经中博士；三日明达法令，足以决疑，能按章复问，文中御史；四日刚毅多略，遇事不惑，明足以决，才任三辅令，皆有孝悌廉公之行”。
    宋朝王安石改革科举制，罢诗赋帖经墨义而改用论述经文道德的经义。其讨论的核心是人的伦常问题。明清以八股文取士，力求让士子在步入仕途之前，先在儒家的忠、孝、节、义思想中浸染透彻，然后唯唯诺诺于专制统治。有学者做出客观公允的评价：当时的政权以儒家思想为主开展道德教育，通过严格手段遴选人才，目的是用平等的竞争保证人才的质量和社会的公认。
    历代法律都有约束官德、惩戒职务犯罪的作用。对于官吏在其职务活动中的不法行为和失职行为，以及由官德引起的其他犯罪行为，《秦律》规定：凡有奢侈过度、骄傲自大、专擅越权、犯上作乱、贪污腐败等五失，就要“身及于死”。
    唐朝《职制律》的大量条文是官吏必须遵守的行政规范。在相同情况下，官民犯同样罪过，官所受惩处比民严厉。唐朝的《六察》具体监察吏治、户口、财政、司法、人事、生产，全面评价官员的行政作为。
    明清法律相承，内容基本相同。其中，《吏律》是刑律的组成部分，分为《职制律》和《公式律》。前者用于惩治官吏不法和职务犯罪行为，后者重在处置官吏违反办事规程行为，并且一律用重典惩处贪赃受贿。
    《大清律例》规定：“凡官吏受财者，计赃科断。无禄人各减一等，官追夺除名，吏罢役，俱不叙用。”明清两代较之以往任何朝代都更加严厉地惩治贪官污吏，说明利用法律规范官员的行政行为，决心越来越坚定；说明动用法律制裁官德出现问题的官员，做法越来越成熟。
    3．官德建设始终与政权安乱、国运兴衰、百姓祸福紧密联系在一起。官德兴，政权安，国运旺，百姓幸福；官德衰，政权乱，国消亡，百姓遭殃。我国是一个具有得治传统的国家，官德建设作为道德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始终受到重视和强调“为政以德”，就是要求执政者以德施政，以德待民，以德治国。
    党的十八大提出，党员干部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诚信风尚的引领者、公平正义的维护者。一段时间以来，中央高层率先垂范，各地各部门纷纷以实际行动跟进，由此带来的新风气、新气象、新官德让人民群众为之振奋，充满期待。
    2013年6月19日，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发展改革系统干部业务知识培训班在市委党校开班。本次培训班为期两天，围绕当前项目审批制度、权限及有关办理程序、煤炭产业政策、配置煤炭资源相关政策等多个方面开展业务知识培训。来自全市18个重点经济开发区(园区)、各旗区发展改革局的负责人及业务骨干参加培训。
    2013年6月，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首届“政务公开日”活动在钦州市白海豚广场举行。活动以“推进政务公开政府信息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为主题。在现场，政务中心工商窗口组织了20多名企业代表参与活动。据统计，当日工商窗口共发放宣传资料300多份，接受群众咨询80多人次。通过此次活动，群众可以详细了解工商部门的职责职能以及各项办事程序。
    4．官德正则民风淳，官德毁则民风降。我们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思想道德建设，培养了焦裕禄、孔繁森、郑培民、沈浩、杨善洲等一大批官德高尚的领导干部楷模。但不容讳言的是，当前修养缺失、道德沦丧的问题在领导干部中也时有发生，一些影响广大干部形象的恶劣行为，严重败坏了社会风气。
    最近几年，湖南网曝出多起“火箭干部”事件，引起媒体和舆论的广泛关注。据报道，湖南省委书记徐守盛对此高度重视，要求对此类事件有报必查，对严重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的人和事要一查到底，绝不姑息。湖南还在全省全面开展干部选拔任用工作专项督查，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在湖南省委的统筹干预下，违规提拔的“火箭干部”逐一得到惩处，相关人员受到党纪政纪处分。
    其实，“火箭干部”绝非湖南独有，山东“最年轻的厅级干部张辉”、湖北“最年轻市长周森锋”、云南“最年轻的副县级干部赵臻”、河北“3年4次升迁的80后县长闫宁”等，人们无不记忆犹新。为什么人们对“火箭干部”总少不了质疑?引起媒体和舆论争议的难道真的仅仅是年龄问题吗?
