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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给定材料 材料1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机构预测，令人吃惊的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到2015年左右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尽管对于“人口红利’’时代何时结束，尚存较

给定材料 材料1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机构预测，令人吃惊的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到2015年左右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尽管对于“人口红利’’时代何时结束，尚存较

admin2016-01-14  36
问题 给定材料
    材料1
    日前有媒体报道称，根据机构预测，令人吃惊的支持中国经济崛起的“人口红利”时代行将结束，到2015年左右中国适龄工作人口将在达到巅峰之后回落，取而代之的将是人口老龄化浪潮的提前到来。尽管对于“人口红利’’时代何时结束，尚存较大争议。但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征的日渐显现，我国进入后“人口红利”时代，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成为实现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高和荣博士告诉记者，“人口红利”通常表现在某个阶段一个国家劳动年龄阶段的人口占总人口中的比重较大，抚养负担比较轻，从而为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较为充足的劳动力，促进这个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存款储蓄的增加、社会财富的增长。
    据蔡防(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1978年至1 998年)的GDP增长率中，劳动力数量增加的贡献份额达到24％。这一情况，也符合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据测算，新加坡、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超出稳态增长率部分有1／3到1／2源于“人口红利”的贡献；历史上欧洲移民去新大陆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几乎全部归结为“人口红利”因素。
    “‘人口红利’并不意味着经济一定会增长；但经济增长一旦步人快车道，‘人口红利’就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汤兆云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他认为，“人口红利”对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主要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对生产领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劳动供给上。由于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社会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二是对消费和储蓄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停止或者说老龄人口比例增加在一定时期内并不必然带来储蓄率的下降，相反还有可能使储蓄率进一步上升。
    依照上述标准，目前，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正好处在“人口红利”期，每年供给的劳动力总量约为800万一1000万，劳动人口比例较高，保证了经济增长中的劳动力需求。由于人口老龄化高峰尚未到来，社会保障支出负担轻，财富积累速度比较快。
    可以认为，人口红利有两种。第一次人口红利是随着劳动年龄人口比重的增加产生人口劳动力的供给充足和高储蓄率，这是人口转变早期出现的现象。当这部分人口逐渐消失之后，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我们还会产生、制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利用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所创造的财富。比如说在老龄化的情况下，如果养老保障制度不能积累养老保险金，高储蓄率将得以保持，如果我们有好的健康保障，好的教育水平，社会劳动年龄、退休年龄可以往后推，保持劳动力充足，另外，还有劳动力市场的改造等很多有挖掘潜力的第二次人口红利。这就在于把进城的农民和没有进城的农民真正市民化，让他们作为劳动力转变成市民，在城市生活、工作、作贡献。这两者之间有相当大的潜力可以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源泉。在深度城市化的过程中，把农民变成市民的人口红利的挖掘只是一个例子，何况，未来我们的城市化率不可能是零，我们仍然会继续增长。
    材料2
    按照联合国的标准，一个社会，如果60岁以上老人比例超过10％，就算老龄化社会。西方国家从青壮年步入老龄化，大多数都经历了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自然过程。然而，我国1982年还是壮年型国家，2000年就已经宣告进入老龄化社会，前后只用了不到18年。
