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公务员
  3.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

admin2011-01-08  31
问题 一、注意事项
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理解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请考生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要求作答。
2．本试题由“给定资料”和“作答要求”两部分构成。

二、给定资料
   1．教育公平作为突出的社会问题被越来越多的民众关注，还是近几年的事情。此前的相当一段时间，萦绕人们耳畔的教育主题词很多，从“普及”、“跨越式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到“争创世界一流”、“高校扩招”、“大学城崛起”等，教育领域“发展压倒一切”的“光环”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现实中已经产生的教育公平问题。
   2007年，零点研究咨询集团曾就民众的教育满意度问题，在10个大城市、7个小城镇、8个县的农村地区进行过5000多个样本的入户问卷调查，结果发现“教育公平”在诸多分类指标评价中分值最低，民众对教育公平方面的改革期望，较为集中的是改善中小学“择校热”、坚守教育的公平性原则、提高农村教师队伍素质。
   一些教育专家指出，众多家长深感切肤之痛的重点学校制度的事实上存在，对培养“人才”的片面追求产生了误导：教育对“才”的关注日益取代对“人”的关注，造成教育最根本的树人育人功能的旁落。在教育过程中，对少数优异学生的关注取代了对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关注，致使义务教育具有了本不该有的很强的竞争性、淘汰性、选拔性，其后果是筛选出一小批“尖子”时，造就了大量教育的“失败者”。因此有学者指出，“人”在教育指导思想中的缺席，从根本上动摇了教育公平。
   2．“新购房户的子女中考可加10分”、“在某私立中学读初中，中考最多可加10分”——这些出自福建省永安市有关部门的“土政策”，在当地论坛上引起网民的强烈质疑。经媒体曝光后，2009年6月6日，这些不公平的教育政策已被部分取消。
   永安市教育局关于《永安市2009年高中阶段招生工作意见》的“附加照顾政策”中明确规定，“应届初中毕业生中2007年9月至2009年6月1日在永安城区购置商品房，购房总金额达到25万，已付清总房款或办妥按揭贷款手续的购房户子女(持房管局备案的购房合同及永安市购买商品房享受相关优惠政策手册、发票、贷款合同)，购房户户主子女享受10分照顾，免收学费、择校费减半。”
   2009年5月27日，永安市中招政策正式公布后，当地群众议论纷纷。在“永安论坛”上，诸如《搞笑政策，买房加分》、《买房加分，对中考生公平吗》之类的帖子，引来了热烈的讨论。
   有人抱怨：“咱怎么就没个有钱的老爸呢?买个25万以上的房子就有10分了。”有人指责当地政府“扼杀了教育平等权，让穷人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还有人质疑，“这中间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利益链”。
   永安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范明在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说，当时出台这一政策主要是应对金融危机，现在看来“有失公允”，好在还没有正式实施。他透露说，6月6日上午，永安市招生委员会召开了紧急会议，决定取消上述加分政策。
   3．近日，记者获悉，重庆高考文科状元郎——考了659分的何某，涉及少数民族加分造假，是被由重庆市纪委、民宗委、公安局、教委、招办组成的联合调查组查出的违规学生之一。
   何某是巫山县官阳镇人，据了解，其父系巫山县招办主任，其母为巫山县委组织部副部长、编办主任。
   “何某没有一科特别突出，也没有一科特别不好。”据何的老师周斌介绍，何某虽然一直是年级前十名，但一次都没拿过年级第一名。对于何某考了659分的最高分，周老师表示：是爆出了冷门。
   2009年6月24日下午6点，重庆市招办正式公布高考分数。重庆多家媒体记者开始联系采访文科状元何某，却发现既无法电话联系上他，也找不到其住址，何某成了一个“失踪者”。
   6月25日，有网友报料，称何某是因为民族造假被查，所以不敢面对媒体。
   4．学校招生一般是按照学区划分来进行，但近日在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招生却要看学生家长的工作单位，此举引起许多群众的不解和质疑。
   2009年5月21日，铜川市第一中学新校区开始报名，市民李先生一大早就来到该校为孩子报名。学校大门内侧摆放着一张桌子，旁边坐着两名工作人员。李先生兴冲冲地拿出户口本，交给两名工作人员。两人看了看户口本后，请李先生出示工作证。“给孩子报名上学，看大人工作证干啥?”他问。两人告诉他：“此次招生只招市委、市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子女!”“为什么?”李先生一下子蒙了。“学校有规定!”一工作人员说。很快，这名工作人员从抽屉里拿出一页纸，“这上面的单位的工作人员孩子才可报名!”