    不然!公众质疑的不是这些年轻官员的年龄本身，而是在质疑产生这些“最年轻”政坛新贵的现有体制，是对提拔年轻官员的程序和对当前的选拔制度持不信任态度。在舆论和媒体看来，当下的干部任免制度还存在暗箱操作的空间，选拔干部“神秘化”现象突出。“火箭干部”的出现．无疑会受到舆论的诟病。
    我们反思系列“火箭干部”事件，不可否认他们被免职，一方面是强大的舆论起了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人们对信息公开从来没有如此迫切，也从来没有如此便捷。正如湖南省程序法学研究会会长、湖南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黄捷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此类事件引发争议和质疑，主要源于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及时，人们没有享受到知情权，提醒各级政府及领导干部，在互联网和自媒体时代，必须严格依法办事。应该说，在舆论的倒逼机制下，干部任免制度改革，已慢慢进入深水区。
    5．我国所处的时代特征是，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形成，旧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步消亡，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制约权力的各种制度还不够健全，加之各种新旧思想碰撞、观念更替、制度转轨等问题的存在，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社会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各级官员是社会变迁的引领者，同时也深受社会观念的冲击。
    记者2013年6月19日上午从陕西省汉阴县委宣传部获悉，17日下午上班时间到农家乐打麻将的汉阴县药监局局长周玉平已被免职，一同参与打麻将的多位干部受到不同程度处罚。
    有网友说：“周玉平运气不好，上班打牌的何其多，偏偏他被免职，还有那些一同打麻将或围观的，统统受罚，心里一定都觉得委屈。”人们当然不相信上班打牌的仅有周玉平等人，对于周玉平被免，很多群众竖起大拇指，此风该刹，尤其对违规乱纪的“一把手”，理当重处。
    周玉平的事例作为“违规乱纪”的典型，给我们敲了一次警钟。当下，加强领导干部道德建设，核心是加强其自身修养。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严守规矩，扛住诱惑，分清良莠，谨慎交友，切实管好自己的生活圈、交往圈、娱乐圈。切实管住自己的手、腿、嘴。特别是无人监督的时候更要严格要求自己，千万不能降低做官做人的标准，否则会“一失足成千古恨”。
    中共中央2013年6月18日正式启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自上而下按照“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要求，集中解决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违背党的性质和宗旨并为群众深恶痛绝、反映最强烈的问题。习近平指出，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这次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任务聚焦到作风建设上，集中解决“四风”问题。要把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作为切入点，着力解决突出问题。
    中央转变作风的雷声大、雨点也大，灭“四风”绝非“一阵风”，这对国家的繁荣富强、人民幸福安康至关紧要，令万众欣喜。从这一点看来，上班时间打牌受罚的官员干部，不仅不该觉着委屈，反而应该为国家动真格转作风而高兴。
    6．精神腐败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它最早由香港廉署的反腐策略研究部门以心理学调查的形式提出。相对于物质层面的权力腐败、经济腐败而言，其较为精准的定义指个体在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所产生的与腐败相关的，对于“不被界定的”腐败的依据向往的观念和意识。
    而今中国社会，随着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初步建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不断完善，人民对于社会化生产的要求日趋繁盛。随之而来的物质层面的广泛需求，导致了精神层面的欲望丛生。各种各样的社会压力，伴随着生活物质资料需求的增长而显得更加突出。在较为严峻的经济形势面前，我们的人民正与国家一起，经历着一场精神上的巨大考验。
