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

admin2022-06-21  28
问题 给定资料
1．基层干部是联系群众和政府的“纽带”。他们工作在基层，时常走访群众，倾听民生疾苦，他们是最了解群众的干部，是最接近群众的干部。通过他们的上传下达，将群众的声音反馈给上级部门，让政府真正了解群众的需求。
    但是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全体国民的收入水平在不断提高，相应的物价水平也是水涨船高，但基层干部的待遇却没及时跟上。现实中，基层干部因“工作压力大、收入低”而辞职的事例可谓不少，他们肩负着“上要养老，下要养儿育女，供子女上学读书”等责任，生活压力大，买房、购车是奢望，实为“薪苦”。
    乡镇干部的提拔难问题也一直为舆论所关注。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易新涛教授曾撰文指出，由于乡镇党政机关处于“金字塔”底端，干部的层级低，领导职数少，就地晋升机会近乎零，越向上走，职位越少，竞争越激烈。因此，绝大多数基层公务员都是在科员、办事员这两个级别间走完个人仕途。
    而对于村干部而言，他们本身就是农民，在村组范围内根本没有任何上升的可能，同时由于农民身份的制约也很难在公务员序列中寻求上升的空间和渠道。
    近些年来，大学生村官也存在上升渠道不畅的问题。有媒体在实地采访时发现，有的大学生村官到了村里完全是“零起点”，既无编制、工资作为保障，也无土地、人脉发展产业，3年时间想要干出成绩非常困难。有人直言，“3年后，我还要重新找工作，这么努力干什么?”
    2．基层干部身处一线，是中国复杂国情的“亲历者”。中国各项改革任务都要靠基层干部去落实，各种发展目标要靠基层干部去实现。这要求基层干部应当享有与工作内容相匹配的尊严和权威。但现实中，基层干部还普遍面临尊严缺失的问题，这给我们敲响了警钟。
    现在社会上流行的一句话是，“中央政策是好的，都是地方上落实得不好”。很多基层干部认为这句话值得商榷，他们权力最小，掌握的资源最少，能够动用的手段极为有限，却要为所有政策落实不力负责。一位乡镇干部反映，“出台一个好的政策不难，而要把好政策落实好，绝不是出台文件，然后层层落实文件那么简单。”中部某省一乡党委书记说，他要签订计划生育、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等许多责任状，哪一项落实不好都要被一票否决，“感觉自己疲于应付各种上级布置的任务，领导说啥就要干啥，落实不好还要挨批评，这样的角色很难让人感到有尊严”。
    除此之外，乡镇搞发展也面临很多部门制约，为了获取支持，乡镇干部不得不看很多部门的脸色，许多部门故意制造困难、吃拿卡要。一位基层干部说，“大家都是为民办事，我们办这些事又不是为了自己，这些部门摆摆谱不要紧，我们的工作都开展不了了，还谈什么尊严”。
    3．某刊刊发《乡镇干部盼什么?听听他们的心里话……》，引发网友强烈共鸣，其微信读者留言上千条，以下是部分留言摘录。
    @冷暖自知：编制外的乡镇干部多得是，像我们这些大学生村官，期满之后，直接转为后勤人员，干的一样的活，承担比公务员、事业编多几倍的工作量，领着比公务员、事业编少的工资，没有车补，看着他们加工资，一个编就差别那么大，根本不是同工同酬。
    @一杯空气：我是一名乡镇干部，先生也是，工作6年，两人分别在县城的两边，相隔50多公里，一岁的孩子在老家，县城的尽头。我们每周只有单休，除去值班，一个月3天假，工作要做，家庭呢?孩子呢?待遇暂放一边，心里的苦可以不说，但我们的孩子需要教育，期盼可以规范上班作息时间，让我们多陪陪孩子，这样才更有动力和激情去干好乡镇千头万绪的工作。
    @兰曦：人家好歹100来个编，我们4万多人的乡镇只有40多个编，刨去领导和借调的，以及不会电脑业务、能力跟不上的老干部，能干活的最多10来个。
    @杠精：我们乡编制资源紧缺，编制设置不合理的问题比较严重。例如蚕茧站等一些部门职能已经弱化，完全可以通过机构改革进行撤并，减少编制；而像是食品卫生安全等一些重要部门，却因为受编制限制无法增加人员。
    4．基层社会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和提升治理能力的重点和难点。当前基层社会治理与
