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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1．一颗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樱桃，从靠泊洋山保税港区码头到查验后放行，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上海给出的答案是6小时。如此迅疾的速度，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以来致力攻坚的核心任务——制度创新。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3年多以来，试

admin2022-10-31  33
问题 给定资料
    1．一颗来自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岛的樱桃，从靠泊洋山保税港区码头到查验后放行，最快需要多长时间?上海给出的答案是6小时。如此迅疾的速度，得益于上海自贸区成立3年多以来致力攻坚的核心任务——制度创新。
    上海自贸试验区建设3年多以来，试验区内新注册企业4万家，超过挂牌前20多年的总和。
    2016年6月，跨国医药巨头诺华集团斥资10亿美元，在浦东张江高科技园区兴建了全球第三大研发中心，这也是目前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前沿医药研发平台。
    对于是否要落户张江，诺华曾经犹豫徘徊长达10年之久，其中最大的“心结”就是监管瓶颈。“医药研发与一般实验室不同，它需要进口大批实验样品和试剂，但这些样品每次进口量不会很大。过去，检验检疫部门按照一般贸易的进口方式对医药研发试剂进行监管，每批试剂进口都要审批，耗时可能20多天，等审批完，一些试剂的活性也消失了。”诺华上海研发中心首席运营官蔡克文介绍道。
    随着上海自贸区的制度创新，上海国检局在自贸区内摸索出了一套针对生物医药研发机构的监管新模式，与国际惯例接轨，使得诺华上海研发中心能真正起到全球研发的功能。如此一来，让诺华彻底放下了“心结”，最终拍板将研发中心落脚张江高科技园区。
    2016年12月6日，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智库课题组发布的《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三年总结和评估》报告显示，自贸区的一批制度创新系统集成成果已逐步在全国复制推广，发挥了先行先试、示范引领、服务全国的作用，实现了预期目标。其中，又以负面清单管理：为核心的投资管理制度最为瞩目。
    以上海海事局为例，3年多以来，海事局已取消行政审批项目7项，占比25％；取消行政备案项目8项，占比93．18％；停止实施行政备案项目26项；取消行政事业收费项目16项，占比61．54％；暂停实施相关规定类项目4项；分批下放25项行政审批项目至自贸区海事机构。“我们积极稳妥推进简政放权系列举措，突出一个‘转变’，打通改革‘最后一公里’。”上海海事局党组书记、局长陆鼎良表示。
    在陆家嘴片区，一个叫作“业界共治+法定机构”的全新公共治理构架正“试水”搭建。“作为具有法定机构性质的公共管理服务机构，陆家嘴金融城发展局整合了政府、市场和社会各方资源，最大的亮点就是采取企业化组织、市场化运作、专业化服务的模式。我们的主要职能是实施和协调金融城的公共事务，组织和落实理事会业界共治的相关事项，提升金融城发展的能力与效率。”上海自贸试验区陆家嘴管理局局长王华表示，这项创新的意义在于，传统政府行政管理方式将转变为有效履行政府职能，结合市场、社会主体作用的充分发挥，由此打造开放度更高、便利化更优的营商环境，更好地为企业提供专业化、精细化服务。
    服务措施越来越贴心，企业的改革“获得感”自然而然就上升了。为了提供“零距离”服务，保税片区里，自贸区公安分局推出了覆盖园区企业的“警企在线”信息应用平台。据该分局局长杨烈毅介绍，这一平台不仅可以面向保税区域企业“点对点”直线主动推送预约服务、防范贴士、在线咨询、政策法规、警务新闻等一体化公安服务，实行治安、消防、危险品等公安业务网络备案申报，为企业减负，同时还增设了出入境办证、交通办证预约版块，实现网络预约、材料预审、证件预取。
    2．2016年9月，全球瞩目的G20杭州峰会举办前夕，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辽宁、浙江、河南、湖北、重庆、四川、陕西新设立7个自贸试验区。至此，自贸区的“朋友圈”扩容至11个，自贸区改革也已由上海的“1．0时代”进入到如今的“3．0时代”。曾经一枝独秀的上海自贸区，选择直视自己的“短板弱项”和“薄弱环节”。
