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究院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由于

admin2015-06-30  64

问题 1.有资料显示,我国农业科研投资强度(即农业科研投资占农业GDP的比重)为0.77%,同期全国的科研投资强度为1.7%,农业科研投资强度的国际平均水平是1%,发达国家一般为3%~5%。据调查,我国国家级农业科研究院项目的稳定支持经费仅为20%~30%。由于研究条件差、待遇低,近几年每年一些农科院所的科研人员流出率约为职工总数的3%~5%,而且大都是副研究员以上的科研骨干和技术后备力量。现在我国每年有7000多项农业科技成果问世,但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仅占40%左右,国外一些发达国家农业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可以达到80%以上。国家部委、科研单位、项目实施组织之间分工不明确,经常出现课题重复、经费使用效率不高的情况。由于农业科研周期较长,现有的科研管理体制难以确保农业科研项目的连续性。
    自国内种业市场开放以来,跨国种业公司纷纷来华开展种子业务。美国的M公司、X公司等外资企业利用与我国高校和科研院所合作的机会,凭借其农业研发技术和强大的创新能力,对种子进行筛选和改良,迅速占领我国的种子市场。例如,美国X公司的玉米品种“先玉335”,4年时间就占据了吉林较大市场份额。国外跨国种子公司的研发投入一般占销售收入的10%左右,有的高达15%~20%。反观我国,拥有研发创新能力的国内种子企业不到总数的1.5%,绝大部分企业研发投入占其销售额的1%,有的企业还达不到这个数字。
    农业科技怎么推广到田间地头呢?计划经济时期,我国曾经建立起了较为完备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从科研单位到各级农业行政主管部门一直到县、乡、村,曾经对农业技术的迅速推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原来乡镇的各种机构很健全,俗称“七站八所”,包括兽医站、农技站等,1992年以后农业生产资料市场放开,这些站所就慢慢都取消了。农技专家李某对记者说:“一家一户耕作的小农经济,是我国农业的基本国情。需要依靠大量农技人员来指导农民精耕细作,提高农业产量和质量,然而当前基层农技推广的情况却不容乐观。”
    “农技站普遍‘三无’,搞农技推广难呐!”翁源县龙仙镇的乡间小道上.刚给农民做完技术指导的镇农技站站长索性停下摩托车,跟记者细谈起来,“我们站有四个人,但是连办公室也没有,只能到镇政府蹭别人的办公桌用。平时下乡搞农技推广也没有车,只能自己掏钱买摩托车走村入户。而所谓的试验示范基地、仪器设备更是想都不要想。虽然现在基层农技推广人员实现了定编保收,但却处于‘有钱养兵,无钱打仗’的困境,我们全县一年的农技站工作经费只有5万元,分配到那么多乡镇,基本可以忽略不计了。平时搞农技推广都要自己掏钱。如果不是农民有感情,很多人早就偷懒了”。
    50岁的王颖,是泰顺某镇的畜牧兽医员,早在8年前,她就被镇里派到镇下属的一个村里当驻村干部,主要从事计划生育、征兵等工作,畜牧兽医员的工作现在只能当副业来干了。据调查,泰顺县乡镇农技人员实际在编328人,仅有47人专职从事本职工作。该县在编的乡镇农技人员中40周岁以下的仅占实际在编人员的39.6%。其中,新近招聘进来的年轻人员,有的因为专业不对口,无法很好地提供服务,有的到岗几年后不是改行就是调走,一些不具备农机从业资格和能力的人员,也被安排到乡镇农技推广站工作。该县乡镇农技人员中,初、高中文化程度占48%,中高级职称仅占13%,一些人员虽然参加过农校培训,但接受新知识能力差,跟不上农业结构调整步伐。如泰顺县动物卫生监督所检测室新引进的一些先进仪器设备,因为没有相应的人才而发挥不了作用。
