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admin2010-10-17  28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与传统作文考试不同，是对分析驾驭材料的能力、解决问题能力、语言表达能力的测试。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材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3．仔细阅读给定的材料，按照后面提出的“申论要求”依次作答。
二、给定材料
   学术腐败的表现多种多样，其中以下现象最为明显：
   第一，低水平重复。其中以高校教材、教参为最显著。据《中华读书报》报道，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版的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已超过300种。这数百种教材，出自不同的编者之手，由不同的出版社出版，书名也不尽相同，有的叫概论，有的叫新论，有的叫教程，有的叫纲要，有的叫新编、简编，等等，但编写内容、体系设计、章节顺序、原理以及具体的例子，都大同小异，其中至少有2/3是抄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李秀林等主编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钱乘旦教授在《中国书评》发表过一篇从社会科学规范化的视角评论国内不同版本、但相差无几的几十种世界近代史教科书的书评，也尖锐地批评了这种“鸡生蛋、蛋生鸡”、从教材到教材的编写模式的弊病。其实，类似的甚至更严重的情况，还不仅仅止于上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世界近代史教材，其他如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中国近代史、法学概论、中共党史、大学语文、中国文学史、毛泽东思想概论等高校基础课教材，往往异曲同工。有一位中国政法大学的学者实在看不惯这种不负责任的胡编乱造行为，开诚布公地评论说：“什么主编、副主编、新编、合编，还不如称‘主骗’‘副主骗’‘新骗’‘合骗’，用这样的书去教学生，简直是误人子弟。”
   第二，粗制滥造。这以形形色色的辞书最有代表性。本来，编字典、词典等工具书，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们靠长期、大量的劳动才能做的一种苦差事，既艰辛备尝，又严肃认真，因为“辞书学”是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最近20年来，和编教材一样，编辞书却一下子成为许多人所谓“快速成才”“发家致富”的捷径。而且，无论水平高低、懂还是不懂，似乎什么人都可以编，而且事实上也确实是什么人都在编辞书。如同有“教材专业户”一样，也有大量的辞书编纂专业户，其中最大的辞书专业户就是一度誉满全国、大名鼎鼎的王同亿先生，十几年间编了25部辞典，字数达1.7亿字。可以不客气地说，现在的大多数辞书，内容上粗制滥造，种类上五花八门，无奇不有，但差不多都是捞名捞利的投机性勾当。
   第三，泡沫学术。目前我们中国的文章是越发越多，而且是越来越长；书越出越多，而且越来越厚；刊物也越办越多，而且还不断出增刊。但在这些表面上是数量大跃进式恶性膨胀的同时，学术质量、学术水准非但没有呈正比例提升，反倒有的还在严重滑坡。有的中青年人动不动就号称出了三四十种书、发了二三百篇甚至三四百篇论文，有的人写简历动不动就说自己有上千万字的著述。这种情况，理科有，文科更多。
   第四，假冒伪劣。假冒他人名义，搞所谓的“著书立说”。山东某大学科社系有一位想评博导的人．，拿别人在《光明日报》上发的文章，换上自己的大名，反复复印，差一点儿弄假成真，后因知情人的揭发而漏馅。许多地方院校的人，为了评高级职称，托人情，拉关系，甚至花钱雇人写文章，然后以他的名义发表，作为他的所谓“成果”。在北京，一度有人自甘堕落，公开在电线杆子上贴“告示”明码标价，公开卖稿。