   记者在“报名处”也见到了那页纸。上面罗列了一堆密密麻麻的单位名称：“市委办、组织部、宣传部、纪委、政府办、发改委、教育局、公安局、财政局、民政局……”“为什么不招别的学生?”记者问。工作人员回答说：“我们新校区主要解决市委、市政府工作人员子女就读难的问题，今年只开4个班，资源有限!”
   孩子被拒绝入学之后，李先生有些生气：“公立学校应该是公共资源，怎么能专为公务人员享用?”
   此后，还有多名带孩子来报名的家长都被拒之门外。于是一些家长愤然离开，另一些家长将此事反映到铜川市教育局基础教育科。
   5月21日上午，基础教育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负责人说，在义务教育阶段，只要是学区内的学生就可免试进校读书，学校不得考试，也不得设置门槛。“新区有好几所初中，只要家在新区的学生在任何一所学校就读都符合规定。之所以有这么多家长想把孩子送到市一中，是因为该校教学质量较高，家长遂产生了择校心理。”接到群众反映情况后，该科已与市一中校长王斌取得联系，得知确实是“教育资源有限”导致。“我们将规范义务教育阶段的招生秩序。此问题出现后，我们将重新划定学区，并设法纠正这种不合理现象。”
   5．近年来，城乡教育差距越来越大。
   “事实上，很多农村娃在上高中前就已经退出竞争了。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温总理最近在国家科教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到重点高校农村生源比例下降的话题，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有专业人士认为，温总理的讲话无疑触及了我国教育界目前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城乡教育的不均衡。
   此前关于重庆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的消息也引起了各方的关注。据新华社记者调查，重庆市招生自考办公室的统计，2009年重庆有上万名高中毕业生放弃高考，其中：有不少来自农村学校。
   “现在就业形势竞争太激烈了，不少农村学生自认考不进名牌大学，读高职或高专很难找到理想的工作，干脆就直接去打工挣钱。”重庆市永川区永荣中学杨老师告诉记者，“现在农村孩子想考好大学越来越难。”
   农村考生目前大多沉淀在高等教育的“中下层”，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还是城乡发展的不均衡，是“高等教育前段”(义务教育阶段、高中教育阶段)的投入差异带来的。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郑新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高考前，城市和农村考生已经出现了获取高等教育资源的不公平。
   农村教育的关键是教师。有统计显示，我国目前约有1000万名中小学教师，其中80%在农村地区任教。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质量和水平，直接关系到我国基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现在想留在北京好一点的高中当老师，都要求重点示范院校研究生以上学历。”北京师范大学研二学生彭宇凡告诉记者。北京市不少中学教师早已要求是硕士生，甚至是博士生，小学教师也都是本科生。