    2.联合国粮农组织和经合组织于今年6月初联合发布的《2013—2022年农业展望》指出:“在经济快速增长和资源有限的制约下,中国的粮食供应是一项艰巨的任务。”依靠全球农业市场是一种方法,但要满足每年超过6亿吨的粮食需求,中国必须维持主要粮食作物的自给率。中国人的米袋子必须掌握在自己手中,2013年4月,中国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博鏊亚洲论坛“粮食安全”圆桌会上表示:“中国主要农产品供应充足,价格总体稳定,水稻、玉米和小麦三大主粮的自给率达到98.1%,应该说13亿中国人的饭碗还是牢牢地端在自己手里。”
    1978—2012年,中国的粮食产量增长了93%,过去的9年,粮食生产的弧线始终上扬,如无意外,今年将会出现“十连增”的丰年奇迹。“这在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中国在生产能力的增长上是有把握的。”50年代出生的某社科专家感慨地说,“这在过去难以想象。毕竟,关于饥饿的印象,从未从我们同龄人的记忆中抹去。“未来农业的任务仍将非常艰难。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消费增速是生产增速的1.24倍。在汹涌的进城务工人群的背后,是粮食消费数量和质量更迅猛的增长,是大片大片撂荒的土地。
    民以食为天,农产品价格高低关系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农业对物价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我国消费品物价指数(CPI)中食品构成权重一直较高,食品价格对整个物价的影响在60%-80%。如果农产品价格失控上涨又会导致工业品等价格上涨,加上运输成本增加等一系列的价格传导效应.会使国家消费进入动荡状态。
    3.“土地失控!”某著名杂交水稻研究专家说,“这些年中央以最严厉、最严格的政策来保18亿亩耕地红线。但到了县级,再到乡镇和村一级,情况并不那么乐观,这些地方大多根据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搞城镇化、工业化,最难控制的是村这一级,尤以经济发达的长三角、珠三角为甚”。如今,从苏南、苏北、浙北,一路高速公路过去,已经看不到连片的1000亩以上的农田,而10年前,那里还是连片的万亩良田。现在,良田都变成了房子。该专家也坦言:“我们种水稻一亩只有700块利润,种蔬菜、水果一亩利润8000块,种一亩花卉利润是8万块,工业的利润则是百万千万计,我干到了今天,竞连一套房子也买不起!”
    “GDP增长再快,引进的投资再多,如果百姓的吃饭都成问题,那大家肯定不幸福。”有全国政协委员说。但中国这样一个泱泱农业大国,现在却有越来越多的农民离开了滋养他们的土地。什么时候,在土地上耕作,成了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营生?在2013年的今天,我们仍然时时想起19年前美国学者布朗提出的那个曾经轰动世界的命题:谁来养活中国?
    国家无粮不稳,如果农民没有生产积极性,宁可远离家乡到城市打工,也不愿在家乡种地、喂猪、养鸡,那么我们的农业将会不稳,农业不稳,其他都将不稳。专家指出:“基本的口粮如果有10%的不足,社会可能会出现动乱;如果有30%的不足,那就完全乱掉了。”推进新型城镇化,中国不能不将粮食和耕地作为根本来考量。
    4.据报道,我国每年撂荒的土地有近3000万亩,且土地撂荒现象有蔓延之势。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在北京某大厦三楼餐厅里,代表们三三两两围坐在餐桌前,就土地撂荒现象边就餐边讨论着。
    来自广西的吴县长说:“我们这样的边远山区县,现在农村劳动力也不够用了,全县38万多人,但外出务工人员却有10万多人。现在,每到春季采茶时节,只能从贵州、湖南的相邻县引进农民工帮着采茶。尤其是‘80后’‘90后’这些年轻人,离土地越来越远,他们甚至压根不会种地!过个10年、15年,第一代农民年龄大了,干不动了,退出农业生产第一线了,他们的后代不会种地、不愿意种地,这地给谁种啊?这种状况真是堪忧。”
    河北省某村王支书说:“现在我们很多地方,在田间地头,农业生产都是由妇女、儿童、老人组成的‘杂牌军’来承担。这些杂牌军哪能和壮劳动力相比啊?他们能种多少地啊?家里20亩地,也就能种个5亩地罢了!"要他们自己说呢,也就图个够吃,多种也是浪费!地能不荒着嘛!”