经济社会的发展不相适应的矛盾和问题日益突出，如何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的困境，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法理上说，村(社区)不是一级政权组织，基层政府与村(社区)的关系不是行政上的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而是指导与协助的关系，但在现行行政管理体制下，政府和村(社区)的权力边界很模糊，村(社区)很容易被政府行政力“入侵”，政府为了实现其行政管理职能，不仅是对村(社区)进行指导，还直接“领导”村(社区)。一是硬性指派任务多。有些村(社区)承担的工作涉及计生、环卫、综合治理、社保等共计20大项，110余小项，其中绝大部分工作是政府各职能部门交办的。二是各类会议、活动多。一些政府职能部门把村(社区)当成本部门工作的左右手，把本应当由部门承担的工作转嫁给村(社区)，使村(社区)原本已十分繁重的工作又增加了很多负担。
    目前各村(社区)的基础设施条件虽已有较大改善，但村(社区)组织运转公用经费严重不足，乡镇对各村(社区)公用经费调整幅度大，公用经费正常作用难以发挥。政府对基层建设的投人，特别是功能配套、完善的投入力度仍然有待提升，基层组织缺乏开展各项服务工作能力和条件。政府把事务转移给村(社区)的同时，相应的权力、资源(人、财、物)很多都没有同步移交，“权随责走，费随事转”的要求仍然没有得到完全落实。如新农合、计划生育、综合治理等各项工作，只有任务，基本没有经费保障。随着村(居)民对村(社区)服务和文体活动需求的不断增加，村(社区)提供的资源、服务已难以满足实际需要。随着村(社区)各项开支逐年增长，有限的经费很难支撑村(社区)的正常运转。
    村(社区)工作人员的待遇较低造成了引进人才方面的困难，一些大学毕业生不愿到村(社区)工作，在村(社区)工作的人员大都年龄偏大、学历较低、能力较弱。部分地区一线村居人员平均一个月2000元，有的人员才1500元，刨除一个家庭的日常开支、人情往来，整体来讲人不敷出，有的甚至举债度日。而且，村(社区)的工作任务繁重，星期六日不休息已成为常态，也没有补助和加班费，待遇问题已成为大学生不愿到基层的重要原因之一。另外，基层工作人员大多未受过社会工作方面的专业训练，缺乏专业的管理知识，工作凭借经验，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长此以往势必影响村(社区)工作的开展。另外，当前农村党员队伍老化，村干部后继乏人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基层治理除村(社区)之外，还有很多社会组织。总体而言，很多社会组织的运作能力还比较低，市场竞争力不强。一方面，社会组织自身发展不健全。社会组织的建设发展，首先离不开建立健全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只有内部运作规范化、科学化，才能获得更多的市场影响力和社会公信力；另一方面，社会组织与政府部门之间职能界定不清，背负了很多额外的任务，即便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也存在内容狭窄、持续性不强、力度较小等问题，无法有效支撑社会组织的生存发展。对于这些问题，都急需政府配套法规、政策的支持。
    社会组织近年来发展迅速，然而，缺乏专业人才以及自身能力不足成为制约其发展的关键因素。有些社会组织的管理人员中，缺乏高学历的人才，而具有专业素质及专业能力的人才更少，或是基本没有。社会组织少有专职工作人员，缺少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才，专业价值理念没有在实际中得到很好体现，在服务评估和监督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服务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某些社会组织的领导层基本沿袭原有“单位制”体制下传统的管理方法，应对市场化、社会化管理实践的能力不足，在经费筹措、宣传沟通、活动组织、资源整合和内部管理等方面的挑战正在逐步显现出来。因此，整合现有社会组织人才教育资源，如社会工作、公共管理及项目管理等相关专业教育，促进专业人才介入社会组织发展尤为迫切。
    5．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进一步做好新时代广州群防群治工作，中共广州市委政法委、市平安建设促进会和广州市见义勇为基金会准备通过三年时间发动市民群众参与群防共治工作，打造一支拥有80万人的群防共治队伍。这支群防群治队伍统称“广州街坊”。
    一个人、一部手机，不论在散步、买菜还是购物、健身时，都能执行“巡逻”任务，为社区安全助力。这就是海珠区凤阳派出所辖区试点的“凤阳守望台”的魅力。该平台借鉴“滴滴出行”模式，将治安管理需求变成“订单”，由群众来抢单认领，谁有空、谁参与，既不影响工作生活，还能服务社会、造福街坊，甚至还能获得一定报酬。