    2017年1月5日，上海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等一系列会议，研究上海自贸试验区下阶段改革创新工作。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韩正在会议中表示，要对照最高标准、查找短板弱项，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中聚重点、求先行、抓突破。
    在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自贸区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波看来，上海自贸区目前最主要的“短板弱项”体现在金融开放上。
    对所有发展中国家哪怕是发达国家而言，金融开放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开放程度低，不利于融入国际经贸合作和往来当中；开放程度高，又容易引起金融波动甚至金融危机。陈波分析说，我国目前在金融开放方面走得比较缓慢，客观原因有两点：一是现在国内外经济金融环境不稳定；二是我国原有金融体系由国有经济即国有银行、国有金融机构把持，造成整个金融体系相对于发达国家比较脆弱和幼稚，金融部门在配置金融资产时效率比较低下，同时我国相关监管机构对金融监管知识和技能的掌握还远远不够。“进行改革和开放，以市场的指导和法律法规来规范金融行为，对管理经验不足的金融管理者来说可能很难。”陈波说，“国家在金融方面非常审慎，在自贸区改革中只有上海自贸区能够做金融改革，在开放的同时积累政策经验。但即便在上海自贸区这样一个全国监管人员素质最高的地方，我们目前的金融改革依然落后于大家的预期。”
    此外，陈波还指出：“上海自贸区对‘负面清单’本身的意义、内涵和外延理解得还不够透彻，导致很多外商投资者处于逡巡状态、不敢贸然前进。‘负面清单’不是为了对外商进行特殊的招商引资而给予的优惠政策，而是要制造开放型营商环境的一个规章制度，其规定是法律不禁止或者不限制享受准入前国民待遇，即外商、民企和国企在同一起跑线享受同等待遇。现在很多官员，在执行当中仅仅把‘负面清单’作为吸引外商的一种手段，忽略了对民企的开放，会引起反弹和误解。”
    3．作为中国经济活力最强、外向程度最高、民资最充裕的省份之一，浙江在实施“走出去”战略中始终处于全国前列。其中，民营企业领跑“走出去”，在更大范围、更大空间配置资源，成为浙江实施“走出去”战略的一大特色、浙江开放发展的新亮点。
    2016年8月18日，浙江传化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拟收购全球特种纺织化学品领导者荷兰拓纳化学100％股权，这是传化首次尝试海外并购。董事长徐冠巨表示，通过收购拓纳化学股权，企业将拥有全球布局的国际化战略业务单元，化工业务将覆盖亚太地区、美洲地区、欧洲、中东、非洲等主要地区的客户。
    与传化的首次尝试不同，在跨国并购领域，新昌的万丰奥特经验丰富。早在2013年，万丰奥特就斥资15．3亿元，完成了对全球镁合金领域领跑企业镁瑞丁的全资收购，赢利能力因此增长了数倍。2016年4月，公司并购了某家具有80余年历史的工业机器人厂商100％股权，一举进入国际焊接机器人市场。这个涉及资金20多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是迄今为止国内最大的一起机器人企业跨国并购案件。
    在全球各地设立子公司，是海康威视全球化经营战略的重要抓手。海康威视国际营销中心副总经理姚立坚说，子公司具备销售、仓储、物流、装配、维修、技术支持等功能，既可以将新产品快速推向海外市场，及时满足海外客户需求，也可以近距离服务于当地客户，提高配送、维修与技术支持的响应速度，还能为研发部门精确提供需求信息，快速转化为研发、生产行动。
    近年来，浙江民营企业逐步向海外市场延伸渠道，实现了从卖半成品、加工品到直接为终端市场提供商品的转变，有效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和品牌知名度，擦亮了“浙江制造”的金字招牌。截至2016年8月底，浙江共审批、核准或备案设立的境外营销网络达4 906家，主要分布在美国、瑞典、德国和阿联酋等浙江主要出口市场的90多个国家和地区。
    在光伏产业产能过剩时期，正泰集团选择“走出去”化解过剩产能，并通过对接世界先进制造，帮助企业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实现新的发展。
    正泰集团积极参与国外电网改造项目，在韩国、泰国、印度、意大利、西班牙、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及美国等地建成了30多座地面光伏电站；投资入股西班牙知名石墨烯公司，以石墨烯电池储能技术为切入点，加速在分布式光伏发电、智能微网、石墨烯储能技术以及能源管理等环节的布局；与英国绿松石公司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开始产融结合的新探索……通过“走出去”，正泰集团收获了一片蓝海，产品与服务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额占全省光伏产品出口的1／3，成功实现了本土企业向跨国公司的转型。