   而在中西部农村教师还有相当一部分是80年代初的中专师范生，他们通过函授或自考取得大专文凭，现已人到中年。有一批具有本、专科学历的新教师，还存在“不对口”的现象。据河南农村学校的一份调查显示，河南省多数农村小学根本没有专职计算机和英语教师，大多是一个老师教好几门课程。
   2008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五峰土家族自治县教育局副局长张琼大声疾呼：“重视农村教师问题!”在一些偏远地区，当地30岁以下的青年教师，一般只有800多元工资，没有其他津补贴。工资和福利待遇问题让很多教师选择“大逃亡”，县里教师每年以约10%的比例外流，“却没有人愿意流进来”。
   “正因为目前城乡的教师队伍差距太大了，所以农村不少收入好一点有点门路的家长，也想方设法把孩子送到城市去读书，使城市学校人满为患。”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郑风田指出。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在杨老师眼里，“教育下乡”决不仅仅是向农村宣传一些科教文卫的东西，而是实现“教育公平”，让农村孩子也能得到城市孩子一样的教育。
   6．罗某，一名普通的农家女，2004年参加高考，没有收到录取通知书，于是复读考上了大学。五年后，罗某发现自己的身份信息被篡改。这时，她才发现第一年高考时，被人顶替上了大学，顶替者正是同班同学，当地原公安局政委的女儿王某。目前，顶替者王某的大学毕业证书、学位证书、教师资格证书等已被注销，她父亲王某也被公安机关刑拘。
   《新京报》的评论指出，此事按程序分析，需“摆平”公安部门、教育考试部门、高校等多个部门。而这种“摆平”，恰恰是公众对升学招生所存在的问题中，最为忧虑之处。评论认为，要真正做到“阳光高考”，必须加强法律监督与舆论监督。在招生监督中，不妨引进异地监督和上级监督，打破地方力量的官官相护，同时，通过网络、报纸、广播、电视等方式，公布每所学校的招生进展和录取详情，在不涉及隐私的情况下，尽可能全面公示每个考生的信息，由此最大程度地压缩造假、作弊、潜规则的空间。
   7．高考在即，一则关于重点大学减招本地生源的消息备受关注。据《人民日报》2009年5月14日报道，目前各地高校陆续公布的2009年高考招生计划中，许多重点大学压缩了在所在省市的招生计划，扩大了在外地的招生名额。比如复旦大学的本地生源招生计划降至34%左右，武汉大学则达到了教育部此前提出的“本地生源逐步控制在30%以内”的要求。
   继1999年实行“省部共建”后，重点高校生源本地化现象一度愈演愈烈，多数重点高校所在地生源招生比例达到50%以上，有些甚至高达70%。十年后的今天，这一数字的变化的确是不小的进步，但重点大学从“地方名牌”向“全国重点”的回归还有漫长的路要走。30%的黄线达标不是重点大学“去本地化”的终点，必须从根本上扭转影响高校招生的内外部因素，从体制、从理念，而不仅仅是数字上下功夫。
   大学之大，首在胸怀。无论是孟子的“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还是蔡元培的“兼容并包”，都道出了大学的可贵之处。有胸怀，方能汇大师、聚英才，大学才有了赖以发展的坚实基础。而不少面向全国招生的重点高校却乐于“聚本地生源而育之”。原因何在?
