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

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

admin2014-08-26  32
问题 给定资料
    1．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发端于欧洲中世纪。1088年，意大利建立了博洛尼亚大学。随后，办大学之风开始兴盛，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等相继诞生。有人认为：在人类的种种创造中，很少有什么东西比大学更能经受住漫长的、吞没一切的时间历程的考验。的确，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大学是各种社会组织中最具独特魅力的机构之。大学之所以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具有独特魅力，大学精神在其中起着关键作用。优良的大学精神既是一流大学建设的强大动力，也是一流大学建设的核心内容，是一流大学的标志之一。如果说高楼大厦是大学之“形”，一流名师是大学之“实”，那么优良的大学精神乃是大学之“神”。那么，什么是大学?什么是大学精神?诸多有远见卓识的教育家和学者都发表了许多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述。费希特说，“大学是人类至为重要的机构”，“是我们永恒人类的有形体现”。洪堡认为，“大学是一个学者的社团，是高等学术机构，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场所”。纽曼说：“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地方”。培克把大学描绘成“纯粹学术之圣杯的堡垒”，把教授誉为“奉事圣职的骑士”，等等。从古到今，从西方到东方，从大学校长到执教的教授，从中国“大学”所宣扬的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到西方中古以来所形成的天下一家的世界精神，从韦伯、耶士培、蔡元培等坚持的学术独立与思想自由到纽曼所高标的博雅教育、艾雪培的钻研精神，从怀海德所珍视的想象力与实用经验、佛兰斯纳的知识之探索研究到葛德诺专注于卓越境界的论析，无论这些人的表述有哪些差别，但基本思想是一致的，即其共识的大学理念是：大学具有文化、思想、学术的积淀与传承，精神的传递与坚守和新文化、新思想、新学术的创造功能。
    2．在中国的历史上，教育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比较完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包括有着楷模意义的教育实践，其实早在两三千年前的周公、孔子那里，就已经出现。钱穆说：“中国教育，实亦可谓是一种宗教事业。”这并不是夸大之词。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体系中，并没有创立起一个有全民影响力的宗教，在世俗生活中，扮演教化人心之职责的，就是教育。特别是儒家，一直在教人如何做人，如何其有人之为人的品格、精神，这种教育传统，贯穿着一种人品观——所谓君子和小人、雅人和俗人，都是事关人品，也事关一个人的人生意义。所以，中国以前的教育，并不重视学校和课程，而是重视老师是谁，重身教、行教。像孔子，虽然到处讲学授徒，其实他并没有一所固定的学校。只要有名师，就会应者云集，至于教育的形式，倒在其次了。可见，中国人重师道过于重知识，师道存，则教育存，这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其实，即便到了现代，这种思想也还是被大家所推崇的。梅贻琦任清华大学校长期间，对大学下过一个著名定义：“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然而，现今中国的教育却越来越偏重于让学生学知识、学技能，局限于书本字面，轻师教、身教，同时，为人师者，也失去了榜样的作用，甚至干出许多斯文扫地的事来，教育的面貌开始呈现出一片乱象。决策圈内的主流教育理论家们更乐于拥抱现实，他们迫不及待地接受立足于西方现代民主社会的“大学直接服务社会论”，并加以大肆发挥，完全不顾中国社会尚存的浓厚的前现代色彩。在我们的教育家翻译过来的现代甚至后现代理论里，大学早已不是什么社会良知、思想阵地。大学也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纽曼的“象牙塔理想”在他们看来迂腐不堪，大学甚至可以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完全就是“人力资本”加工厂，与赢利性企业没有什么区别，是“面对经济建设的主战场”，连教育本身都可以“产业化”。在这样的时代精神感召下，80年代的校同风景只是昙花一现，那种旺盛的求知欲，浪漫的青春气息，以及接二连三的“诗歌热”“哲学热”“文化热”统统在90年代的经济大潮冲击下烟消云散。我们的大学发展速度超英赶美，连基本的现代大学独立基础都不具备就直接跑步与国际接轨，金融、管理、计算机等可以带来丰厚商业利益的专业一夜之间遍地开花，并且迅速成为大学里最炙手可热的专业，这些专业和这些专业的带头人因此占据大学里的主导地位甚至是领导地位。在以“发展经济至上”为唯一标准的指导下，那些皓首穷经也刺激不了消费、拉动不了内需的基础学科，特别是人文学科被理所当然地冷落——不仅遭到学校冷落，也遭到学生冷落，在就业压力空前增大的社会条件下，本来就越来越“务实”的年轻人还有几个愿意去固守学院里那张落寞的书桌?市场经济时代的学生超前早熟，从中学起就被灌输“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类庸俗的实用教育观，在选择大学专业时更是以“是否好就业”为导向。大学校园里的年轻学子们考虑的不再是学识的修养和人格的完善，而是学好外语、计算机和一门专业技术。为了将来的出国、就业等等最现实的问题做最实际的打算。“关我什么事!”和“学这个有什么用!”成为新时代大学生的口头禅，甚至连渎闲书都已经成为奢侈，除了眼前利益和娱乐新闻，很少人再向自己已近荒漠的精神世界投去哪怕茫然的一瞥。用王晓明先生的话说，“驯顺冷漠”已经成为我们这代人普遍的精神症状。