    正泰的“全球化战略”，是浙江企业开展国际产能合作的缩影。这样的案例在浙江比比皆是：百隆东方股份有限公司投资4亿美元在越南设立子公司，转移纺织行业产能；中国巨石在埃及建立了年产8万吨玻纤的生产基地；海宁美联袜业在缅甸建设了年产2 000多万双袜子的生产线，约占公司全部产能的1／3……
    靠做电度表发家的华立集团是浙江民营企业“走出去”的先行者。从1999年确定国际化战略开始，到2015年华立集团在泰国创立的泰中罗勇工业园迎来10周年纪念日，十多年的“走出去”经历让华立集团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最重要的是要具有本地化的思维，并且勇于与当地主流社会直接打交道。”华立集团董事局主席汪力成认为，不能用中国式的经验去套用当地的实际情况，而应通过各种方式亲身融人海外文明，进而搭建桥梁，取得信任。
    如何才能融入当地社会并厚植友谊?华立集团的经验是与当地政府建立良好的关系，与社会组织保持畅通的交流，多参与慈善事业，并聘请当地知名人士担任要职。
    “我们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大学设立了奖学金，还在马赛马拉的野生动物园与当地酋长联合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基金。”汪力成介绍，“这是为了传递一个友善的信号，我们并不是只冲着赚钱而来，也希望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热带海洋性气候，沙漠环绕，阿联酋的环境似乎并不理想。但在此经商并生活了整整20年的阿联酋浙江侨团联合会会长陈志远这样评价这里：包容、开放、温和。“如同阿联酋社会的整体氛围一样，联合会凝聚力量、包容和谐。”陈志远说，联合会成立之时由阿联酋8个主要浙籍侨团组成，目前已增至12个，基本包括在阿所有浙江华侨华人社团。
    阿联酋浙江侨团联合会的特别之处在于其“试点”的意义——破解海外侨团“低弱小散”的问题，组建的主要思路与路径是聚小为大、集散为整、联众为合、变弱为强，引导各侨团联合起来成立海外联合侨团，实现“规模化、规范化、本土化、年轻化”，并在名称上体现“浙江”，争取更好更大的发展平台。
    4．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不断推进，国际社会开始熟知“一带一路”这一词汇，但对于“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以及这一内涵背后的时代潮流，尚缺乏更加完整的认识。
    “一带一路”的基本内涵是“互联互通”，这四个字找准了中国以及“一带一路”沿线的最大痛点。在中国国内，丝路城市的痛点表现为，交通物流欠发达，产业层次属于中低端，外贸依存度较低，开放型经济占比较小，口岸基本上以转口贸易为主。十多条中欧班列的单向流，就是痛点；中资企业在亚非拉市场游刃有余，但由于资质等问题难以进入欧、美、澳等高端市场，就是痛点；中国有丰厚、绝伦的文化资源，但缺乏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品，所谓“有功夫、有熊猫，但没有功夫熊猫”，就是痛点。
    医治痛点要以“五通”为抓手，即政策沟通、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民心相通。例如，中亚五国中的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经济基础薄弱、结构单一，但水资源丰富且开发量不足。针对这两国的“痛点”，中国政府和企业应将同这两国的合作重心放在水资源利用以及国际旅游业的联合开发上，在合作中要真正惠及双方民众。再如巴基斯坦，该国电力短缺问题由来已久。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以来，一批中国公司建设的电力能源项目在巴基斯坦开工或建成投产。中国建设的电力项目周期短、见效快，缓解了巴基斯坦政府和民众的燃眉之急，受到了巴方各界的欢迎。
    国内外很多学者常用地缘政治学或政治经济学的工具去分析“一带一路”，但我们更愿意将“一带一路”视为“文化经济学”的典型案例。理想中的“一带一路”产品，应该同时实现经济收益与文化收益。其实，“一带一路”之所以广受欢迎，不仅仅因为它是一个关系各国利益的经济事件，更因为它能够成为一个备受关注、引起共鸣的文化事件。
    在话语权塑造方面，“一带一路”是对传统理念的超越。在国际社会中，“中心一边缘秩序”长期存在，这一秩序在国际政治上的特点是以民族国家为核心、以“典型欧洲范式”的主权国家框架去规范世界不同的政治主体；这一秩序在全球经济上的特点是以全球化为核心、以“资本主义范式”的“中心—边缘”框架去约束世界不同经济体，其内在逻辑是“中心侵蚀边缘”“边缘依附中心”。中心国家是那些在世界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依靠先进技术和工业产品控制支配其他国家的国家；边缘国家指那些不得不以出口自然资源和初级产品而受控于中心国家的国家。今天，欧洲的难民潮问题表明，被边缘的人群会轻易冲击中心国家的安全。