    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阎青春说：“劳动人口的抚养比越来越沉重，新中国成立初期(抚养比)我们都是20：1，一直发展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还是10：1，可是前几年我们测算了一下，就只有3：1。到2025年，根据我们的研究和测算，就要达到2：1，也就是说两个劳动人口就要抚养一个人。”
    “发达国家是在一个很漫长的老龄化的过程中，用充足的资源应对一个较小的老年人口群体的需求，这对国家的压力是比较小的。中国需要在资源很少的情况下，快速地应对一个很大的老年人口群体的需求，这个实际情况国家是难以承受的。”
    2050年，我国的老人总数加起来将达到4亿，这比英、法、德、意、日5个发达国家的人口总和还要多。
    与发达国家不同的是，中国的人口红利只通过劳动力数量增长让社会总产出更低廉、更丰富，以及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源配置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两种机制发生作用。长期以来我国由于较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供给和廉价的劳动力，企业得以克服资本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作用，以低廉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获得优势，实现了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与此同时，也形成了过分依赖增加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投入的增长方式。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中国第一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并不可怕，反而有可能形成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的倒逼机制。为此，在总体布局上，必须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把人力资源建设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避免陷入“低收入一低教育投入一低可行能力一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从而为人力资本可持续发展扫除制度障碍，使经济发展的成果通过促进入力形成转化为人的全面发展。
    材料3
    初春时节民工荒，从2004年开始已成为保留节目，除了2009年。2009年的新闻是金融危机后，企业纷纷金蝉脱壳关门“走厂”，剩下一堆愤怒而无奈的工人。最后一根稻草就这样压在了已日趋脆弱的农民工供应链上。
    随着人口出生的逐渐减少，这根供应链条将无可回避地走向细弱。尽管这一拐点会出现在哪一年研究者尚在争论之中，但一个显而易见的共识是，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再也不是想象中的源源不断取之不尽，而是越来越有限供应。长久以来，数以百万的农民工为经济发展作出巨大贡献，却长期得不到社会的足够关怀，始终徘徊在城市的边缘。当危机爆发时，他们中的许多人便以毫不留恋的姿态迅速离开了城市。
    随着经济复苏，当订单重新飞来，工厂们不得不开始抢夺工人。待遇在迅速提高，比如在东莞，过去普工的底薪基本上是按东莞最低工资770元设定，而自2009年年中开始，已经有企业主动提到1000元甚至1200元。门槛也开始放宽：过去只招30岁以下员工的企业，现在也将标准放宽到了45岁以下；过去有的企业非女工不要，现在也“男女兼容”了。
    这样的变化，已经让那些利润微薄的企业尝到了痛苦。鞋厂老板李小建苦笑着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这个行业的平均利润只有微薄的五六个点上下，如果工资上涨30％，利润就要再下降一个点，再加上改善员工福利等投入，“投资鞋厂恐怕还不如把钱存在银行里，起码省了辛苦”。但即使这样，在多年从事人力资源招聘的李秋明看来，仅靠简单的加薪和放宽招工条件并不能真正解决日益明显的结构性的劳动力资源短缺现象。他说，从人力管理的成本而言，留住老员工比招聘新人的成本要低得多。但如何留住员工，却是个难题。
    材料4
    2010年春节刚过，东部沿海地区就出现大规模用工短缺。珠三角缺口超200万，其中，广州预计缺工量达15万，特别是餐饮业的前台和楼面服务员。平均1名求职者，有近5个对应岗位可供选择，东莞缺工更为严重。此外，沪、苏、浙、闽和广西北部湾等地，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缺人现象。
    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农村富余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情况在未来几年会出现变化，该情况在中国人口第一大省——河南省已经初现端倪，劳动力供应预计在2013年至2014年达到顶峰。
    河南目前有1亿左右人口、3200万富余劳动力，不仅是中国第一人口大省，也是中国劳务工第一大省，到2009年年底，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数超过2200万人。不过总量增速近几年明显降低，2007年，新劳动力200多万，2009年则不到110万。
    与此同时，作为“民工源头”的中国西部地区，也开始提高工资，完善社会保障，甚至出台政策，限制劳动力输出，与东部争夺劳动力资源。中国劳动力供应已发生由“无限供给”变为“有限剩余”的重大转折，意味着劳动力结构性短缺将会经常出现。
    节前珠三角农民工“回乡潮”带来的就业难，似乎还未从记忆中褪去，2009年下半年突如其来的“民工荒”又成为考验珠三角的新难题。
    在东莞市中心的智通人才市场里，刚从广西老家返回的张衡站在招聘栏前寻找感兴趣的应聘信息。几个月前，东莞一家电器厂由于订单减少把他辞退了。