    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凤阳守望台”为群防群治工作打开了新的想象空间。发现火灾隐患，第一时间拍照上传；面对高空抛物，戴上“红袖章”管起来理直气壮；小孩、老人走失，平台合力寻找；遇到不法分子，及时向警方报告……一个个“用户”分散在大街小巷，看似微小却能凝聚成强大的力量。他们像一把把保护伞撑起邻里安全，守护万家灯火。目前，“凤阳守望台”注册用户已逾1400人，已执行群防群治任务6000余条，经测试，辖区接报的刑事治安警情同比下降9.9％，还不乏7分钟抓捕在逃人员等案例，震慑力足，成效显著，使得“抢单巡逻”引来一片叫好。
    一支戴着头盔、红袖章、身穿鲜艳骑服、车头插上小国旗的骑队，经常穿梭在老仓库、石围塘火车站、岭南花卉市场等重点防控区域。
    据骑队发起人、广州市公安局荔湾区分局石围塘派出所如意社区民警刘少廷介绍，如意社区辖区面积约0.4平方公里，辖区人口约7000人，出租屋1200余间，其中外来人口占人口总数的近一半，治安环境复杂但警力相对不足。为了破解这一难题，他想到了发动骑友组建一支群防群治队伍，作为社区巡防的辅助力量。
    据了解，自2014年5月组建至今，这支骑队已经由最初的30余人发展到近500人，成员也从荔湾扩展到越秀、番禺、海珠等各区。每次上街巡查，他们一边骑行一边查寻沿途存在的治安、消防隐患。2017年2月和8月，根据骑队队员提供的信息，石围塘街联合石围塘派出所先后清理了一个“六合彩”和街头赌博窝点，一些小偷小摸和违章乱停等行为也大大减少。
    骑队还会定期在如意社区上门家访，看望孤寡老人，听街坊反映问题。2018年，他们还承担起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社区宣传工作，挨家挨户派发宣传资料。群众力量的参与让石围塘街如意社区的治安形势有了明显改善。据统计，2017年该社区的案件数量下降近三成，人屋盗窃警情下降近六成。
    6．据“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队员介绍，他们是一群无人机摄影的爱好者，组成了无人机摄影协会，在偶然的一次拍摄中发现了小偷，立马拨打110报案。
    自那天起，他们便在思考是否能为社会公共安全做点力所能及之事。在广州市全面号召“广州街坊”加入群防共治之际，该支队伍被黄埔区平安促进会吸收，打造成“广州街坊·空中巡防队”。
    他们的任务是协助地面群防共治力量在广场上空巡防安全隐患，如有发现立马报备活动主办方，时刻保护广场上众多市民群众的安全。
    “为孩子们守护平安航道，让社会充满爱。”永和街新庄小学的家长代表刘女士说。她是“广州街坊·家长护航队”的队长，成立队伍的五年来，风雨无阻，每天都在守护学生上学放学的航道。
    如今，这支队伍已经从最初的9人扩大到目前的近100人，从最开始的守护学生过马路发展到现在“承包”学校周边5公里治安巡防，从新庄小学出发，辐射到整个永和街道学校。
    78岁的童毓虞是厂后街58号的楼组长，作为仰忠社区“左邻右里平安巡防队”的一员，她和热心街坊挨家挨户对辖内30栋楼宇769户居民进行调查和宣传，为“社区微改造”建设打好了基础。慢慢地，社区环境有了很大改观，乱拉的线缆消失了，原本参差不齐的雨棚、防盗网统一翻新，一些楼宇重新粉刷，视频监控、微型消防站、治安巡逻岗亭也逐步完善。
    硬件问题改善了，但作为老旧社区的仰忠社区仍然缺乏专业的物业管理。为此，社区成立了物业服务中心，征求全体居民意见后按“双过半”原则制定出物业服务方案和工作制度，而这一物业服务中心人员全部来自该社区，充分发扬了居民“主人翁”精神。
    7．2017年，发源于桐乡的“自治、法治、德治”基层治理创新被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为全国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样本。
    从2013年开始，桐乡以“红船精神”为引领，立足建设基础更牢、水平更高、人民群众更满意的平安桐乡，在全国率先开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探索实践。经过多年努力，三治融合已发展成为全省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品牌，并被中央政法委定位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精髓、新时代基层社会治理创新的发展方向。