另一位人大代表张某说:“我在调研时发现,农村学生回乡的意愿极低。一方面是父母当初让孩子上大学,就是为了孩子不再像自己一样辛苦;另一方面,很多农村学生从小看着父母风里来雨里去,衣服整天脏兮兮的,出去有时还会遭到别人异样的目光,自己宁愿在外面少挣点,也不愿意回乡务农。有的承包大户,一年收入在10万以上,儿子、女儿还是不愿意种地。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按照农民的话说,在家种地的人连媳妇都找不到,只有没啥本事的人,才会回家种田。说到底啊,还是别人看不起咱农村人,以至于我们自己都看不起自己了!”
    安徽的一位代表说:“我去年去了几个偏远县,一路所见,是大量抛荒的耕地。一个农民朋友给我算了笔账:这个季节只能种小麦和油菜,一亩收1000斤,现在的收购价格是每吨1900元,辛苦5个月,种5亩小麦,扣除生产成本,净收入2000元。现在的城市里正是‘用工荒’,不需要什么特殊技能,找个每个月2000元的建筑工作也不是什么大的‘梦想’,5个月收入万把块钱很轻松啊!女的要能做‘月嫂’,一个月三、五千的也不难。没‘钱景’,又面朝黄土背朝天的,还有谁种地啊?”   
    重庆的一位农民代表说:“我们村耕地约400亩,撂荒约100亩,在撂荒地中,60%为坡瘠地、边远零星地,产量很低。原来,乡镇还有个农技站,给我们讲一些科学知识,提供技术服务,能提高不少收成呢!但现在呢,乡镇农业技术人员80%改行从事经营活动,省里、市里组织的农业科技下乡活动,也起不到多大作用,我们种地时遇到些新问题,弄不懂,也没有人给我们服务,可不就逐渐撂荒了嘛!”
    5.家庭承包责任制虽然能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但人均仅为一亩多地,无论怎么精耕细作,整体经济效益都是微乎其微的。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继续强调:“坚持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引导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序流转……土地流转不得搞强迫命令,确保不损害农民权益,不改变土地用途,不破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2011年7月,Z市齐陵街道太平村村民与村集体签署了土地流转协议,1611.9亩耕地流转到村集体,交由该村村民王永耕种。根据协议,流转的土地统一种植,人均可分得小麦800斤,如有盈利可参与分红。王永一个人种了一个村子的地,可当说起种粮的体会时,他却满腹苦水,异常激动。土地流转的分配方案并未得到村民的一致认可。人多地少的农户表示支持,部分人少地多的农户却并不赞成。根据粗略统计,这两年王永种地的投入已有四五百万元。“地是由自己种,可土地承包权是别人的,种地投入了这么多钱,无法到银行进行抵押,换不来银行一分钱的贷款。”2012年一场暴风雨,村里小麦倒伏,致使王永损失了几十万元,可保险公司最终只赔偿了2万元。王永坦言,目前种粮的农民可以获得的资金支持,有每亩125元的粮食直补和每亩230元的种粮大户补贴两种,如果风调雨顺,包地种粮应该是有利润的。但要想收回最初打井、修渠、买农机的数百万投入,则要10年以上的时间。而且尽管签署了流转协议,种粮大户仍有可能面临政府征地,村民毁约等风险。
    在河南省W县,提到菡香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无人不晓。2006年9月,该县马宣寨村32户农民发起成立了绿色稻米专业合作社。如今合作社有了自己的绿色稻米商标,注册资金达到1000万元,拥有成员226户,流转土地面积也由当初的1700余亩发展到涵盖周边县市的6万余亩。近日,记者来到马宣寨村,一探究竟。接受采访的村民孙某说:“以前村里人种稻都是单打独斗,现在基本上都加入了合作社,比以前好多了。啥时种、咋种、咋管、咋收、咋卖,都不用像以前那样操心,大伙跟合作社一起干就行了。”
    Y乡青山环绕,绿水长流。但是,农业生产落后,农民增收困难,作为工商企业租赁农地经营的试点,2008年起,央企H集团联手当地政府成立了专业合作社。2011年合作社以500亩土地经营权作价人股,与H集团旗下的五丰农业开发公司联合成立希望农庄。土地流转之后,农户既是土地所有者,又是合作社股东,还能成为希望农庄的员工。有人算了一笔账:“现在农户收入有三大块,土地租金、股东分红和劳动工资。土地流转之前,这里平均每户3.8亩土地,能收3.1万元左右,现在把地交给五丰经营了,如果两个劳动力到农庄工作,三项收入加起来最少能收4.2万元。”