    张衡没有想到这次回来工作会这么好找。“几天前已经有一家电子厂雇我了，马上就可以去上班。听说原先的厂子最近也开始招工人了，我想来这里看看还有没有更好的。”他告诉记者。
    在张衡“意想不到”工作好找的同时，东莞厚街一家港资电器公司也“意想不到”自己工厂会缺工1000人。“我们把薪水提高了，但就是招不到工人。现在缺最多的是包装工等基础工种，我甚至都去附近村子问有没有家庭主妇可以过来帮忙，连工厂的保安也被安排临时做包装工。”公司一位经理无奈地对记者说。
    “有人说目前珠三角等地有‘民工荒’，这个说法有歧义。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工荒’。”广东省社科院社会学与人口学研究所所长郑梓桢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假如民工出现数量短缺，这是民工荒，但这不是事实。根据测算，一直到2020年，中国劳动力总量有所减少，但也不会低于8亿人。”
    劳动力是充足的，但有技术的活，没有人能干；没技术的活，没人愿意做。郑教授把这种现象归结为“技术荒”。在智通人才市场，蔡晓梅分析说，目前缺口是因为结构性供求矛盾引起的，主要表现在如求职者达不到用人单位岗位技术要求、用人单位提出的薪酬水平达不到求职者的期望水平等方面。
    钟启云向记者表达了他的困惑。招来的工人大多是80后、90后，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能吃苦耐劳了。“如果把500人的工厂向城外迁移20公里，一个月后估计就只剩下100人了。”
    郑梓桢解答了这个困惑。“需要注意的是，现在珠三角求职人群发生较大变化，就业地区环境、就业企业工作场所环境及周边生活环境都是他们选择考虑的条件。如果说第一代农民工背着蛇皮袋进城，第二代就拉着拖箱进城；第一代只完成空间的迁移和流动，第二、第三代就是有文化的一代，他们不仅仅满足于收入问题，更需要教育、文化、社会地位的全方位提高。相当一部分人不太愿意从事流水线的普工工作，就业流动性加大。”他说。
    材料5
    很多观察家近日忧心忡忡地估计，随着十年之后老龄化社会的真正到来，中国经济赖以增长的人口红利将消失，好日子将难以为继。按照流行的观点，人口红利消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在于以下三方面：其一，降低劳动力成本低廉的比较优势，使得中国依赖出口的“增长发动机”大受影响；其二，降低储蓄率，影响到中国的资本形成，进而降低经济增长；其三，人口老龄化会给社会保障带来巨大挑战。然而，故事还有另外一面。《北京日报》刊发的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学者傅勇的文章认为，人口红利的消失也可能为中国提供一个实现更平衡和更持久增长的契机。
    首先，人口红利的消失有利于充分就业时代的真正到来。国情告诉我们，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我们仍要为如何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而不是为劳动力短缺而焦头烂额。实际上，现在农村还有超过2亿的劳动力需要转移。老龄化的到来将加速这一工业化的必经阶段。与劳动力低廉相比，中国的经济增长在更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开放所构建的有效的激励机制以及巨大的市场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如果劳动力无限供给不改变，卖出8亿件衬衫来进口1架空客飞机这样的低附加值“比较优势陷阱"很可能还会延续下去。
    其次，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提振消费的引擎功能。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整个社会持续40％的高储蓄率将下降。这固然会带来一定风险，因为高储蓄率对中国增长方式的重要性有目共睹。但是，这又是改变高储蓄低消费现象的好时机。我们要变投资和出口拉动型经济为消费推动型经济，储蓄率的下降应是题中之意，人口红利的消失将有利于这种转变。
    最后，老龄化迫使我们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从现收现付养老保障制度向完全个人积累制度过渡。为了支撑这个过渡，需要把农村转移劳动力纳人新的保障体系，提高当前保障基金的缴费水平。有关研究表明，养老保障的转变将使社会养老负担率下降大约19个百分点。这无疑为政策变迁提供了激励。因而，人口红利的消失需要我们用辩证的眼光来打量。重要的是，我们应当清楚，事情并不会自动地向好的那方面发展，而需要我们切实为之作出有效的努力。
    那么，人口红利的消失是否会终止我国的高增长呢?傅勇认为，答案也是否定的。因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过程中，经济增长的其他条件很可能会有所改善。劳动力成本的适当提高可以促进节约劳动力的技术进步，并且会提升人力资本投资的价值。而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投资是新经济增长理论的要义所在，这对于扭转中国的粗放式生产有关键意义。
    材料6
    “因为多，所以便宜”。这是横行商业圈的硬道理，劳动力市场似乎也不该例外。来自河南省人口计生委的信息表明，河南人口于2010年7月将突破一亿，而由于实行计划生育，河南省形成了30多年人口抚养成本较低、劳动年龄人口充裕、储蓄率较高的黄金发展期(人口红利期)。30多年来，中国依靠全球首屈一指的廉价劳动力大军，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但问题是，人口红利已经“红”了30多年，还能继续红下去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调研显示，中国目前已经转移出2．3亿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剩余2481万人，从经济学角度讲，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逐步转移直至枯竭的那一刻，就是劳动力过剩向短缺转变的转折点，这是经济学界著名的“刘易斯拐点”。