    3．可以说现今没有哪一位校长能像蔡元培先生那样，对于一个同家的大学理想、观念和制度产生了如此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以致许久以来蔡元培成了中国现代大学观念的同义词，大学制度改革的象征。蔡元培重视教育的思想来自于中国传统，而其大学观念却主要来自于西方。俯仰历史，那些理念在西方大学不仪早已实现，而且已经变革，并且正在经历再次变革。相比之下，不免令人沮丧，因为在我们这里连蔡元培那些几乎一个世纪之前的观念都尚未实现。不过，比沮丧更为严峻的是，这个时代看来并无使蔡元培一类改革家能够活动起来的环境。蔡元培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真正的教育家在那个时代是可能的。是有其产生的气候、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的。因为即使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在中国教育传统与西方教育思想发生剧烈冲突的情况之下，从总体上来说，大学依然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即便是日益成为大学中坚的国立大学。也有其秉持独立原则的社会条件。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蔡元培能够坚持自己的独立思想和精神，按照自已的意志和信念来行事，可以几辞北大校长而不失改革和发展中国大学教育之志；做北京大学校长不是他的真正志向，他的真正志向是要建立一所符合他的观念的大学。如果在大学校长的位置和他的原则之间发生了冲突和不可调和的矛盾，那么他的选择就是放弃前者而坚持后者。在1919年6月15日的《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里，蔡元培提出了中国现代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第一，大学应当是独立的和自主的；第二，大学应当具有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第三，大学学术与思想自由需要相应的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如果蔡元培被视为中国现代大学的象征，那么这三项基本原则就是这个象征的实质意义。就如蔡元培无法放弃这三项基本原则而心安理得地做北大校长一样，中国大学也无法绕过这三项原则而完成其现代化的改造。蔡元培所坚持的三项原则是互为奥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20世纪50年代的院系调整完全改变了中国大学的独立性，同时也几乎摧毁了大学这样一种体制。从此之后，中国的高等学校一方面成为一个庞大的教育行政系统之下的分支部门，在其最极端的情况下，从课程变动到教员职位变动都要由上级教育行政部门来决定；另一方面，它们变为职业训练场所，政治教育和政治活动的中心。在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高等学校在名称以及在系科设置等方面又开始向大学回归。大学在形式上成了法人，在专业与课程、人员聘任和晋升、经费乃至营利方面越来越有自主权。然而，这些改革和变化并没有改变大学在实质上依然是教育行政部门一个下属机构的性质，这一点在大学权力和经费来源两个方面体现得最为清楚。这就是说，与中国人念兹在兹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制度不同，中国现在的大学并不是一个自治的教学与学术共同体，中国大学现行的一系列问题、弊端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来源于这样一种状况。
    4．在以前的“教授治校时代”，学术水准是衡量教授地位的唯一标准，有学问的教授在大学里的地位也是相当之高的，“大学不是行政机关，教授是这里的主人……在大学里最不能得罪的人就是教授”，并且“大学里每做一件事，都要先考虑教授的反应……要是他们不同意，事情是做不成的，特别是大事”。然而在今天的大学里，行政机构与教学机构完全分开，从大学校长到院系领导都是政治直接选派，至于这些人是否有真学问，并不是决定因素，反而真正有学问的学科带头人要仰这些人的鼻息。本来应该是“学人社会”的大学成为“官僚社会”，教授要办什么事情，必须经过行政机构繁杂的行政审批；而行政官僚做什么决定，可以完全不顾教授的感受。在这样的官僚体制下，甚至连学术水准都以官衔大小来衡量，官做得越大，学问自然就越多，出书就越容易，什么硕导、博导之类的高级职称就评得越快，房子车子也就买得越快。日复一日，不仅是老一辈认真治学的真教授越来越少，新一代准备“学而优则仕”的伪教授也越来越多，学术研究不再是出于对知识的渴求和思想探索的兴趣，而仪仪是评职称、申请住房、争取晋级的售价筹码。对比新旧大学世风、学风的变迁，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不无感慨地说：“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冉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而事实上，今日的教授不仅不会“面红耳赤”，反而以自己会钻营、能变通为荣，甚至为了节约“效率成本”，连学术著作都可以剽窃。