    “一带一路”倡议的活力，直接体现在路、带、廊、桥等以“去中心”为特点的中国话语中，其语义实质是平等、包容，代表着国际社会的“非极化”“去边缘”发展倾向。人们不难看到，“互联互通”已开始成为一种时尚，“痛则不通、通则不痛”的中国文化与哲学思想开始备受瞩目。
    从“文化经济学”视角来看，“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读心、暖心、交心的过程，也是打造经济与文化精品的过程。要建成“一带一路”，必须在沿线国家民众中形成一个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一带一路”最大的魅力或许在于，它能够激发沿线国家分享中国文化的冲动，这种冲动能够使中国文化行走起来。使“一带一路”拥有温度。这需要我们以开放的视野、谦虚的精神、合作的态度，打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的痛点，最终抵达文化与文明交流的高点。
    5．近年来，随着进出口额的迅速增大，中国的经济实力日益崛起，但中国一直以来却是遭遇贸易壁垒最多的国家，而与中国贸易同样走在世界前列的德国，外贸发展平稳，贸易摩擦少，形成独特的“德国模式”。它是二战后德国特有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其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学习。
    德国的产业结构是随着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断优化调整的。在工业革命时期，为实现工业化，德国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第二产业，截至1910年逐步形成第一产业25％、第二产业40％、第三产业35％的工业化产业结构。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日益深化以及服务贸易的崛起，德国对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以2009年为例，三大产业在GDP中的占比分别为：第一产业1％，第二产业26％，第三产业73％。三大产业中第三产业占比最高，实现了德国的“服务立国”。而第二产业占比26％，表明德国在大力推动服务业发展的同时，也在不断夯实制造业基础。
    二战使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经济濒临崩溃，1948年美国通过的“马歇尔计划”让德国政府得到援助后开始重振旗鼓。政府一方面鼓励中小企业立足国内市场，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另一方面帮助实力雄厚企业发挥规模经济优势，逐步发展成为享誉全球的知名品牌。同时，德国建立半官方性质服务机构以保护外贸企业利益，包括进出口银行、外贸保险公司以及外贸商情咨询机构等。
    近几年来，德国的出口产品中，占据前三位的产品是：化工产品、机械设备和汽车及汽车配件，均属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且占比相对稳定，出口产品结构更为合理。同时，德国的出口产品结构具有分散性，德国联邦统计办公室数据显示，在出口产品的结构方面，德国将出口的商品分散于机电产品、运输设备、化工产品、贱金属及制品等多个种类，而且每一类的比例均不超过30％，这种分散出口产品种类的策略使德国巧妙地避开了各国的贸易壁垒，确保德国整体出口保持强劲的势头。
    德国施行进出口相互依存的方式——进口对等性，即德国外贸基本方针是既奖励出口，也不限制进口。这种贸易方式加强了经济的相互依赖性，可以平衡德国与其外贸国之间的国际收支，减小了贸易摩擦，而以出口为主的外贸结构，即奖励出口、限制进口，容易产生贸易摩擦。正是这种政策，使德国进口保持稳步发展。
    德国作为经济高度发达的国家，一直倡导“服务立国”的理念，将服务贸易发展放在战略性地位，服务贸易占GDP比重达70％，可见，德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德国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在世界一直名列前茅，从2009年到2012年稳居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保持稳定且高水平的发展。