    尽管学界对中国人口红利是否结束仍有争论，但至少这一问题必须引起我们的警惕。河南经济存在着不少类似的尴尬，我们干了很多脏活累活，却挣钱不多，回过头来一看，我们处在产业链的最前端和价值链的最低端，我们把大部分利润拱手让给别人，因为我们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商品没有核心竞争力。
    要解决这个问题，只能靠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而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又对劳动力素质提出更高的要求，为了应对这个转变，我们必须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劳动力素质，变人口优势为人才优势，变人口大省为人力资源大省，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材料7
    《21世纪》：从中国过去走过的路径，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走过的路径来看，未来中国解决“民工荒”的出路在哪里?
    蔡昉(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这其实是一个人口红利的问题。大的方向上说，就是如何应对人口红利消失的问题。中国如能创新制度安排，至少在2020年前，有望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
    1 978年至本世纪初，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来自“人口红利”。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不断上升，直至2000年，中国步人“老龄社会”。“民工荒”的出现，意味着“第一次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增长源泉的枯竭，相反，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加快改革步伐，中国有望获致“第二次人口红利”。这些制度安排包括良好的、有利于积累的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消除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提高教育水平，加强劳动力培训，把中国的劳动力数量优势转变成人力资源优势等。
    值得强调的是，加快城市化进程，扩大公共服务的全覆盖，把目前2．3亿流动就业的农民工和就地转移就业的农民工，变成真正的城市人口，就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另一半人口红利”。
    《21世纪》：如你所提，中国的适龄劳动人口在2015年达到最高峰，至此“第一次人口红利”结束，要启动“第二次人口红利”，届时计划生育的一胎政策是否需要调整?
    蔡昉：人口生育政策的调整虽然在长期内来看可能产生有利于矫正人口年龄结构的作用，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不管是否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发展阶段都必然会出现，现在大部分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他们也没有实行过我们这样的计划生育政策，但是也经历了老龄化社会的到来。
    材料8
    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显示，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4天，平均每天工作9．8小时，每周工作7天的比例占53．5％，每天工作8—12小时的比例占50．5％，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的比例达6．5％，大部分企业没有按照《劳动法》的规定来实行工作和休息制度。2005年底，深圳市在企业工资发放情况的调查中发现，欠薪企业达653家，欠薪总额达1亿多元。2006年珠江三角洲农民工调查报告的数据显示，46．4％的农民工工资可以当月发放，52．4％的农民工工资推迟发放，余下的1．2％的农民工不清楚工资何时发放。拖欠时间最久的长达31个月。据调查，30％农民工的身体都受到过工作环境的侵害。一些企业劳动环境恶劣，加班时间长，不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社会保险，无法解决农民工子女上学入托问题，没有提供相应的培训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农民工的高流失率。
    目前，应对民工荒的问题，用工企业与政府必须联手解决。作为企业特别是相对发达地区的企业，需要为民工创造更好的劳动就业环境，要像对待“城里人”一样为外来务工者提供必要的福利待遇。作为企业家，也应该更加清醒地认识到，企业的发展绝不能依靠使用廉价的劳动力、生产低档次的产品挤占低端市场，而是要依靠产品的不断更新换代、附加值的不断提高来实现，否则将无法支付不断增加的用工成本。产品的升级换代，一来依靠更为熟练的技术工人，但更多地应该依靠技术进步手段来实现。作为为企业服务、为人民服务的政府，需要依靠法律和行政的手段，规范劳动力流动与就业的行为，创造有序的劳动力市场，为劳动者提供社会化的劳动保障，为劳动者的技能培训市场化创造条件并提供保障，做好就业引导，提供更为完善的劳动伤残救济保障体系，完善劳动保护监管职能和手段。政府，作为管理者，所应该做的就是服务与负责。
    材料9
    如今，中国的经济大蛋糕越做越大，2010年GDP总量有超过日本的趋势。日本有一点与中国很不同，就是在每个大都市里面都看不见“农民工”独特的身影。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竟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或者说是在20年的时间里化解了“农民工”问题。