    5．D—22是一个超现代化的酒吧，这里每个早期天都有北京最好的爵十乐表演，其余时间则有摇滚和朋克音乐会，同时还放映电影。它就在北大和清华附近，原以为这里会挤满追求时尚新潮的大学生，但来这咀的学乍其实很少，用酒吧老板的话说，因为学生个个忙于紧张的学业，根本无暇光颐这个近在咫尺的音乐酒吧。北大和清华是中国两所精英学府，考上这里的学生就证明了自己的能力和天赋。但在中国，“能力和天赋”即意味着勤奋、死记硬背和吃苦耐劳，考试要证明的也是这些。但是正如D—22酒吧所宣传的那样，年轻人的生活并不只是学习。学习也也不是安排生活的唯一道路。有一些东西是中国和周边亚洲国家所缺少的，传统的实践和竞争精神的缺失令这些地方的学生成了欧洲人眼中的怪人。而这些东西正是激发一个人的创造力和推动人格全面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中国的学校并不培养学生的批判和独立精神，对于大部分老师来说，敢于在课堂上质疑老师的学生是差生和不守纪律的学生，是不尊重老师的表现，学生问题少说明教学成功、课堂纪律良好。陈先生将自已的女儿送去上海一所现代学校上学，因为这里能够培养她独立思考的精神。她的数学老师建议让孩子以后去美国或欧洲上大学，刚为如果在中国大学读上4年，她身上的独直思考精神就会消磨殆尽。
    作答要求：
参考给定资料，以“大学精神的守望与回归”为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要求：自拟题目，切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逻辑严谨，语言顺畅，800—1000字。
选项
答案参考范文 重塑大学精神 大学，曾经是我们心目中的圣地。然而今天．当大学不再是为了培养“完整的人格”，约翰.亨利.组曼的“象牙塔理想”在人们看来早已迂腐不堪，当大学生开始“看不起学校”，当大学连学术研究都不做，当大学教授视剽窃造假为家常便饭，当大学完全成为“人力资本”加工厂……大学已不再是大学，我们的大学究竞怎么了?我们又该如何拯救她? 我们知道，大学之为大学，不仅在于它是一种客观物的呈现，更因为它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是追求文明进步的精神殿堂。正因为大学有不朽的精神存在，大学才得以绵延不绝，历久弥新。我们的大学之所以变得不再是大学，就是缺少了精神大学精神!大学精神是大学文化中最稳定的要素，印证着大学的理想、追求和信念，引导着大学前进的方向，可以说大学精神是大学的灵魂。我们的大学，现在正处于失魂状态，要拯救我们的大学，就必须重塑大学精神。大学作为一个探究高深学问的学术世界，是创造的源泉和思想的家园，是充满灵性氛围的智慧摇篮。重塑大学精神，需要政府改革和健全大学体制。 我国的大学以前是教授治校时代，教授是学校的主人，有学问的教授地位最高，也最受尊重，于是那个时期成就了蔡元培这样崇尚自由、包容、独立的教育家，也生产了一个个大师。而随着学院调整，大学成了官僚社会，有学问的教授仰行政官僚鼻息，职称由官衔定，伪教授越来越多，真正钻研学问的人越来越少，大学越来越浮躁，如钱学森、袁隆平式的学术大师越来越少，这些都与大学现存的制度关系密切。因此，我们必须改革和健全大学体制，还大学一个充满批判、创新、独立且相对自由的社会政治环境，让教授学者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创设丰富多彩的校园文化，建造大学的自由精神、科学精神、民主精神和创新精神。重塑大学精神，大学就不能随波逐流、迎合社会。立足社会、服务于社会、推动社会发展自然是大学不可推卸的责任，但一味地强调服务于社会，把大学当作“人力资本”加工厂，就失去大学精神的本真，科学顶尖大师出现断层也实属必然。这就要求我们大学注重对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造力和批判精神的培养，合理设置大学的专业，既要抓专业技能，也不能忽略对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重塑大学精神，需要还大学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大学精神寓于大学自治、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中。大学就应该拥有特立独行的自由精神，拥有绝对的理想主义色彩，具备超然的独立自主地位。在这里，学子们可以开阔眼界和心胸，同时也可以感受到挑战和竞争。当然，我们的大学要想重塑大学精神，还需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世俗社会，实现真正的学术自由，完成独立地位的回归。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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