    十八大以来某省共立案侦查贪污贿赂犯罪案件1917件2282人，查办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147人，涉案金额在100万元以上的有167件，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7．34亿元；立案侦查渎职侵权犯罪案件508件746人，其中，重特大案件292件，县处级以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12人，通过查办渎职侵权案件共挽回经济损失1．11亿元。私欲膨胀、争名夺利、要官要位、享受第一等思想的滋生，导致了领导干部的“精神腐败”。
    随着中央在物质反腐层面的节节胜利，精神层面反腐工作的重要性也日趋凸显。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党在“坚决反腐”这盘“大棋”中的重中之重。人民的精神层次提高了，物质层面的需求得到了必要的满足，精神腐败才会失去其滋生的土壤，人们也便会从意识层面的“盼望腐败，不敢腐败”转变为“不想腐败，不愿腐败”。这条精神文明建设之路，需要我党同志扎实前行，负重坚持。
    7．公务员职业道德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整体道德水平的重要标尺。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如何加强公务员职业道德建设是具有重要实践价值的现实课题。西方国家公务员制度相对比较完备，在公务员道德规范建设的观念和具体措施方面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通过颁布法律法规的形式对公务员应当具备的行政道德加以规定，以此来促进公务员道德的培养，是西方国家最常见的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如美国，1965年颁布了《政府官员和雇员伦理行为准则》；
    1978年颁布了美国国会参议员和众议院通过的《政府行为伦理法案》；
    1989年通过了《美国政府伦理改革法案》；
    1992年美国政府又颁布了由政府伦理办公室制定的内容更详细、操作性更强的《美国行政官员伦理指导标准》。日本有《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法》《日本国家公务员伦理规程》。澳大利亚制定了《国防部与工业界双方商业道德规范》。加拿大有《加拿大公共服务伦理规范》，等等。在这些法律规章中，对公务员应遵守的行政道德都做了详细的规定。
    为继续保持公务员队伍的高素质，应对客观环境的变化，国外公务员管理机构不断对公务员制度进行改革。作为公务员制度体系有机组成部分的公务员行政道德体系也正经历着变革。虽然各国的具体做法不尽一致，但总体上呈现出如下特点：一是行政道德规范根据现实的需要不断变化。二战以来，为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经济形式，西方发达国家公共行政改革运动可以说是一浪接一浪，传统行政范式到新公共行政再到新公共管理，改革浪潮不断涌起。20世纪80年代以来，多中心治理模式又盛行起来。每一股思潮、每一波运动都会导致公共行政理念与价值的变迁。民主、效率、公平、正义等价值处于一种变动中的调适与平衡之中，不同时期各有侧重。因此，其行政道德规范也处于不断的变动之中。二是反思传统伦理价值，研究公务员精神的新的时代内容，建立行政道德的专门研究机构，以提升公共伦理的基础，拓展其内容，适应时代的需要：把诚实和正义感看作个人精神理念的价值基础。新公共管理理念认为公务员所具有的正义感会带来非常强烈的社会责任心，从而对工作更加负责，而诚实会促进公众与公务员、公务员与政府之间的有效交流，相互取得信任。
    8．官员财产申报制度是各国公认的反腐利器。近年来，我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以下是某些专家的观点。
    郭于华(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财产公示本身并不难，难在不为，而非不能。可借鉴的实际经验远有世界各民主政体国家的一贯做法，近有香港、台湾已经实行的廉政措施。所谓“财产公示目前尚不具备条件”、“官员也有隐私权”等等都是借口；官员财产未予公示，房产查询已被严控，甚至要求体制外的普通民众、从事慈善事业者、民营企业家等公布财产，更是荒唐之极!须知：掌握和行使公权力的官员，身处公共领域中，行止德性与公共利益直接相关，其财产占有情况特别是占有的合法性不属隐私，必须公开。而普通民众的财产等个人信息，只与私人生活相关，不涉公共性，理应保护。公私分明，方为合法合理。官员如若不想公开财产，也很简单，交出权力、退出公共领域即可。简而言之，以制度化机制促使官员公示财产、保证公民有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公共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才是廉政之根本。