    日本的做法简单说来，首先是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的移动自由。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人家庭居住进行保障的住房制度。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
    再次，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是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最后，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问题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的。因此，说这些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公允的。
  作答要求
  结合给定材料，围绕“中国应如何创造未来的‘人口红利’”这一话题，写一篇文章。
    要求：(1)参考给定材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论述深入，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严谨，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选项
答案 积极应对多措并举创造新一次“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是指劳动力资源相对丰富、抚养负担轻。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人口红利”为我国经济的发展作出了突出的贡献。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前十几年的高出生率带来了改革开放后劳动年龄人口数量的增加，使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获得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和廉价的成本，得以在国内外市场上占据优势，实现较长时间的经济持续增长。但近年来，计划生育政策带来的低出生率的效果逐渐显现，劳动力人口总量下降，结构性劳动力短缺由沿海扩展到内地。尤其是2010年各地“用工荒”的出现，预示着我国单纯由劳动力数量的增长带来的第一次“人口红利”期即将结束，依靠廉价劳动力起飞的我国经济到了转变思维的时刻。在政策允许的前提下，只要我们积极应对，多措并举，我们还能创造出第二次“人口红利”。在当前形势下，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积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引进先进科技和科学的管理，推动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核心竞争力，规避当前“人口红利”枯竭带来的巨大风险，将经济增长的源泉从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转移到依靠技术创新能力为主上来，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利用的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二是树立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观念，大力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普及力度，贯彻落实九年义务教育制度，加大对农村的教育投入，广泛开展技能培训，加大对职业培训学校的资金投入，制定相关的税收减免政策，推动培训学校产学合作，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另一方面要扩大城市劳动力供给、抑制劳动力成本过快上涨，延缓劳动密集型产业比较优势丧失的速度，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赢得时间。 三是高度重视“人口红利”，将应对当前“人口红利”期消失和创造新的“人口红利”提到战略层面上来。首先要把解决农民工就业、保障农民工权益纳入基层干部考核体系，增强基层干部的服务意识；其次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推广“新农合”制度，扩大农村养老保险覆盖面，减轻人口供养负担；最后要逐步转变城乡二元体制，促进农民工向市民转变，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建立农民工权益保障机制。 四是促进劳动力的有效利用。充分利用当前人口转变造成的人口年龄结构的特征所创造的财富，发展规模养老产业，开拓新的经济增长点；加大劳动力的流动性，进一步改革户籍制度，清除劳动力转移制度性障碍，促进劳动分配公平。同时，要缩小城乡劳动力价格差距，逐步实现全国劳动力统一市场的形成；提高社会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适度后推社会劳动年龄、退休年龄，保持劳动力相对充足。 第一次“人口红利”行将消失是必然的，它带来的不仅仅是挑战，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倒逼机制，抓住这次机遇，积极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有利于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有利于小康社会蓝图的实现，可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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