   第五，抄袭剽窃。这已经成为一大学术公害。《方法》杂志编辑部的文章称之为“学术蝗祸”，“这场蝗祸近年来正在学界蔓延并严重蚕食着学术界的人格规范和学术规范”，不少正直的专家学者对此痛心疾首。在《“博士论文”与“文抄公”——一种值得注意的非学术现象》一文发表后，我曾陆续收到一些朋友的来信，其中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一位素不相识的老先生的来信最让我感动。这位学富五车的老先生感慨：“现在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现象已经相当严重。不仅有剽窃国人著作的土匪，而且有剽窃外人论著的海盗；不仅在年轻人当中有这类现象，而且有极少数博士生导师和学位委员会委员也是这么做的；这类假冒伪劣作品不仅能出版，而且可以获得规格甚高的优秀成果奖。你想提出批评吗?……真是困难重重!我在这方面曾经做过努力，但收效甚微；因为你有你的理，他有他的权。”
   第六，沽名钓誉。有不少非学术界的人，在当了大官或发了大财以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关系或金钱关系，以利益作交换，堂而皇之地当上了一些名牌大学的客座教授、名誉教授、顾问教授、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这些名号一旦到手后，即去掉客座、名誉、顾问、兼职字样，以“教授”的名分招摇过市，捞取更大的学术荣誉、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当读到伍铁平教授的《学术界不存在骗子吗?》一文以后，不少学者开诚布公地表示，现在学术界不是有没有骗子的问题，而是有多少骗子的问题。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我们中国还是一个高等教育相当落后的国家，但20多年来真真假假的教授的数量增长之快、人数之多，却是许多发达国家望尘莫及的。1997年9月19日，李岚清副总理给原国家教委作过这样一个批示：“教授是一项崇高的称谓，有的国家甚至一个系只能有一位教授。兼职教授不是不可以，但一是本人得够资格；二是要有需要；三是要名副其实，要上课、讲学、搞科研。否则教授贬值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教育的耻辱。”
   第七，高等教育和学位注水。比如，在北京，在全国，到处是公开制造贩卖假文凭。究竟有多少张假文凭已经散落和正在流人民间?究竟有多少人过去、现在和将来靠假文凭在谋取权力、职称、地位、名誉和利益?也许，谁也说不清、道不明。《光明日报》2000年2月19日发表的该报记者朱振国的报道说，自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授权全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开展学位证书认证工作以来，从该中心为国内一些用人单位、接受升学单位及国外有关机构所进行的认证情况看，假冒学位、学历证书大约占申请总数的20%。这篇报道还披露说：“甚至经国家公证部门公证后到国外使用的学位证书也有假的，有的假冒证书连授学位的学校本身都不存在。公安部门在北京、南京、深圳、武汉等地陆续破获了伪造、贩卖假证书的犯罪团伙。他们使用的制假工具先进，伪造的证书逼真，假冒证书的数量和扩散范围相当惊人。”
   第八，学术评审深度腐败。在学术职称评聘、学术奖项评审、科研基金与项目评定等环节中，一直存在严重的腐败现象。最主要的是，利用权力关系，垄断学术资源。以正在走向异化的学术评奖为例，如果说它原本具有奖励机制的话，那么，现在的学术评奖正在越来越名不副实，正在急剧地退化为它的反面。更可怕的是，这还正在成为学风不正、学术腐败的一个新的源头和生长点。由于体制使然，学术评奖已经在很大程度上退化为某些学界特权人士维护学术权力、学术地位和既得利益的工具与手段，由此而出现了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获奖专业户”。2000年，以《读书》杂志和香港李嘉诚基金会的名义举办的首届“长江《读书》奖”，尽管据称曾“取经诺贝尔”“想把这一奖项办成最权威、最公正、最有影响力的学术著作奖项”，其评奖过程也曾被认为是“学术民主动人的一幕”“前所未有的认真”，但终因其评奖委员会名誉主席获荣誉奖、《读书》执行主编兼学术委员会召集人获著作奖、评奖委员会委员获文章奖而在学界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并由此引发了一场有众多专家学者广泛参与的学术评奖问题大讨论。