    德国服务贸易出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在6％以上，出口金额从2005年的1 496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 522亿美元，增长68．6％；进口金额占世界比重在8％左右，且从2005年的2 009亿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2 871亿美元，上升42．9％，增长幅度小于出口金额的增长幅度。可见，德国的服务贸易占世界比重较大，且贸易差额一直呈现缩小的趋势，从2005年的-513亿美元缩小到2011年的-349亿美元，可知德国服务贸易在优化。
    6．深圳市罗湖区居民关建经常到香港采购商品，尤其是食品。他发现，香港超市的很多蔬菜、鸡肉、猪肉等生鲜产品来自内地，品质却比内地市场的更棒。以牛肉丸为例，香港买回的牛肉丸，口感比内地超市销售的产品好。
    外销、内销两个标准、两条生产线，一流产品外销、二流产品内销，这在国内一些出口行业早已成为“惯例”。拿食品行业来说，数据显示，我国食品出口合格率持续保持99％以上的高水准，而内销食品在“多年整顿”的背景下，合格率仍在90％左右。这几个百分点的差距，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某些行业内外销售“不同线、不同标、不同质”的尴尬。
    有些商品在国内生产却不在国内卖，是企业出于“以需定供”的权衡。河北唐山某国产智能马桶盖生产企业负责人杨波表示，中国游客涌向日本抢购智能马桶盖之前，国内很少有人使用甚至知道智能马桶盖，商场里的智能马桶盖不太容易卖，智能马桶盖没有在国内大范围供货的基础。“赴日抢购潮”被报道后，国人对于智能马桶盖的需求猛地从隐性变为显性，国内智能马桶盖产品和种类才逐渐丰富。
    “制定销售策略时，目标市场的现有供给水平也很重要。”东莞市某音箱生产企业负责人孙明说，在一个市场，如果一家企业只需50元成本就能打败竞争者，这家企业肯定不会花60元，甚至51元都不愿意。国内音箱产业起步晚，知名品牌少，一些国际品牌的中低端音箱到了中国，仍可占据优势销售地位，有足够的盈利空间，推高端系列产品就不会太积极。
    “品质商品比重在中国会越来越大。”罗兰贝格管理咨询公司全球首席执行官常博逸认为，中国市场进入需求主导的阶段后，消费者对品牌商品的需求更大，更加关注建立在高品质基础上的性价比，这种需求结构决定了单纯拼价格的“老路子”难以维系，品质已成为企业竞争的关键。
    “好产品有好回报，企业才更有改进的动力。”中国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许京表示，我们不是没有生产好产品的能力，而是缺少鼓励好产品的机制。美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在食品、化妆品、玩具、服装等行业的相关标准齐全、要求更高。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我国行业标准相对滞后，低标准产品挤占了市场，留给好产品的空间就有限。只有把我们的标准提上来，产品品质才能真正向国际标准线看齐。
    国产品牌坚持创新，带动国货整体供给水平提升，才能让一些国外强势品牌放下“架子”。以彩电为例，最早国内清一色的洋彩电，尽管价格高、产品少，但国内企业生产不出来，消费者只能忍受。随着国内企业研发和生产能力增强，国产彩电质量越来越好，国外企业迫于压力也开始在中国市场投放质量更高的商品。
    一个竞争失序的市场很难建立供需双方的信任。此时，所谓创新产品和服务只能是“空中楼阁”。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蔡进说，守住底线关键在于增加违法成本。相比其他国家，我国很多消费领域处罚标准过低，监督尚不完善。在旅游、食品等行业，“一次违法被罚、换身行头继续”的现象非常普遍。专家建议，将处罚责任具体到人，并通过全国联网的信用记录等方式，“让失信者寸步难行”。
有人说，建设“一带一路”，不但要打通发展“痛点”，而且要仰望人文“高点”。请简要陈述你对这句话的理解。
    要求：全面、准确，条理清晰，字数200-300字。
选项
答案建设“一带一路”，要注重“痛点经济学”与“文化经济学”。 我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受基础建设不足、产业结构较低、高端资质不符、文化产品缺乏等一系列问题的制约而发展受限。同时，国际社会长期保持“中心一边缘”发展框架。并未保持互利平等的关系，边缘国家缺少话语权，且中心国家安全易受冲击。 因此，中国在建设“一带一路”时，要注重“痛点经济学”，了解沿线国家差异性痛点，精准提供“点穴式”产品。同时，要注重“文化经济学”，推动文化交流，形成相互欣赏、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的人文格局。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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