    刘亚伟(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不是没有实行财产申报，而是已经实行多年的财产申报制度没有任何意义可言。它不能核实，不能公开，不能起到任何遏制作用。王岐山在十八大后曾与各界学者就反腐措施座谈，参加的学者大都提出治标不难，难在治本，而在中国特殊的政治环境里治本的有效路径是官员财产公开，但推行有意义的财产申报目前正遭遇来自各级官员的顽强反击，个中的原因不言而喻。世界各国都有具有自己特色的关于财产公开的法律法规，借鉴起来并不难，难的是如何在反对声一片的时候启动官员财产公开。目前不少学者提出“特赦”或“既往不咎”，但民间对此持异议者不少。中国还不是成熟的民主国家，民意还不足以阻止顶层的决策，只要推进真正的官员财产公开，民间一定会赞不绝口。
    任剑涛(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在中国实行官员财产申报的难处主要有两点。
    第一，在意识层面，对官员财产公示的性质、目的和具体执行举措还缺乏清晰的、普遍的认知。促进官员财产公示在中国还处在一个非常被动的局面，它并不是公职人员普遍认识到自己执掌的公权力需要受到限制和约束的前提下而实行的相应措施。而一般大众一方面希望以财产公示来“揪贪官”、制止权力腐败，另一方面又对这种公示怀抱普遍不信任的态度。在这种处境中，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究竟是以实现政治高层号召为目的，还是以人民满意为目的，或者以最终使权力受到监督和制约为目的，就显得模糊不清。
    第二，在技术操作层面，由于在中国政治体制中，公与私之间没有清晰和严格的界限，因此很难设计出一种保障机制以求在保护公职人员合法私有财产和对公职人员依法进行财产公示之间达成基本平衡。这样不仅有可能出现一种“仇官”心态导致的以侵犯私有财产来实现一种无底线的财产公示，也有可能导致以保护私有财产为名而使合法合理的公职人员财产公示制度最终不了了之，而难以充分实现官员财产公示所要达到的“廉政”效果。
    世界上有不少国家在官员财产公示上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比如，最早进行财产公示的瑞典，不仅公布政府官员的财产总体状况和明细，还为公众提供了查询官员财产和纳税的途径，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美国实行的是一种有范围和边界的财产公示，既保护了私有产权，也保证了公职人员合法收入的公开透明。这些都是值得中国借鉴的宝贵经验。
    9．古今中外的历史反复证明，任何政权要想长期稳定和巩固，都必须加强官德教育。胡锦涛同志多次指出，我们要深入开展从政道德教育，进一步加强道德修养，教育引导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模范遵守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
    官德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乱兴衰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与否。在新时期的严峻挑战面前，领导干部的“官德”建设成为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成效和执政合法性的当务之急，也是全社会最为关注的热点问题。正确估价当前官德建设的现状，正视当前官德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和危害，对于正确认识官德建设的重要意义，合理设计新时期新阶段官德建设的推进路径，重塑“为民、务实、清廉”的官德，使各级党员领导干部真正做到“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心，自觉经受住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长期执政的考验”。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但人们评判好人好官、人品官品的基本标准没有改变。这个标准就是看你有没有“德”。德的内涵十分丰富，每个人对德的理解也有所不同。对领导干部来讲，德就是要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崇高的道德理想给人以鼓舞，纯洁的道德情操给人以理智，正确的道德规范给人以准绳。
    三、作答要求
结合“给定资料4～6”，分析我国党员干部中产生“官德问题”的原因。
    要求：
    全面、简明，不超过250字。
选项
答案党员干部中产生官德问题的原因有： 一是政府信息不透明、不公开、不及时，人们没有享受到知情权。当下的干部任免制度存在暗箱操作空间，导致公众对提拔年轻官员的程序和当前的选拔制度不信任。 二是制约权力的各种制度还不够健全，各种新旧思想碰撞、观念更替、制度转轨等问题的存在，对公务员的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社会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违规乱纪现象丛生。 三是物质层面的广泛需求，导致了精神层面的欲望丛生。“精神腐败”滋生，导致大量干部因贪污受贿获罪。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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