    6.“扁豆姑娘”小王是1986年出生的农家女。2010年7月,她从上海某银行辞职回家种青扁豆,担任上海红刚青扁豆生产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这几年,小王将先进的管理方法引入合作社,开设了规范高效的农资配送、农产品结算中心、农产品检测室等服务窗口。与复旦大学等高校合作,研发青扁豆与高产水稻,优质草莓等轮作、套作技术,培育出了“红刚三代”青扁豆新品种。她还注重品牌培育和市场营销,“红刚’’青扁豆被评为上海市品牌产品、上海市著名商标。2011年,青扁豆总产值达3.18亿元。合作社被授予“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示范社”等荣誉称号。合作社里的种植户们的年纯收入超过10万元,个个喜上眉梢,说种上青扁豆就像开了个“小银行”。
    小唐是个自小在城里长大的年轻人,2007年,他辞职到文登村承包了200多亩低效林,创建了“木鱼山生态农业有限公司”。经过多年艰苦不懈的努力,现已经取得成效:经济林木种植200余亩,成林桉树20000多株,油桐40000多株;修建猪舍3000多平方米,一年新出生的猪有3000多头;修建鱼塘8亩,年产鱼上万斤。“猪粪用于发酵生成沼气,部分还可以用于树木施肥、喂鱼,形成了‘猪一沼一林’的绿色生态资源循环利用模式。”小唐说:“现在想的最多的就是如何教给大家技术,带动大家一起致富,让乡亲们都过上和城里人一样的日子,使农民成为让人羡慕、受人尊重的职业。”
    有专家指出,过去,“农民”不仅意味着他的职业是务农,更多的还是一种社会等级、一种身份、一种生存状态、一种社会组织方式、一种文化乃至一种心理状态。现在,“农民”应当回归其本来的职业属性和意义——即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农民”更应该是一种职业,就像医生、教师、工程师这些职业一样,被平等对待。现在,理应将农民从社会成员阶层转为经济产业职业。201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提出要大力培育新型的职业农民,同时强调,随着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农村也应成为一个欣欣繁荣的社区,应该拥有一大批年富力强的种植大户、专业大户、养殖大户、农民经纪人、农民企业家等新型的职业农民。
“给定资料5”介绍了我国当前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种形式。请你指出这三种形式是什么,并分析每种形式的主要特点。
    要求:分条表述,内容准确,逻辑清晰,不超过400字。

选项

答案资料介绍了我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三种模式:转包、入股和出租。它们的主要特点如下:转包,农民将土地转包给本集体组织的农户耕种,对于受转包人而言,风险较高; 入股,农民自愿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实现集约化、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经营:出租,农民将自己的土地出租给本集体组织之外的人并收取租金,与政府、企业合作,风险较小。 三种模式都是为实现规模经营、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创新之举,但各有区别,不同之处主要体现在:在是否从事生产方面,转包的农民不参与生产,入股的农民需要直接参与生产,而出租的农民无需参加生产,但是也可以自愿参与;在收益方面,转包的农民收取转包费,若有盈利可参与分红。入股的农民收益按照股份分配,出租的农民有土地租金,如采取材料中的合作形式还可以有股东分红和劳动工资。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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