再如，武汉大学哲学系邓晓芒、赵林、彭富春三位教授最近著文痛陈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1994-1998年)优秀成果评奖中的学术腐败现象，称之为“学术腐败在政府评价体制中的一次公开的粉墨亮相。在本次评奖过程中，评奖主持人和个别评委利用职权，在哲学社会学组把一场严肃的评奖活动变成了一场一手遮天、结党营私、瓜分利益的丑剧，在湖北省哲学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不可思议的是，“从评审的结果来看，评委们相互之间的心照不宣、彼此关照、利益均沾、互投关系票，已达到了出神人化的程度。在一次评奖的高级别奖项中票数如此集中在评委和某个身居高位的评委的弟子们身上，即使在目前腐败成风的学术界也是少见的”。
   危害  对学术腐败的危害性，是怎么强调也不过分的。首先，它严重侵蚀学术文化界，不仅是学术、文化公害，而且也可以说是全社会的公害。这些学界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还可能造成大面积的病毒式传染，对全社会造成恶性循环的严重后果。其次，败坏学风文风，导致学术道德沦丧，贻误人才培养。目前我们国家正在致力于建设一批“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还在搞“211工程”，那么，在当今学风文风败坏、学术腐败盛行的情况下，这些“世界一流大学”“世界高水平大学”将如何“建设”?“211工程”，又将“搞”成怎样?叫人尴尬的是，其中大多数更是名牌学府，既有国家正在重点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一流大学”，也有国家倾斜投资建设的所谓“世界高水平大学”。面对这个花名册中的“国家队”性质的名牌学府业已暴露出来的严重学风问题，我们怎么还好意思厚着脸皮声称去“赶超”世界先进水平?再次，严重损害中国整体的学术声誉特别是不利于建树中国良好的国际学术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中的任何一个学界中人，都将是学术腐败的受害者，因为我们同时都是中国学术共同体的一分子。换一句话说，不管情愿与否，我们事实上都在中国学术界这同一艘“泰坦尼克号”上。我们在经济上的造假贩假已使得中国的形象大受影响，同理，假如在学术上的假冒伪劣也得不到遏制的话，那么，中国的学术界将以何种颜面去面对国际学术界?又将如何向我们的子孙后代交待?最后，学术腐败对国家的科教兴国战略将造成致命的威胁和损害。
   已经有不少学者指出了学术腐败的危害性。华南师范大学王守昌教授指出：“目前学术界也被‘污染’了，开始出现令人恶心的‘学术腐败’，这种现象如不及时遏制，势必导致我国的学术水平大滑坡!”北京大学陈平原教授指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任何领域，都存在着‘假冒伪劣’……这话没错，但不应当喊为中国学界自我开脱的理由。因为一般人眼中的‘大学教授’，知书达理，清高廉洁，其人格与操守应当成为整个社会的楷模。可惜的是，如此‘美好的想像’正在逐渐瓦解。”尤其是，学术腐败已经溢出可控范围，难以遏制，“学术的正面形象没有得到真正确立”。中国人民大学袁济喜教授痛定思痛道：“在我们目前的社会，对于学术腐败还处在麻木不仁的地步，防范措施还未跟上。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应当呼吁全社会对于这种腐败的深切关怀。”这些肺腑之言，发人深省，难道不正是一切学术良心未泯、忧国忧民忧学的学界中人应有的共同立场吗?能简单地指责这是“对知识界的整体的批评”而“显得浅薄和无聊”吗?“我们不必将学术说成是不食人间烟火、高不可攀，但学术神圣却是一个社会对文明的向往与认同。”也正是与此相关，袁济喜教授的忧虑不能不让人引起强烈的共鸣：“学术腐败的结果，等于号召人们放弃一切道德良知，蔑视科学与文化，而一窝蜂地向能够捞取各种好处的当官发财去努力，学界尚且如此，则何以通过学界影响去风化社会?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与科教兴国岂非成了一句空话?”