    如今，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桐乡经验”得到不断深化，建立了村规民约(社区公约)、百姓议事会、乡贤参事会、百事服务团、法律服务团、道德评判团“一约两会三团”工作机制，切实形成了“大事一起干、好坏大家判、事事有人管”的治理新格局，为促进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67岁的沈美煜是乌镇南宫社区的居民，她还有另一个身份，那就是乌镇的“乌镇管家”。她说：“身为乌镇人，能为乌镇的平安出份力，我觉得很骄傲，很自豪!”
    作为互联网小镇，2017年3月，乌镇建立“乌镇管家联动中心”，整合了综合治理、行政执法、市场监管和便民服务四个平台，并对公安、交通、卫生、环保等基础数据进行共享利用，实现“一网联动”。每一名“乌镇管家”只需通过“乌镇民情”微信公众号中的“我有民情”，输入反映人、反映事项、图片、录音等信息，就会将情况上传到后台的联动中心，加快了解决反映事项速度。
    73岁的陈炳旗是土生土长的屠甸镇荣星村村民，2017年年底，一个致力于重构乡贤文化，发挥乡贤力量的乡贤参事会在村里正式成立。这也是桐乡成立的第一家村级乡贤参事会，而他正是乡贤参事会成员之一。
    “很多时候，‘乡贤’说的话比村干部还管用!”作为荣星村曾经的老支书，陈炳旗对做群众工作很有一套：“都说‘百姓百心’，村里任何一个决策都不太可能得到百分百的支持，这时候，我们‘乡贤’如果可以做表率，就可以带动身边人一起来做。”
    2017年下半年，村委会鼓励村民对垃圾进行分类回收，分为有害垃圾、餐厨垃圾和其他垃圾三类。但村民的垃圾分类回收意识淡薄，既嫌麻烦，也不知道如何分类。为了让更多村民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陈炳旗每天都戴着乡贤参事会的会徽前往村里的各个角落巡逻，看到谁扔垃圾时没有分类，就上前说道说道。
    陈炳旗说，乡贤参事会作为“农村智囊团”，就应该做好政府和村民之间的桥梁，成为增进乡村和谐的重要力量。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也日益增长。“在社会生活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是人们能够拥有美好生活的重要前提。”桐乡市司法局局长王正华认为，这正是法治在三治融合中承载的使命。
    如今，桐乡在阳光司法行动中，以公开为常态、以不公开为例外，提高司法公信力。同时，还完善了法律顾问列席市政府常务会议、公务员法律知识考试等制度。
    在凤鸣街道，村民“法治驿站”随处可见，站里的志愿者时常走村人户，不仅向村民普法，还开展法律咨询，参与矛盾纠纷调解。
    在屠甸镇，不少村民都很熟悉“板凳法庭”。一张小桌、几个板凳，一个“法庭”就齐全了。接下来坐“堂”问案。这个“堂”，有时是农家门口，有时是村委会大院，而“评审团”则由司法所工作人员、老党员、老干部组成。虽然这样的“审判”没有法律效应，但村民听了大家的分析评判后，纠纷很快得到平息。
    “这可真是方便了我们老百姓。现在，我们心里都有一把‘法尺’，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红星村村民王宏伟说，老百姓已经习惯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和矛盾，而不是一味地找村干部。更不是简单地上访闹事。
    据了解，以前，政府有的决策文件考虑不全面，一些老百姓有时产生误读，就容易出现上访情况，此类问题始终困扰着基层政府；现在，群众看得到、查得到、监督得到，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从源头上保证村民维权可以走法律途径，以法律手段“定分止争”。“打造法治政府，不能只是自己打造自己，群众也要参与进来。”桐乡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潘川弟说。
    国无法不立，民无法不治。王正华说：“三治融合中法治是自治、德治的边界和保障，注重‘法治’，就是要注重发挥其在社会治理中的保障作用，善于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来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遇到的各类问题。”
    8．郡县治，天下安。20世纪60年代，“枫桥经验”这一基层社会治理模式叫响全国，如今，发源于桐乡的“三治融合”，不仅继承和发扬了“枫桥经验”好的经验和做法，还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
