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张某——某国企副总经理 石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某——张某的朋友 姜某——石某公司出纳 石某请张某帮助融资。允诺事成后给张某好处,被张某拒绝。石某请出杨某帮忙说服张某,允诺事成后各给张某、杨某40

admin2015-06-01  26

问题 案情:
    张某——某国企副总经理
    石某——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杨某——张某的朋友
    姜某——石某公司出纳
    石某请张某帮助融资。允诺事成后给张某好处,被张某拒绝。石某请出杨某帮忙说服张某,允诺事成后各给张某、杨某400万股的股份。后经杨某多次撮合,2006年3月6日,张某指令下属分公司将5000万元打入石某公司账户,用于股权收购项目。2006年5月10日,杨某因石某允诺的400万股未兑现,遂将石某诉至法院,并提交了张某出具的书面证明作为重要证据,证明石采曾有给杨某股份的允诺。石某因此对张某大为不满,即向某区检察院揭发了张某收受贿赂的行为。检察院立案侦查,查得证据及事实如下:
    ——石某称:2006年3月14日,在张某办公室将15万元现金交给张某。同年4月17日,在杨某催促下,让姜某与杨某一起给张某送去40万元。因担心杨某私吞。特别告诉姜某一定与杨某同到张某处(石某讲述了张某办公室桌椅、沙发等摆放的具体位置)。
    ——姜某称:取出40万元后与杨某约好见面时间和地点,但杨某称堵车迟到很久。自己因有重要事情需要处理,就将钱交杨某送与张某。
    ——杨某称:确曾介绍张某与石某认识.并积极撮合张某为石某融资。与姜某见面时因堵车迟到,姜某将钱交给他后匆匆离开。他随后在自己车上将钱交给张某,张某拿出10万元给他,说是辛苦费(案发后,杨某将10万元交检察院)。
    ——张某称:帮助石某公司融资.是受杨某所托(检察院共对张某讯问六次,每次都否认收受过任何贿赂)。
    据石某公司日记账、记账凭证、银行对账单等记载,2006年3月6日张某公司的下属分公司将5000万元打入石某公司账户。同年3月14日和4月17日,分别有15万元和40万元现金被提出。(2010年试卷四第3题)
    问题:
    依据有关法律、司法解释规定和刑事证明理论。运用本案现有证据,分析能否认定张某构成受贿罪,请说明理由。