   “省部共建”以来大学和地方政府之间纠结的利益关系是重要因素之一。部属高校要扩大规模、提高软硬件水平、解决教职工福利等，须仰仗地方政府的财政和土地支持。作为回报，高校在安排招生计划时向所在地倾斜。重点大学的教育资源成了高校和地方政府利益交换的筹码。
   殊不知，重点大学作为教育部直属的全国性重点高校，举全国之力而建，享用的是全国的财政资源，政策待遇、办学条件和学科力量无不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本着公共财政惠及全民的原则，重点大学有责任、有义务为全国各地培养和输送人才，而不应沦为所在地的“自留地”。更不容忽视的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重点大学的地域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里高校扎堆，欠发达地区则寥寥无几，重点大学“本地化”无疑将牺牲欠发达地区学生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权利，带来更多的教育不公平。“风物长宜放眼量”。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地方政府和重点大学都应深味此言。高校云集，必然带来人才汇聚，资金涌入，进而为当地可持续发展注入不竭动力，这本身就是对地方的巨大贡献。同样，支持属地高校发展，是地方政府的应尽职责。“创建世界一流高校”不是一句口号。以开放的胸襟，海纳四方英才，确保生源的多元化，是大学发展的基本要求。汲汲于眼前利益，自锢于一地，发展就无从谈起。重塑大学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仅靠两者的自觉还不够，需要有关主管部门和高校积极构思，拿出合理可行的刚性制度，更需要向社会公开制度设计的考虑并主动吸纳公众意见。比如30%的比例据何得出，还应将哪些因素纳入考量范畴，招生比例由谁制定、由谁审核等等。
   “全国重点高校”的名至实归，任重而道远。这一进程有赖于相关部门的共同努力和全社会的关注。
   8．在2008年教育界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回顾中，一批在教育体制改革之初十分活跃的教育家概括出90年代以来的教育有两个特点，一是“发展大于改革”，二是“单纯财政视角的发展”。其中，学校为弥补经费不足搞起五花八门的经营创收、政府千方百计解决拖欠农村教师工资之类的新闻，有着只属于那些岁月的鲜明印记。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从那时开始农村在“跨越式发展”中基本普及了九年义务教育，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大招生八年，在校生规模差不多增加了五倍。政府的教育投入一直在相对较低水平徘徊，还能让教育如此大发展，令很多外国人惊奇又羡慕。只是这种靠民众垫钱和银行贷款实现的教育数量规模上的“大跃进”，在某种程度上是以牺牲教育的品质——包括教育质量、教育公平为代价的。
   说起教育不公平的由来，杨东平一再提到上世纪50年代确立的等级化学校制度。那是中国工业化初期，国家为集中力量办好一小批重点学校，把基础教育的功能定位在向上一级学校输送拔尖人才。这个与义务教育理念截然不同的定位，自然把小学升初中以及初中升高中的考试变成了“小高考”。1986年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以后，这种做法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不复存在，因为义务教育是国家举办的面向每一个适龄孩子的强制性教育。然而至今，少数“优质学校”与大多数普通学校甚至薄弱学校并存的格局仍没有改变。
   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报告提出，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杨东平认为，这成为一个继续深入推进教育公平的标志。对国家而言是理念上的一次变革。上世纪50年代开始，中国的教育奉行国家目标至上，视个人为实现国家目标的工具，为此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改变乃至牺牲。如今，教育的两种功能得以彰显：既通过培养的人才兴国，又使人全面发展、关照民生。对学校而言，则意味着构建一种全新的“以人为本”的教育，强调体现“以每一个学生为本”，即“一切为了学生，为了学生的一切，为了一切的学生”。同时教育需要人性化和个性化，即所谓“因材施教”。
   据杨东平分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在“产业化”思路下，教育规律、教育价值被强势的经济话语、商业逻辑挤压，均暴露出教育公平存在的突出问题。
   ——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精英教育价值取向，将高等教育置于教育的重心，将城市置于资源配置的重心，倾向于维系城乡之间、重点学校与普通学校之间、公办教育与民办教育之间的“二元结构”，这些诱发教育不公平的价值特征在如今的教育政策制定中仍具有极大的惯性。