    无论是自治、法治还是德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也正是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治理实践中，“三治融合”的基层治理“桐乡经验”用一个个生动实例，充分证明了这一模式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有效可行。虽然目前桐乡在“三治融合”上形成了一些机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三治融合”仍然需要久久为功，要走群众路线，要让社会治理固化成为一种社会制度，形成一种有效的社会秩序。
“给定资料8”中画线句子提到：“无论是自治、法治还是德治，都离不开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参考给定资料，联系实际，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
要求：
(1)观点明确，立意深刻；
(2)思路清晰，语言流畅；
(3)结合给定资料，但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4)字数1000～1200字。
选项
答案 基层治理宜多元 群众参与方可安 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中，积累了丰富的治理经验。但无论是“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德法兼用”思想，还是“民为本，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人民群众的定位都是治理的末梢，是治理的对象或目的。其实，人民群众更应是治理的参与者。 群众参与，自治方能大有作为。基层群众自治是公民有序参与政治生活的重要形式，人民当家作主，自治是最为直接的体现。在以往的基层自治中，政府的干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群众自治能力的发挥，随着政府有意识地减少行政干预，人民群众在基层自治中发挥的能量愈发明显。“朝阳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海淀网友”净化网络环境，“广州街坊”维护社区安全，基层自治在群众的参与下，将矛盾化解于基层，将问题消灭于基层，很大程度上填补了政府部门在部分基层事务处理上存在的空白。群众既是规则制定者，又是服从者，提升村规民约的认可度的同时，一种共建共享的氛围也在悄然形成。 群众参与，法治方能直抵基层。习近平总书记说过，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尽管我国如今全面依法治国，但在基层尤其是部分边远地区，法治精神仍未深入群众生活之中。其中一个比较重要的原因在于政府部门囿于人力有限等，难以持续深入地弘扬法治精神。而群众参与则给法治精神带来了触向基层的机会。各地民情、风俗等不同，群众制定乡规民约适应当地实际，以此与法律法规形成上下联动，赋予了法律在基层新的生命力，增强了法治建设的内生动力。 群众参与，德治方能筑成乡风。“贤者，有德者，使之在位，则是以正君而善俗。”古代有着“皇权不下乡”的传统，乡绅、乡贤代替皇权成为基层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传统乡贤，“劝导乡里，助成风化”，以成众民之师。随着时代发展，应运而生的“新乡贤”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乡约在充当社会矛盾调解器的同时，也发挥了引领社会风气、形成道德氛围的功能。另外，在基层治理中，广泛的群众参与还能够激活“熟人社会”的舆论监督和道德约束功能，成为法治的有益补充。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自治、法治、德治是构成基层治理的三个基本维度，然而无论是何种治理方式，都离不开群众参与。单纯的政府治理难以面面俱到，单纯地被动接受也难以满足群众需求。唯有坚持群众参与，方能利国安邦。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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