选项

答案1.判断:不能认定张某收受贿赂。 依据:《刑事诉讼法》第53、195条规定我国刑事诉讼法中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刑事诉讼证明理论关于“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阐述。具体是指:(1)据以定罪的每个证据都已查证属实;(2)证据与案件事实存在客观联系;(3)犯罪事实各部分有相应证据证明;(4)全案证据排除了其他可能性,得出的结论唯一;(5)结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已经排除合理怀疑。 2.分析:从犯罪行为是否存在角度来看.在证明张某收受两笔款项问题上,均为“一对一”证据,既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没有收受贿赂,也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他收受了贿赂。从本案涉案人员情况来看,石某、杨某均为本案利害关系人,有可能为了推脱罪责陷害张某。现有证据不足以排除这种可能性。 3.处理:本案证据在证明张某收受这两笔钱这一关键问题上没有排除其他可能性,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解析 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是指法律规定的检察机关和当事人在诉讼活动中运用证据证明案件事实要求达到的程度。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60、168、172、195条的规定.我国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其含义有二:一是诉讼证明必须达到案件事实、情节清楚:二是证明案件事实情节的证据必须达到确实、充分的程度。
    案件事实、情节清楚,是指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情节都必须查清。就一个刑事案件而言。其事实情节包括七个要素,在诉讼理论上称作“七何”要素,即何人;何时;何地;基于何种动机、目的;采用何种方法、手段;实施了何种犯罪行为;造成了何种危害结果。这七个基本事实情节都应当查清,其中“何人”犯罪则是关键事实。至于那些不影响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没有要求必须查清。
    证据确实、充分中的“确实”是指证据要真实可靠,如实地反映案件的事实真相。这是对证据“质”的要求。首先,证据必须是真实的,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臆造出来的,也不是假设、估计、捏造、歪曲的事实。其次,证据必须确实与犯罪事件有关联。证据虽是真实的,但如果与犯罪事件无客观、必然的联系,是不能作为证据的,也就谈不上证据确实了。证据充分是对证据在“量”上的要求,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符合法律对定罪的要求。证据的量因案件而异,在不同的案件中有不同的规定,不能以数学的多少为标准,要以能够证明案件事实情况为标准。我们说一个具体案件证据充分,是从内容方面来说的,它应具有足以证明案件发生、发展、犯罪人个人情况、犯罪行为、危害后果和作案后的态度等方面的各种材料,并且这些材料之间协调一致,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能够得出排他的、唯一性的结论。证据的确实和充分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确实是就个别证据而言的,充分是就全案证据而言,二者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根据立法上的要求和刑事诉讼实际工作的经验,对于判断一个案件的查证工作是否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具体标准,可归纳为以下几点:(1)每一证据材料均经过查证属实,准确无误,符合客观事实;(2)证据和案件事实之间,存在客观内在联系性,而这种联系并不是牵强附会的联系.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形成一个体系(链),一环扣一环,无懈可击;(3)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情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合理的排除,办案中收集到的证据可能与其他证据或案件事实有矛盾,这时,必须进一步补充证据,有根据地排除矛盾,查明事实真相,否则不得认定有关的事实;(4)结案时认定的事实和情节,都有相应的证据予以证明,即司法机关所认定的对解决争议有意义的事实均有证据做根据,没有证据证明的事实不得认定;(5)形成的证据体系所得出的结论是唯一的、排他的,不可能再有其他的可能性。
    以上五点紧密联系在一起,必须同时具备。特别是“唯一性”、“排他性”,是衡量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的根本性要求。只有这样,才能说达到了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
关于刑事诉讼中的证明对象,《刑诉解释》第64条规定.需要运用证据证明的案件事实包括:(1)被告人的身份;(2)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存在;(3)被指控的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实施;(4)被告人有无罪过,行为的动机、目的;(5)实施行为的时间、地点、手段、后果以及其他情节;(6)被告人的责任以及与其他同案人的关系;(7)被告人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有无法定或者酌定从重、从轻、减轻处罚以及免除处罚的情节;(8)其他与定罪量刑有关的事实。
    结合本案,需要证明的是张某是否构成受贿罪。依据《刑法》第385条的规定,受贿罪的犯罪构成要件如下:犯罪主体为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客体为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正常的国家管理制度;犯罪客观方面表现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犯罪主观方面表现为故意。本案中,张某为某国企副总经理,主体条件符合,因此需要证明的对象就主要为张某是否实施了客观方面的行为和主观上是否存在故意,而具体分析本案,有待查明的事实主要有两个,即张某是否于3月14日和4月17日分别收受石某给予的15万元和40万元现金。
    针对张某是否收受15万元这一事实.现有的证据有:(1)石某称2006年3月14日在张某办公室将15万元现金交给张某的陈述;(2)石某公司日记账、记账凭证、银行对账单等对同年3月14日和4月17日分别有15万元和40万元现金被提出的记载:(3)张某否认收受过任何贿赂。对上述证据具体分析如下:由于石某是行贿人,为本案的利害关系人,而且是因为对张某怀有不满才向某区检察院揭发张某收受贿赂行为的,因此证据(1)中石某的证言很有可能具有虚假性;证据(2)中虽能证明在同一时间从石某公司账户中提出了15万元的事实,但这一事实并不能说明这些款项的用途。因此不能用以佐证石某的证言;而且证据(3)中张某对受贿的事实予以否认,这就形成了证据的“一对一”局面,即对于贿赂案件某一事实的存在,行贿人与受贿人各执一词,相持不下,而除此之外,再无其他任何证据佐证,此时显然不能够达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要求。不能认定张某收受了石某给予的15万元。
    针对张某是否收受40万元这一事实.除了有与上述三个证据相似的证据外,还有姜某称将钱交与杨某的证言,以及杨某称将钱交给张某并从中拿了10万元辛苦费的证言。由于杨某是本案的利害关系人,不能排除其证言虚假的可能性,且没有其他证据予以作证;而姜某的证言只是证明了其将钱交给了杨某,而不能证明杨某是否将钱交给了张某,因此与待证事实没有关联性。这五个证据相结合,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证据链,因此不能得出张某收受了40万元的结论。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本案中,所有证据不足,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因此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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