   ——原本出自上世纪80年代经济改革的“效率优先”概念，未经论证就成为教育发展不容置疑的“硬道理”，从而在理论上模糊了政府提供教育公共服务的特定职责，以及义务教育主要是政府的义务的概念，在现实中则混淆了政府和市场、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的不同功能，将政府用纳税人的钱提供的“公共产品”变成民众需要花钱购买的服务，架空了弱势人群享受公共服务的机会和权利，加大了教育不公平。
   9．“实现真正的教育公平。就是解决了教育的最大问题。”2009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大学原校长朱清时谈到对教育体制改革的最大期待时这样说。
   然而进入策划层面，就会发现阻碍重重。因为实现教育公平需要观念的转变，更需要利益格局的调整。比如，微观上仅一个“取消重点学校制度”的舆情民意，就涉及巨大的既得利益方的特殊利益，事关很多人的饭碗，因此要改变是相当的难。
   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杨东平说，教育体制改革以来推出的重要举措，无不被民间统统称为“内部人改革”，即在缺乏有效的社会参与和利益博弈机制的情况下，由掌控资源的部门主导的改革。由于资源垄断和缺乏监督，其价值取向往往不是开放教育市场，更多、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往往是被这些“改革”损害的。
   比如，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并非没有治本的路径可循。第一步是均衡学校的硬件资源，第二步是通过教师流动制度，促进学校之间的教学质量的均衡发展，这既是韩国、日本的有效经验，也是中国沈阳、铜陵等城市的成功实践。很多地方政府之所以不作为，是因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利益群体，名校当然不愿意丧失自己的垄断地位；而名校不仅是政府的形象窗口，而且是一些人享受“优质教育”的“近水楼台”。这是择校问题难以解决的关键。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院长李强认为，要完善已经形成的制度，需要在多元利益格局的现实中，建立新的公共政策决策机制，通过公众参与、多元利益表达和利益博弈等制度创新，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衡，确保教育公共政策的公正性、科学性。
   杨东平认为，教育公平应是明确政府行为的边界，它的体制保障在于规范政府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确立政府提供公平的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等基本职责。
   一直关注促进教育公平制度建设的上海交通大学教授熊丙奇提出，就学校管理来说，要建立教师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和大学生自治委员会，这些改革可以保障教育决策的民主，更可以及时保障受教育者的权利不受侵害。就公平就业来说，推行就业信息完全公开、增强大学生的维权意识，提高公职人员子女教育及就业状况的透明度，这些改革有助于营造公平的环境，促进每个大学生在人才市场完全靠竞争力说话。
   10．“不是学校不喜欢优等生，而是有些优等生水分太多，还是宁缺毋滥的好。”眼下正是全国高考考生选择报考志愿的关键时刻，一处看上去并不显眼的政策细节却值得注意：部分院校不承认或部分承认优惠加分政策。    ．
   近年来，高考加分政策的公正性逐渐受到质疑，滥竽充数的“南郭先生”频频出现使高考加分遭受到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一些高校招生老师说出了开头的心声。
   2009年4月份，河北省组织了一次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最后的结果却令测试的专家们大跌眼镜。河北省现场报名参加测试的984人(另外还有145人报名却未到场)，其中经测试不合格人数为163人，占总人数的16.57%。“个别考生的表现甚至还不如普通人，看上去不像接受过正规训练。”一位参加测试工作的体育老师说。
   而参加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的考生们此前却都有着“过硬”的资格：拥有体育部门下发的国家一、二级运动员证书，高级中等教育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八名，以及参加省级体育竞赛获单项前三名或集体项目前六名。
   按照我国有关规定，这些高水平运动员在通过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合格后，享有20分的高考加分优惠政策，优秀的还可以以特招方式免试进入高校就读。在河北省2009年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查出的163名“南郭先生”中，有一些考生已经提前与某些高校达成了协议即将就读，可谓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一次普通的高考资格认定测试却让他们露出真容。
   无独有偶，浙江省教育考试院日前也发布消息，该省2009年申请高考加分的4998名考生中，有483人未获得加分资格。