就给定材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用1 200字左右的篇幅，自拟标题进行论述。要求中心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有说服力。
选项
答案 加强自律 科学考评 尽管对“学术腐败”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学风师德问题、不规范的学术行为，确实是目前面临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我们必须为根治学术腐败作出努力。 加强学术自律，无疑是根治学术腐败的基础。由于高校教师肩负科研与育人的双重任务，他们的学术道德对青年学生、对整个社会都有着深远的影响。而相当多的学术问题只有少量的专家才能辨别其价值所在、质量优劣；对是否有抄袭、剽窃等腐败行为的判定也多由该领域的专家认定。因此，学者们道德自律的重要性不言自明。 “浮躁”是目前学术界的主要病症所在。用“短路”可以来形容目前的一些“学术研究”：拿到课题、进行评审、通过评审、获得奖励都要大张旗鼓地宣扬一番，好像某些人对这些课题一研究就注定会成功，注定能得奖，而且还是大奖。科研成功必定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上，大量的科研是失败的，但却是有价值的。可是，目前搞科研的人，包括研究生们，有几个说自己的研究失败了? 对个别学者在学术活动中的不道德行为，行政干预的效果很有限，必须加强自律，改变学术界一部分人“道德意识淡漠，片面追求效益优先”的工具理性，代之以“是非优先”的价值理性，这是一个“重建神圣”的过程。学者的自律关乎社会风尚，关乎后辈学子。一个人，没有学术道德就没有资格作教师，一个大学，没有学术道德就谈不上一流大学。 淡泊名利一直是中国学人的传统，如今，学术道德何以成为“全社会都关注的问题”?不科学的评判机制、指标体系是引发重症的重要因素之一。量化管理曾被认为是最有效的管理手段。但对学术、教育领域而言，量化管理并不是科学的，它更看重的是数字而非质量，追求数字更容易造成学术的浮躁。由于成果、著述的数量与学者的职称、待遇紧密相关，致使学术质量受到很大的影响。粗制滥造、低水平重复的“学术垃圾”很多。有的教师，3年内教了8门课；有些条文明确规定，5000字以下不算学术论文；有些博导忙得连学生论文通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有的教师、研究生甚至直接为书商服务，在电脑上复制、粘贴、拼凑各种名目的“学术作品”；有的书商明确告诉这些师生，抄袭多少字以下可以回避法律的追究，于是“大干快上”成为一些师生的致富手段。人们对抄袭、剽窃、以权谋私是容易愤怒的，但对其他形式的学术腐败却见怪不怪。这种思想更为危险，长期下去，谈何学术? 以数字评价个人之风也扩大成为了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评价坐标。很多高校负责人对所谓的高校排名感到莫名其妙。一所高校、一个专业的好坏，往往被某些人以有没有教学大楼、有多少博导、多少论文等一系列的数字排序。有些学校的博导都由自己评聘，他们严把博导质量，控制博导数量，却往往在排名上落后于别人。这种导向对学术界起的负面作用太大了。 应该建立科学合理的评判体系，对学者、学术机构进行客观的评价。 目前，一些高校提出培养“孤独的思考者”，就是为了在学术上提倡冷板凳精神，十年磨一剑，抑制学术泡沫，提高学术质量。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适当的机制来保证。 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构的反映。因为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当这方净土也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受到关注是必然的。一些学者指出，传统上，中国人曾“君子不商”，但一段时间以来，社会上却出现了“无人不商”的局面。由于部分人曲解了“商”的涵义，利字当先，诚信淡漠，导致道德底线下滑。这个问题表现在学术上，就是学生作弊、教师作假。特别是当这种行为被发现时，一些人不以为耻，只以为不幸。这种“道德秩序”必须纠正。 对学者，社会应保持宽容与公正的态度。没有这种环境，没有正确的导向，出现造假就是必然的。当前，绝大多数的学者埋头学术，扎扎实实，只重名利者是少数。科学容不得半点含糊，科学有其自身的规律，踏实发展才是学术正路。一些高校负责人们指出，学术道德问题表现不一，有些是学风、道德问题，有些则确实是腐败问题。一些政府部门的行政官员到高校来要文凭，一些人花钱买文凭，权、钱、学的置换，使高校的交易色彩越来越浓厚，这对学风、校风的影响是至为恶劣的。搞学术的“窍门”越来越多，这比剽窃、抄袭更严重，这才是不折不扣的学术腐败。解决这些问题，必须由整个社会来共同努力。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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