   “你要问究竟有多少高考加分项目，一下子我还真说不完全，想要权威数据我得仔细给你查查。”河北省教育部门一位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高考加分项目之多可见一斑。但他认为，高考加分近期成为舆论热点，也不能光让教育部门背黑锅，很多加分并不是教育部门能控制得了的。
   2009年河北省农村独生子女高考可加10分。按规定，考生要到当地计生部门办理相关手续。考生要携带相关材料和证件，分别到乡、县、市人口计生部门办理高考加分手续办公室进行登记核实，各县(市、区)办理完相关手续后，加分人员将分别到市人口计生委奖扶办办理审定手续。计生部门也能在高考加分项目占据管理的一席之地。
   记者从河北省教育考试院了解到，我国高考相关加分政策大致可分为鼓励性加分和照顾性加分两大类。鼓励性加分，是指考生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了某些方面的成就，由此获得一些加分的机会，如奥赛获奖、重大体育比赛获奖、省级三好学生等；照顾性加分，是指考生的自然属性和国家相关照顾政策下的加分，如少数民族考生、归侨及归侨子女等。优惠加分档次也各有不同，一般分为“增加20分投档”“增加10分投档”和“优先录取”等3种方式。
   高考加分项目很多，但真正能全部知晓的人却不多。记者在石家庄街头随机采访了一些行人，对于三好学生加分、奥赛加分等，人们大多都比较清楚，但说到科技创新大赛、边远地区人员子女等一些项目的政策优惠情况，很多人都表示不了解详情。
   石家庄一中副校长高春增认为，现在加分项目确实比较多，操作中如果出现问题就是对考生的不公平，政策需要有所改进调整。
   2009年高考前夕，有媒体披露浙江省航模高考加分成为一些有权有势人家的特权，某学校2009年提出航模高考加分申请的19名考生中，13名是当地各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其余6名是教师子弟。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对高考加分政策公平性的强烈质疑。
   “比如体育特长的学生，他们每天要进行体育训练，肯定会耽误正常课堂学习。参加大赛为学校或当地取得成绩和荣誉，高考时应该给他们有所补偿。”河北省教育厅思政体卫处副处长刘若群认为，所有高考加分项目设立的初衷都是为了尽量兼顾各方公平，并鼓励先进，所以加分政策需要继续保留，但前提是要加强监督，严查其中的腐败。
   事实上，各地近年都意识到高考加分的敏感性和重要性，纷纷加大了监管力度。以河北省2009年进行的高水平运动员高考资格认定专项测试为例，为保证专项测试工作的公正、准确，并方便群众监督，河北省在考场均设有公开栏、举报箱和直拨举报电话；现场报名时首次使用电子指纹机，记录考生指纹信息；测试检录时考生凭入场证人场，核验身份和指纹，避免冒名顶替。考试过程都会有工作人员进行录像。
   还有一些地方对高考加分政策进行了相应的调整。北京市逐步取消了航海模型、棋牌类项目等体育特长项目的高考资格测试；上海将文艺特长生的加分分值缩减；奥赛在重庆市的高考加分中比重也逐渐减少。
   河北省教育厅厅长刘教民表示，河北省教育部门正在考虑采用高考加分听证会的方式，把所有加分项目和政策摆到桌面上，邀请学生、家长、学者、媒体等广泛参与论证，如果有“民怨”过多的加分项目，可以考虑调整甚至取消，获得加分的程序和资格都可以讨论进一步改进。包括教育部门在内的社会各方需要通力合作，加强监督，规范程序，推进阳光招生，不给暗箱操作留下机会，真正让加分制度成为体现高考公平的利器。
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针对“如何促进教育公平”这一问题，你认为当前应从哪些方面人手?要求：有针对性、可行性，字数控制在350字以内。
选项
答案一是建立公正的制度。解决教育不公平问题，首先要建立公正的教育制度，为了确保教育公平，必须建立公、私领域界限分明的公正的教育制度。 二是转变观念，建立教育机会均等的新教育体系。转变教育观念是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发展的前提。要促进教育公平，就要在观念上、体制上改革。根据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结合城乡建设规划，制定优惠政策和相应机制，加大对落后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教育支持，大力推进义务教育的均衡化建设。 三是加大教育投资力度。从根本上解决教育不公，就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为满足广大民众的需求，应努力增加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并将教育置于适度超前发展的地位，以法律法规形式确定教育投入的总量和比例。 四是进一步完善办学方针和政策。要真正实现教育均衡发展，必须完善致力于给所有人提供受教育的机会，调整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布局，制定长效优惠政策，努力实现义务教育的均衡化。
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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